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明社会”本质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文明社会理论认为:"civiliz(s)ation(文明或文明社会)"不是指社会的进步状态或精致的文化形态,而是指"国家"或"国家社会"。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作为警察而存在。国家要素应区分为本质要素与非本质要素,专偶制家庭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探讨国家的起源就是要寻找国家本质要素的出现时间、方式与过程等。     

汉代中西交往与社会开放

(一) 在上古时期,旷远的亚欧大陆(包括西亚毗邻的非洲东北角)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几个古代文明。但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之限制,这些古典文明几乎是相对独立地发生、发展着,尤其是分处于大陆东西两端的古代希腊、罗马和秦汉以前的中国,基本     

原始艺术及其在民间文化中的遗留与影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问题的探讨

原始艺术是指人类在史前社会所创造的艺术以及世界进入了文明时代后现存原始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民间文化主要是指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门槛以后的不同发展阶段(如狩猎文明、游牧文化、农耕文明)社会条件下所创造的民俗文化.原始艺术是原始社会人类思维和精神领域创造活动的结晶,民间文化是原始艺术的合理继续.但随着人类智力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原始艺术中的大量原始思维(如原逻辑思维)和意象(表象思维),逐渐被文明时代的思维(向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概念思维过渡)和意象所代替,向文明跨越和发展.但在漫长历史阶段中成长起来和发展着的民间文化中,仍然会大量地、长期地残留着原始时代的神秘思维碎片和文化印迹.当前,在研究农耕社会条件下形成与发展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强调关注民间文化与原始艺术的关联、原始艺术给民间文化的遗留和影响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礼物的艺术——礼物社会学视域下的艺术

礼物社会学由法国文化人类学家莫斯等人开创,旨在研究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现象。莫斯认为,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以礼物交换为中心的,形成了人与神、人与物、人与人混融一体的礼物社会和礼物文化。礼物具有赠予性、相互性和神圣性。原始部落的节庆仪式(原始艺术)作为礼物赠予活动的仪式,本身也成为礼物。节庆仪式转化为早期文明社会的国家文化礼仪,如古希腊罗马的史诗、戏剧以及中国的礼乐文化等,作为礼物文化的变异部分地继承了礼物文化的特性。在后来的文明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礼物文化被商品交换和契约关系摧毁,人与神、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混融一体关系瓦解。但是,文明时代的艺术特别是现代艺术,以其审美属性具有了赠予性、相互性和神圣性,从而作为一种礼物沟通了人与世界、人与人,重建了礼物文化。     

秦汉文明发展的特点

秦汉时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阶段是封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和巩固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持续达四百余年之久的封建的统一王朝,其所建立的制度影响及于此后的二千余年,对世界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亚洲;其所表现出的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在以后的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一再重复出现。因此,秦汉时代可以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奠基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明发展,概括地说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的特点。     

中国文明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新探

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所回答的问题,应当是上古时代社会如何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及进入文明时代的具体时间与标准,而不是对于自有人类出现以来文明因素逐渐增长情况的说明。断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除了金属使用、城市兴起等“物”的因素之外,“人”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文明时代的特征,不仅表现于“物”,而且表现于“人”——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只有文明时代的“人”的出现,才意味着文明时代的降临。我们应当理出若干文明起源的线索,认识在那个“长时段”里面人的思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而由原始思维转变为理性思维。上古先民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增长的智慧,是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中国文明的起源应上溯至五帝时代

本文从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文章对中国文明起源于夏代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夏以前的五帝时代，已具备了文明时代应具备的条件：金属工具在生产和生活中较普遍使用，城镇形成和出现较大规模的宫殿建筑，并出现了刻在陶器上的文字，特别是当时国家机构已经形成，甚至相当完备，行政职能、行政区划以及刑法、军队都有一定规模。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古国一样，五帝时代也处在小国争霸到统一国家建立的历史阶段。因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不是夏代，而是夏代之前几百年的五帝时代，也就是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中期起，中国已形成了最早的国家与文明     

中西亚印章及艺术的东传

自秦汉以来,汉式印章发展成熟并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用印制度,但西式印章尤其是中西亚印章及艺术风格还是沿丝绸之路传播到东方中国,中古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多有遗存。本文主要根据东西方文物考古资料,探讨中西亚即波斯、犍陀罗等地的印章文化等对中古中国的影响,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东西文明之间交流的重要影响。     

平等政治权益:半个多世纪以来马来西亚华族的追求

本文主要从法律、政治等层面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马来西亚 (1963年前为马来亚 )华人社会地位取得及演变过程 ,分析马来民族主义和英国殖民政府政策对华人社会地位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 ,马来西亚华人为争取整个族群的政治权利进行了长期的奋斗 ,虽然取得了公民权 ,依法享受了一部分公民权益 ,但是在马来人为主人 ,马来人地位优越至上的宪法原则下 ,马来西亚华族在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没有获得与马来民族同等的政治权利。但是马来西亚华人为了争取整个族群的社会地位 ,体现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特点 ,非常注重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的保护和发展 ,并努力维护已取得的政治权利     

文明的起源与文明时代

对于文明起源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奴隶社会。其理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中,按着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法,把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因此,便简单地认为,蒙昧和野蛮时代的生产力极端低下,不可能有人类的文明。只是在人类“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产生“真正的工业和艺术”,进入了“文明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页)才开始了人类的文明。我认为这是对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论述的误解,混淆了人类文明与“文明时代”两个不同概念的含义。     

论治理文明——兼论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文明意蕴与行动自觉

广义上的治理文明是指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从事各种管控活动所取得的进步状态与进步成果的总称。狭义上的治理文明主要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国泰民安、繁荣富强，从事治国理政所取得的进步状态与进步成果的总和。治理文明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和理解人类文明的重要视角和深层逻辑，具有历史性、多样性、传承性、发展性、可塑性、结构性、层次性、互鉴性的特点。依据治理的构成要素，可以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治理行为、治理绩效等方面对治理文明进行评价。治理文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亮点，新时代的“中国之治”蕴含着新型治理文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新时代的治理文明在高水平上起步，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文明的行动自觉。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中国文明源于何时一种意见认为,所谓文明是指在原始公社废墟上建立起国家政权而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进程,其标志有三条,即都市、文字和青铜器的出现。根据考古遗迹和文物发掘,只有到了商代才具备这些条件,     

关于古代中国文明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学术研讨"的研讨

文明是人性的存在内容,古代文明是古国心灵的律动.史学界对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的研究中,遵循剩余→私有→阶级→国家=文明的模式,在这个直线上升的固定化模式中文明的实质脱离人而被转移为国家的存在;文明的起源渊于"剩余"而成为私有制的产物;文明的形成在于社会的分化而成为阶级争斗的结果.这个模式的"底线"是阶级矛盾,根本的问题是文明脱离了人.文明脱离人而将文明等同于私有制、阶级、国家,在古代文明的研究中会出现许多误断,也不能揭示古代中国文明起源的状况.文明脱离人,多元、博大的古代中国文明将成为单一的僵化的文明,充满东方人文情怀的文明将成为无人文意蕴的野蛮文明.呼吁史学家们从泛阶级论的无意识中走出来,用新的理念与情怀重新审视古代中国文明.     

农耕与游牧交汇下中国古典戏剧的文类变异

以异质文明之间的影响为视域,以希腊悲剧"苦尾"为比较点,发现有两个重要原因导致中国悲剧出现"乐尾"现象。农耕文明中的乐感情结与苦难情结之间的内在张力为"悲身乐尾"的艺术结构提供了植生的土壤;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的强力作用下,原来的文艺在结构、秩序与功能上发生了变异。在文类形态上,中国出现了戏剧的"二度诞生",并产生了普世性的悲剧形态;在文类功能上,悲剧与哲学(宗教)共时地肩负起诠释与化解"人役"苦难的历史重任,哲学(宗教)与悲剧的"共时同台",化生出"悲身乐尾"的艺术式样。     

谈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文明的发端什么是文明?目前一般均认为是指社会的进步状态。但文明并非从来就有的。人类是经过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才进入文明时代的。从蒙昧到野蛮,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还不是文明。因此,研究文明应该从它的发端开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马克思所作的摘要,描绘了一幅从蒙昧时代直到文明时代开端的发展图景,他说:“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法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     

关于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问题的新思维

以往学界用以表述中国古代社会的诸多概念和范畴,如"五种生产方式"说等,基本都来自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唯独缺少产生于中国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而在理论模式的建构方面尤为贫乏。事实上,全部中国历史的进程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运转的,国家权力决定并塑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中国国家的核心权力是土地国家所有权;周至清间社会形态可分为四个递进相续的时期:邑社时代(西周春秋)、官社时代(战国秦)、半官社时代(汉唐间)、国家个体小农时代(宋清间)。     

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特征

甲午战败后,受到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梁启超超越洋务派体用界限,转而从文明主体人(国民)的角度,试图通过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重塑符合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崭新国民素质的路径,以达到救国甚至创新文明的目的.但是,新民思想处于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再加上中国社会根本缺失西方式的人的解放的内在支撑要素--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生产以及社会等,都决定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具有民族主义倾向.     

官僚主义起源论（四）

四、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官僚主义起源的机制(寄生规律),既决定了官僚主义反复再生的机制(幽灵规律)和个人官僚主义与体制官僚主义的转化互生机制(异化规律),同时也决定了官僚主义运动形态的基本格局——以国家形态出现的官民对立统一的机制(载覆规律)。国家,这是官僚主义表现的主要领域,这不仅指过去漫长的人治时代,而且指今后漫长的法治时代,也许还要指无穷遥远的未来。如果说,官僚主义的起源,不仅与人类的起源有同步性,而且由于个人官僚主义与体制官僚主义的互相转化而与人类的发展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官僚主义随时随地都可以起…     

论哲学视野中的文化模式

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普通的、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样法,它往往以文化模式的方式而存在。文化哲学所探讨的是在较大尺度上在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共时态视野中,主要有民族心理意义上的文化模式和文明形态意义上的文化模式;而在历时态视野中,人类历史主要经历了原始社会的自然主义文化模式、农业文明的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此外．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批判现代工业文明时,正需求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出现。主导性文化模式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决定着个体的行为;构成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的内在机理;在深层次上标志人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步。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若干问题

文明起源应该区分为文化成就的起源与国家的起源。从国家起源的角度讲,文明起源的要素不应是各种因素的简单排列,而是社会分化逻辑展开的结果。如果中国文明中存在玉器时代,我们就应承认,不能以其它文明中无玉器时代而加以否认。起源阶段与早期阶段的文明不可能是奴隶社会。此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还很有可能为陷入困境的中国历史分期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