单身女性进行社会性冻卵的正当性分析与实现路径

社会性冻卵是保有女性未来生育可能性、保护女性平等生育权的重要途径。我国目前在部门规章中规定禁止单身女性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进行冻卵，这种规定罔顾社会实践的客观需求。目前国内反对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的三点主要考量因素并不是真正的障碍，向单身女性开放社会性冻卵是合法且合理的。在我国向单身女性开放冻卵技术，可以将“冻卵”与“生殖”分离看待，以解决伦理问题，取消现有的禁止性规范并建立严格的登记制度和知情同意制度，以防范负面风险。     

单身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正当性证成

单身女性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是由于地方政策的限制和司法实践的否认，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存疑，也不符合社会现状和生育政策导向。结合社会生育观念转变、结婚率下降和人口安全等因素，单身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已具备社会基础。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看，根据“下位法不得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上位法并没有限制单身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权利，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也就此作出政策调整，取消限制性规定。生育权是一项人格权，为解绑生育与婚姻的错误勾连提供理论基石。同时，生育保险具有国家人口调控、公民生育权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三重功能，允许单身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符合生育保险的功能定位。当然，单身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也需适当限制，排除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或代孕行为的单身女性申领生育保险。     

人类辅助生殖中的卵子分享模式研究

人类卵子具有精密性、稀缺性、人身性和伦理性等特征,在人类辅助生殖中价值独特。受卵子来源限制和研究用卵子需求增加等影响,辅助生殖治疗用卵子供不应求。为缓解卵子供需矛盾,一些国家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卵子供给模式。卵子分享模式较之于无偿捐赠模式和买卖模式,更符合公平、有利的伦理原则,是增加卵子供给的理想选择。目前我国已在实践卵子分享模式,但制度建构尚不完善。我国应积极借鉴国外有益做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卵子分享制度。     

后民法典时代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

尽管我国《民法典》第110条未明文列举生育权，但其条文内容的开放性为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提供了制度空间。生育权的正当性源于其自由价值，当下我国生育观念在保留传统家文化的同时，也基本完成对生育自由价值的吸纳。随着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公法对生育权的合理规制不构成对私法上生育权成立的阻碍。尽管生育行为须男女两性配合完成，但关于是否生育的选择本质上由个人作出，故生育权归属于作为个体的自然人，而非作为整体的夫妻。其中，即使男性在生理上无法孕育子女，但因其妻是否妊娠直接关乎丈夫的家庭规划，所以丈夫也有参与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权利，这在人类辅助生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故男性也属于生育权的主体。生育权与身体权、健康权存在本质差异。虽然对生育权的行使往往落脚于对自己身体的支配，但正如婚姻自主权、缔约自由权早已从“行动自由”这一兜底性权利中分化出去一样，生育权也因具有极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而应与身体权区分开来。生育权与健康权的区别较为明显，前者是自由性人格权益，而后者是物质性人格权，且两者价值追求也截然不同。生育权具有典型公开性，社会认知对于生育自由的重要性早已达成普遍共识；从对现有裁判文书的梳理来看，生...     

人工辅助生育技术中的伦理争议及潜在风险分析——以代孕、精子卵子库为例

涉及人工辅助生育技术中的伦理问题,学术界争议不断.文章在理性地指出人工辅助生育技术中客观存在的伦理问题的同时,更看到了现实问题,即在我国,目前代孕和供体供精都因强劲的社会需求致使有泛滥的危险.故而,文章从伦理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出发,指出了学术界关于支持代孕、精子卵子库讨论中的误区,提出了有限生育权,认为应严格并有限使用人工辅助生育技术、防范近亲婚配,谨慎开放亲属间代孕,严控供体供精.     

人工生殖技术立法的基本构想

人工生殖技术的立法规范通常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如何确定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二为管制层面。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人工)生殖目的”为主要标准、“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为补充来确定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同时,人工生殖技术作为一种补偿性的生育手段,应当以“公平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相结合规范其适用。     

作品使用者权的价值回归与制度构建——对“著作权中心主义”的反思

著作权法以“著作权中心主义”作为制度建构的主线,侧重于作品创作者权和传播者权的保护.作品使用者权的制度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在立法上还欠缺完善的制度建构.作品使用者权在基本人权、私权逻辑和利益平衡机制方面都具有足够的正当性,它不能仅仅被界定为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制度,也不能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作品使用者权具有独立的制度价值,具有和著作权相同的法律地位,需要从权利构造的角度对其进行完善.     

论中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完善——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相关制度为视角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专家辅助人，作为诉讼角色能够帮助法庭就鉴定意见进行有效质证，在保证庭审实质性的同时促进“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在司法实践中，专家辅助人制度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具体运行规则的缺失是导致这一情况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关于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和专家意见的证据属性等问题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俄罗斯、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专家辅助人相关制度已经有效运行了几十年。在中国未来的司法改革中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相关规定——确定专家辅助人的辩护人诉讼地位，明确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例如鉴定情况通知权、鉴定内容建议权和阅卷权等，这样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更加有效运行。     

生育权辨析

生育权是决定是否生育以及如何实现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 .计划生育对生育权既构成一定的限制 ,也与之有内在的统一性。为了尊重子女 ,对他们负责 ,在我国现行法律架构中 ,生育权的主体以作为夫妻的公民为宜 ,因而生育权属于配偶权的组成部分 ,夫妻平等享有。生育权是生育决定权、生育请求权、生育方式选择权和生育知情权等具体权利的有机统一 ,有的为夫妻同等享有 ,有的则不对等地享有 ,以实现事实上的平等     

生育权辨析

生育权是决定是否生育以及如何实现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计划生育对生育权既构成一定的限制,也与之有内在的统一性.为了尊重子女,对他们负责,在我国现行法律架构中,生育权的主体以作为夫妻的公民为宜,因而生育权属于配偶权的组成部分,夫妻平等享有.生育权是生育决定权、生育请求权、生育方式选择权和生育知情权等具体权利的有机统一,有的为夫妻同等享有,有的则不对等地享有,以实现事实上的平等.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制度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创新主体”生成发明对现行专利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人工智能生成发明是否属于可专利主题、发明人主体资格与人工智能生成发明权利归属如何确定、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权保护对公共利益是否可能产生损害等。在客体制度中,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属于可专利主题,能够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要求,其中在创造性判断中有必要根据人工智能特点适当调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判断标准。在主体制度中,发明人需为“自然人”,在激励理论下探讨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权利归属,需要综合衡量各主体的作用、贡献度以及激励程度来进行确认。在限制制度中,有必要考虑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权保护期的设定、充分公开义务的加强以及防止权利滥用措施。     

论我国生育权中的利益考量与人权保障

生育权包含生育资格和生育自由两项内容,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情况制定人口政策,对生育权进行合理限制势在必行。各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都基于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考量。我国人口政策从具体国情出发,在限制生育权中生育数量等“消极权利”的同时,对生育权中的生殖健康保障等“积极权利”予以保障,从而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独身女性无伴侣生育的社会困境——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与社会需求的契合问题探究

生育权是公民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随着人类辅助性生育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大龄未婚女性群体规模的迅速增大,大龄未婚女性通过辅助性生育技术保障生育权的社会需求随之出现。文章围绕独身女性辅助性无伴侣生育遭遇的现行生育政策排斥、伦理正当性诘问、孩子权利损及等三大核心障碍,反思、探索破解之径,并提出从政策上承认大龄未婚女性生育权、改善辅助性生育技术扩散的社会条件、全方位保障人工非婚生孩子合法权益三大对策。     

浅议我国遗产“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制度源于罗马法的义务份制度,是一种限制遗嘱自由的手段.现代民法,以“社会本位”为立法基础,为维护社会利益应对个人自由予以适当程度限制.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的特留份权利人是由身份决定的,而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规定的特留份权利人是由需要决定的.我国享有必要遗产特留份额的人仅限于法定继承人中的“双缺人”（即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和胎儿,这种因限制过少而自由过多的弊端极为明显.建立我国“特留份”制度的思路应当是：扩大特留份制度权利主体的范围,在特留份的份额上设定可量化的标准与数额,对于“特留份”权利的行使进行适当限制.     

生殖焦虑与实践理性：试管婴儿技术的人类学观察

尽管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大量不孕夫妇生育儿女的福音,但其并非百分百的成功率,或者说与这一技术相伴随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对现代技术与生命及伦理的相关性及关联度提出了挑战。本文从人类学角度讨论辅助生殖技术既缓解又生产焦虑的双刃剑作用,这也是近距离观察分析医学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生活交互关联、影响的一个视角。同时本文也试图通过讨论生殖焦虑之下如何做出临床决策,而展现中国日益兴盛的辅助生殖技术的独特文化语境。     

浅议死刑犯的权利

自然人在死后产生两项道德权利与习惯权利——身体权与丧葬权,死刑犯作为死者中的特殊群体,死后亦应当享有这两项权利。从权利属性而言,死刑犯的身体权与丧葬权为死者生前人格权的延续,具有人格权与物权兼具的特殊属性。从权利位阶而言,身体权与丧葬权关系密切,丧葬权从属于身体权。死刑犯的身体权与丧葬权具有深厚的社会伦理基础,亦符合法律逻辑的题中之义,为解决现代中国死者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现实法律问题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方向,尤其对于解决死刑犯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法律问题提供参考。     

就业权：理论、制度与类型

在就业压力凸显的社会背景下,就业权不应仅是象征性的权利宣言,而应当是具有理论支撑和实际诉求的法律权利,进而能够厘清与就业相关的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理论上说,就业权是指未就业的劳动者在寻求建立职业从属劳动关系的过程中所享有的,获得国家就业辅助以及自主、平等就业保障的一种工作权。此种权利在计划型与市场型两种就业制度下有着根本区别。并且根据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不同可以划分为平等就业权、自由择业权和就业辅助权。     

控、辩平衡对律师辩护制度的要求

控、辩平衡是保证法官“兼听”、实现诉讼公正的重要机制。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辩方权利的限制是控、辩失衡的现实原因。从立法入手限制控方的权利,保障并扩张辩方的权利以矫正现有的律师辩护制度,是诉讼程序正当性以及被告人人权保障的要求。具体说,就是要赋予辩护律师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强化申请取证权、扩大阅卷范围等权利,并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强制辩护制度。     

《基因完整法》：瑞典辅助生殖立法最新进展

瑞典一改过去的单行立法、分散立法模式,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研究成果临床转化以及辅助生殖医疗实践统一于一部《基因完整法》。《基因完整法》内容丰富具体,规制范围广泛,涉及医学辅助生殖、遗传资源调查、基因诊断和治疗、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人类卵子的使用等内容,对其他国家相关立法具有指导借鉴意义。瑞典辅助生殖立法最具特色的是有关基因来源知情权的条款,明确赋予人工生殖子女以基因来源知情权,受到举世关注和各国仿效。     

论委托调解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兼谈委托调解的主体框架关系构建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调解程序中体现为调解权与调解辅助权的关系。调解权是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在调解程序中处于主导地位。调解辅助权是法官权力的体现, 旨在引导和辅助调解权的实现。在委托调解中, 独立调解员一方面从当事人的调解权中得到授权以引导调解, 另一方面从法官的调解辅助权获得支持。当事人主导、独立调解员引导、法官辅助, 构成委托调解的合理格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