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商的常时性来往——评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

李镇汉新著《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在细致梳理史料基础之上,论证高丽时代宋商往来具有常时性。全书约21万字,共分为八章。该书突破以往学界对于“宋商往来问题”研究困于《高丽史》与《高丽史节要》的现状,仔细爬梳高丽时代文集以及宋代相关文献,挖掘出可以论证宋商常时性往来于高丽的间接例证,展示了宋与高丽活跃的贸易往来,有利于推动学界从新视角看待宋丽贸易。     

韩国的蒙古学研究概述

一、韩国与蒙古之关系依据《高丽史》记载,公元995年高丽国曾派10名留学生到契丹学习蒙古语。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韩国与蒙古族间最早交流的史实,由此至1995年,韩蒙间文化交流已愈千年之久。高丽神宗时,铁木真率军征服了周边的诸多部族,且形成统一体,其势更强。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此后,他率部征服了亚欧大陆的诸多国家,并建立了大蒙古帝国。如此强悍的蒙古帝国也涉足高丽,蒙古使臣著古与被暗杀成为直接导火索,蒙古大将军撒礼塔于高宗十八年(1231)进行了第一次入侵,由此开始,蒙古…     

北宋与高丽使节往来二题

北宋建隆三年(962),高丽国王王昭遣广评侍郎李兴祐一行入宋朝贡.第二年(963)春,宋太祖下诏册封高丽王.高丽王受到册封后随即派出时赞一行入宋谢恩,并在是年年底奉行宋年号.这一过程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的时间,史料表明李兴祐一行并非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二是使节时赞的身份,虽然《宋史》记载他是高丽朝贡使,但《高丽史》却记载他是宋册封使.只有弄清这两个问题,才能明了北宋与高丽封贡关系建立的整个过程.     

翦伯赞复李少一的信

李少一同志: 接到来信及《关于郑圃隐》一文,也看到郭沫若为郑圃隐问题回你的信。你向我打听郑圃隐其人的历史,我和郭一样也不清楚。经请教我校东方史专家周一良教授,知此人在《高丽史》中有传(见《高丽史》卷一百七十,列传第三十)。经检阅《高丽史》本传,知道郑原名梦兰,字达可,九岁改名梦龙,旣冠,又改名梦周。他著有《圃隐集》,圃隐是他的笔名或别号。     

清代东林形象的塑造及其转变——以《东林书院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记录东林书院历史的志书有两种,一为由严瑴编、高世泰续编于康熙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一为高廷珍等编雍正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两部志书中的东林士人形象,经历了由学术、事功、气节并著,到理学传人的转变。不同的情境之下,志书编纂者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模式。“严志”为驳斥东林祸国之说,塑造出东林士人“理学、事功、气节并著”的形象。“高志”编纂之时,处于紧张的文化氛围之中,其编纂者遂采用“道统”叙事模式书写东林历史。一方面,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士人选择较为安全的叙述路径;另一方面,士人的自我规训,亦使得历史书写趋向官方的意识形态。东林形象的转变正是这两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上书"的文体特征与《文选》"上书"的劝谏模式——兼论上书体兴衰的政治土壤

“上书”是专用于送呈诸侯王的文体,以否定对方为逻辑基础,以希冀对方收回成命为目标。《文选》上书体以劝谏为用意核心,形成了扬古抑今、理情兼用、指陈利弊的劝谏模式。其选文或以吴王为劝谏对象,或为作者于狱中自辨其冤,得失相参,各极其妙。“上书”体兴盛于战国末期和西汉初期,这也正是诸侯王权势最盛时期。此后,随着诸侯王势力的衰减,上书体失去了士人用以炫才求仕的内动力,因而渐渐衰落。     

试析韩国古代山水游记的创作:以作者及作品的历史展开为中心

韩国山水游记的创作始于高丽中叶 ,至朝鲜时代出现大量可以与中国相媲美的作品。朝鲜前期的山水游记主要受中国宋代山水游记与高丽末期李谷的《东游记》及安轴的《关东瓦注》的影响 ,其类型代表为以“游—记”、“游—录”为中心的汉文山水游记和以《关西别曲》、《关东别曲》等“———曲”体为中心的韩文观游歌辞。朝鲜后期山水游记最大的特征是领域的扩大 ,同时 ,汉文山水游记与韩文观游歌辞并行发展 ,女性作家的出现也是这一时期的成果     

"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历史上的跨海人文旅行——明朝高丽文人郑梦周的渡海入京与其人其诗的古今影响

明朝初期,朝鲜半岛高丽-朝鲜王权鼎革,郑梦周作为高丽末重要官员和文人,多次渡海赴京,对当时、对后世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其在中国的影响,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明初,来自高丽末朝鲜初王府的遣官入京奏报,郑梦周是作为高丽王府的"权臣""奸臣"定性的.第二个时期始自朝鲜初期成书的《高丽史》对郑梦周评价的彻底转变.于是在中国本土,对郑梦周的定性与评价,也随之彻底转变.到了明万历进士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明朝属国朝鲜的郑梦周诗成为重要选项,因之影响巨大.《列朝诗集》于清康熙间传入朝鲜,受到朝鲜一方的高度重视.清中叶朱彝尊编选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郑梦周又是必选,并按语对《高丽史》不没郑氏事迹大加称赏.晚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五又记有《朝鲜诗录》在同治年间辗转抄阅流传的情况.《朝鲜诗录》共四册,录郑梦周诗"几盈二册",可见郑梦周及其诗在明清中国本土的影响.第三个时期是现代中国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学界对郑梦周的"重新发现"高度重视.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中国学界有了不少全面研究,另一方面是中韩两国共同对郑梦周在中国本土的历史足迹的考察发掘、缅怀纪念,和对其当代价值的共同认同.     

官学下移与游士之风——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三）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造成了“礼崩乐坏”的文化变迁。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大比兴贤之制成为历史遗迹,导致士人群体发生质变。首先,“士”不再是“有职之人”或“有爵之称”,而是沦为“四民”之首。他们的入仕方式由官方的挑选变为双向选择,从而游说之风大起。其次,急剧兼并造成的人才渴求状态,以及僭国大夫笼络人心形成的礼士之风,为士人的活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主、客两大因素的相互催发,时至战国,士人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克服厌学,埋头苦读以改变生存环境,朝为田舍郎暮为侯王相的仕途迷幻成为当时士人社会的流行风。二是傲睨人主,倡言士贵,以道自任,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弥漫士林。这种自我意识的高扬与自身价值的确认,正是士人文化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高丽史·乐志》“唐乐”传入时间考

《高丽史.乐志》中的“唐乐”,含有大量北宋年间的曲词,清代以来,一直是词曲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之一。但对其由宋传入高丽的时间,学者们基本同意它大致是宋徽宗年间所赐大晟乐。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则进一步考证了唐乐的确切传入年代,认为应为政和七年二月,该结论在目前学术界尚未见论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又简单论述了该结论的确立对大晟词研究的重大意义。     

明清文网述略

明清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也是专制主义君主集权制度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时代,象蜗牛般迟滞的封建经济、高度强化的封建政治,窒息着整个社会机体,使之成为一具“在紧密的棺内保存着的木乃伊”(马克思语)。由这种政治经济格局,又派生出极端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一方面,朝廷将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规定为人人必须崇奉的官方哲学,并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化,以收买、罗致广大士人;另一方面,又推行凶恶的迫害政策,屡兴大狱,对于在思想、文字上稍有“越轨”、“悖逆”表现的士人,都无情镇压,甚而株连九族。     

“温柔敦厚”与“风雅正变”——清初遗民对传统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温柔敦厚”诗学生成于“华夷之辨”思想张力尚未完全形成的春秋末期。《诗三百》“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变风变雅”存焉。对于“温柔敦厚”诗学,后世倡导者有之,突破者有之。明清易代,中原板荡,华夷易处,遗民直面传统诗学,主张风雅正变系乎时,认为“愤而不失其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从诗学理论与诗文创作两个维度实践“变风变雅”之音,实现对“温柔敦厚”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大明律》传入朝鲜考

《大明律》传入朝鲜的时间 ,尚无明确的记录可循 ,但据《高丽史》记载 ,《大明律》系于高丽朝末传到朝鲜半岛 ,当时的高丽已认识到施行此律的必要性 ,并在建立朝鲜王朝的太祖李成桂之后 ,全面接受和施行了《大明律》。由于文化的差异 ,《大明律》的传入给朝鲜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和影响     

关于《渤海国记》

靺鞨族大氏所建立的渤海国,其族系,《新旧两唐书》说法不同. 旧书《渤海传》:“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新书《渤海传》:“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一称为高丽别种,一称为靺鞨附高丽者.金统??先生《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九《丛考》对此依违两可,他开始似乎倾向旧书的说法,但接着又说:“考粟末靺鞨为勿吉七部之一,居于长白山之北,高丽盛时盖已并而有之……高丽既亡,大氏一族迁于营州,后来李尽忠之乱,东渡辽水,保聚于东牟山,北即粟末故地,去大氏所居故地亦不远,其所治之民亦多仍粟末部之旧,故旧新两书皆以粟末靺鞨称之……总之,大氏一族初附于高丽,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以史为基 继往开来——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研究宋史、高丽史、宋丽关系史的宝贵资料,也是科技史、海上交通史以及旅游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孙希国博士以此书为研究对象,在梳理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了这部奉使朝鲜纪行作品对当下和未来的价值。该研究全面系统,消除了一些疑惑,纠正了许多认知错误,还原了历史真相。该著旁征博引、考释精审,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孙奇逢对宋明理学三大公案的解读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他以合会朱王为纲,形成了对《太极图说》辨、朱陆异同辨、“王门四句教”三大理学论题的新认识。他认为《太极图说》之辨的实质是不同理学家站在不同立场而产生的本体论认识上的不同;对于朱陆之辨,他认为朱陆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学者要道问学和尊德性并重;对于“王门四句教”之辨,他认为“无善无恶”是论心而非论性。孙奇逢对此三大公案的超越性认识,使其理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出明末清初的理学特色。     

高丽王朝的告身及其文书体式变迁

告身起源于中国,是官人任官授职的公文凭证。高丽王朝建立后受唐制影响,也采用告身作为人事任命文书。高丽朝遗存的告身仅有《金傅告身》《慧谌告身》《申祐王旨》三通,分别形成于高丽前期、中期与末期。通过对文书的内容与格式分析,可以看到朝鲜半岛告身的起源及其演变。高丽王朝的告身文书体式受到唐、宋、元三朝的影响,在实际运用中结合自身的政治结构对文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简化,使文书与其政治统治格局更加适配。     

累句工律：再论林惟正集句诗创作源流及用韵

韩国古代第一部诗文总集《东文选》收录了高丽诗人林惟正创作的46首集句诗。其342句诗句集自上至东晋陶渊明下至北宋末期汪藻等170余位中国文人诗词作品,其中以唐宋文人为主。共运用17个平声韵目,对仗工整,韵律和谐。从文体上说,它具有多元显现的价值：一是对中国唐、五代、宋代诗歌的校勘、辨重和辑佚等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二是从侧面反映出高丽时期汉诗创作兼具唐风与宋韵,即对唐宋诗歌均予以借鉴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