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发展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文章基于数字经济指数，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探讨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水平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地理分布差异显著，发展水平由下游向上游递减；数字经济城市等级体系不由经济水平所主导，不完全遵循已有的基于地理空间的等级体系；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呈热点区-过渡区-次热点区-冷点区的"驼峰"状空间分异格局，上海、苏州、嘉兴等城市为数字经济热点区；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信息化水平、城市等级、产业结构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水平、人口规模、人力资本作用甚微，意味着经济基础较差的地区也可以依靠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数字经济以实现经济"换道超车"。据此，提出设立机构，制定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壮大；打造基地，培育品牌，提升数字经济实力；深化合作，深入对接，创新数字经济模式等建议。     

“数字思政”的生成背景、基本内涵和实践运用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要求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内在选择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数字思政”被学界广泛关注和研究。“数字思政”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行高效整合利用,在数据要素支撑和驱动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开展与提质增效,进而实现多维度数字化融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数字思政”能够助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构建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空间,有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深层次变革。     

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数字经济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逻辑与效应

推动城市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数字经济纵深推进可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重要动力，并为实现城市间绿色协调发展带来新机遇。将数字经济作为重点考察因素嵌入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收敛模型，以中国277个地级市2012-2020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考虑空间效应与城市异质性因素后，中国城市绿色发展存在条件β收敛特征，即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收敛至同一稳态均衡水平。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收敛，其不仅发挥了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正向功能，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缩小地理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差距。数字经济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高城市绿色发展速度，从而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而绿色技术效率并非数字经济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重要机制。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收敛速度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快于东部地区，并且数字经济对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显著。     

多元经济空间交互运行，数字治理驱动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在新发展阶段,数据要素化和社会经济数字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数字技术革命加速推动人类经济活动向多元经济空间拓展,数字治理是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关键路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智治性是数字治理驱动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可以从规划编制、城市大脑、城市群安全防控、中心城市决策体系、中小城市场景开发等方面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从建设数字政府、发展数字经济、数据驱动创新、打造高品质数字社会等方面加快建设数字区域一体化发展体系。     

数字劳动异化的表征、危害及其超越

数字劳动是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劳动的全新形态,它在表征劳动层次跃升的同时,也在劳资关系重构中使得劳动异化形式在主体、客体、本体和权力关系等四个维度发生演变。数字劳动异化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加剧了人与技术的关系失衡,导致了新型劳资矛盾,破坏了全球数字生态,对以数字经济为主题的全球未来发展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面对数字劳动异化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如何揭露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的异化本质,进而超越数字劳动异化,构建中国特色和谐数字空间,业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此,可以从技术逻辑、制度逻辑和数字逻辑三个方面入手,协调推进技术价值观培育、数字命运共同体构建和数字生态建设。旨在把握数字劳动辩证逻辑的前提下,实现对数字劳动异化的超越,促进经济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础的多维转变

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就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基础实现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变,物质基础实现从实体经济基础向数实融合的经济基础的转变,产业基础实现从工业产业体系向数字化产业体系的转变,技术基础实现从工业技术创新向工业技术创新与数字技术创新结合转变,以及在制度基础方面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的完善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要最大程度发挥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技术基础的转变,进一步促进产业创新,实现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培育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优势。     

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正义原则

伴随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城市空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地理标识。对经济发展速度的盲目追求和对城市、城市空间认知的缺位,正在使城市空间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矛盾与冲突最集中的地方。空间与人的发展的失衡,空间的过度同质化,空间的"权力"特征和对自然空间的掠夺,日益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研究的突出问题。回归人的需要,尊重城市的本质,包容异质文化的多样性,回归城市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将成为我国城市空间正义追问中人们对空间发展的期待。     

以数字中国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中国是涵盖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发展战略。实施国家数字中国战略,有助于通过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来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切实赋能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并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作用机理上,数字中国建设能够强化创新驱动、协调区域发展、保障绿色发展、促进开放发展、推动共享发展。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建设数据要素市场、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以及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背景下青岛市服务贸易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数字经济这一概念的兴起,新的服务贸易模式和增长点正不断涌现,推动着我国外贸的转型升级。本文主要以青岛市这一走在服务贸易变革之路上的沿海开放城市为代表,研究其在贸易数字化的国内外大趋势下,如何立足自身优势,不断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同时也要认识到数字经济给其带来的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     

生态政治：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

目前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日趋严重,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生态政治运动、绿党的异军突起以及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增强成为生态政治产生发展的基础。生态政治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根本途径,生态政治也将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发展数字农业的综合考量及推进策略

放眼全球，为构筑农业新优势和抢占农业制高点，一些西方国家将数字农业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战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并利用信息技术和智能化装备形成了一整套数字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了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双赢。因此，准确把握全球数字农业上云、用数、赋智新机遇，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是突破农业发展瓶颈和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以及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长远性、根本性战略，也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为此，科学理解农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意涵并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系统梳理和综合考量阻碍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短板弱项，全力开展“补短板、强基础、促应用”行动，加快推进农业领域技术、模式、机制创新，促进数字技术和智能化装备深度融合应用，既能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也为乡村振兴铺就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实现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相互配合、相互支撑、一体推进。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批判维度

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生产批判理论彰显在日常生活批判、政治批判、生态批判三大维度。在日常生活批判上,包括对日常生活空间异化的批判和对自由、多元、开放的日常生活空间的向往,从而呼吁人们进行日常生活的艺术革命。在政治批判上,“空间生产”不仅考察了空间生产与城市化、全球化的紧密关系,而且阐述了空间生产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从而内蕴着空间正义的追求。在生态批判上,“空间生产”不仅阐述了空间生产的生态意蕴,而且批判了空间生产导致的非生态化现象,从而内蕴着空间生态伦理的追求。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批判中彰显的理论焦虑和现实关切,可以说,也是对发达工业社会城市空间生产无节制扩张的生态伦理反思。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测度与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将结构化数据与文本分析相结合，构建了地级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组合赋权法，测算了2011—2020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进一步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研究了城市群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群数字经济在考察期内实现了显著升级，但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十大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差异较大，具有明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态势。从空间依赖性来看，我国城市群数字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聚集效应，并且空间相关性总体呈现增强的趋势。为量化分析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分析范式与数据支撑，也为促进城市群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新时代对国土空间优化的新需求

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的转型期。发展最终都要依托国土空间,转型期必然对国土空间优化提出相 应需求。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这个综合集成平台,论述转型期存在的问题、表征及对国土空间优化的 新需求。应通过空间格局的优化,调整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政府空间治理能力和水平、提高公 众参与程度;统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方式, 更好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联动机制与政策优化

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正在引领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正朝着数字经济运行的模式转变。文章阐述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联动机制,即传统实体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拓展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传统实体产业平台化、网络化、数字化运行和效率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规模巨大的新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减缓了空间对经济活动的约束,扩大了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实体经济将数字空间里数据驱动的资源配置在现实的地理空间中实现,这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具有互补性。文章丰富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制的研究,也拓展了数字经济运行模式的研究,为推进数字中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启示。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

在数字中国建设下,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及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推动旅游产业“数字化”与“低碳化”协同发展。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指数、自下而上法、空间自相关、空间错位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剖析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中国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均呈现出“东部高,西北和西南部低”的空间布局,地区非均衡性显著;在空间集聚上,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均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出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的HH集聚以及以中西部地区为主的LL集聚特征;在空间错位上,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正向空间错位现象,广东省空间错位指数均值绝对值最高,呈现负向高错位特点;湖北省均值绝对值最低,空间错位演变较为复杂;在空间溢出效应上,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区旅游业碳排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对邻近地区旅游业碳排放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论“空间异化”批判主题的逻辑关系

空间异化批判包括三种主题:对空间生产本身的批判、对空间生产内部的物质生产实践的批判、以空间为载体的文化意识形态生产的批判。马克思分析了资本支配下的空间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指认了空间异化的历史根源及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研究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就业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2006—2019年中国265个城市数据和企业信息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可以有效促进就业,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创业活跃度促进就业,但提高生产效率也会抑制就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制造业、采矿业等从事简单重复和危险工种的劳动力,往往会受到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因此,建议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加快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拓展产业链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创业活跃度,通过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农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形态,数字经济向农业农村渗透将产生产业发展、生态优化、文化整合、治理规范和增收致富五大效应,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能。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存在乡村数字化转型能力弱、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数字化素养偏低、数字化人才匮乏四方面的因素制约,应从加快提升乡村数字经济能级,筑牢乡村振兴产业基础;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推动资源要素下乡聚集;培育乡村数字人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打造数字经济平台,拓展乡村数字应用场景等方面,持续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