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创新注意力与企业创新强度

基于高阶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的理论视角,以中国沪深两市2013-2015年间202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606个高管团队为样本数据,考察了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强度。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对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在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通过影响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进而影响企业创新强度。研究揭示了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对企业创新强度影响的内在认知机制,是对现有高阶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为企业创新实践提供了更加契合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参考。     

CEO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企业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

基于高层阶梯理论,以2009—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CEO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投入在两者之间发挥作用的机理。实证结果发现:CEO学术经历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在CEO学术经历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高技术服务业CEO异质性特征与 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高技术服务业下属的软件服务行业为研究对象,以沪深股市A股中软件服务板块的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选取CEO的学历水平、国际背景、技术匹配性、性别、自信程度、政府关联等6项指标作为前因变量,对影响高技术服务业创新绩效的CEO异质性特征组态路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创新绩效公司的CEO呈现出“技术型CEO”“高自信-政治型CEO”“高学历-政治型CEO”“高自信-国际型CEO”等4种模式;男性CEO占据强势地位,CEO “本土化”现象较为显著;CEO学历水平与政府关联的异质性条件组合可以和国际背景与自信程度的条件组合相互替代,均可促使企业获得高水平的创新绩效;企业非高创新绩效与CEO异质性特征之间的关系存在“黑箱效应”。     

企业创新与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从成本理论出发,研究企业创新与规模经济关系,经过理论分析得出：企业的最佳规模随着企业创新将不断扩大,科技创新是企业创新的核心,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是企业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企业的规模经济对企业创新也具有推动作用。     

双碳背景下CEO开放性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双碳背景下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是必然趋势，而CEO在绿色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5—2019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双碳政策实施以来CEO开放性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CEO开放性越高，重污染企业发起绿色并购的可能性越大；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和短视倾向在CEO开放性对绿色并购的影响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时，CEO权力削弱了CEO开放性对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的积极影响。另外，CEO开放性的提高会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并抑制普通并购，尽管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在短期内不会增加实质性绿色创新，但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分析发现，CEO开放性的提高对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风险承担企业、低环境监管省份企业以及高行业期望绩效顺差企业中更大。因此，重污染企业在鼓励开放性CEO开展绿色并购的同时，要健全企业高管间的沟通机制，适当抑制CEO权力的过度使用，强化企业绿色发展意识，借助绿色并购实现企业绿色转型。     

CEO权力与绿色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9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CEO权力及绿色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CEO权力越大,越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绿色创新在CEO权力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途径中起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了绿色工艺创新在CEO权力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绿色产品创新在CEO权力与企业财务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据此,企业应合理配置并适当增加CEO权力,重视绿色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并深入了解经济政策变动带来的外部风险和反向冲击,及时作出有效应对,以有效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企业文化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综述

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推动作用,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促进或者抑制的作用,还有一些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企业文化源自企业创新。基于此,提出利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整合学术界观点分歧的构想,以期为实证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企业社会资本、市场信息处理与企业包容性创新

文章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以市场信息处理为中介变量、企业志愿服务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包容性创新关系的研究模型。运用spss17.0和lisrel8.70对171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包容性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信息处理在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包容性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志愿服务对市场信息处理与企业包容性创新具有增强的调节作用。这对企业通过强化志愿服务、合理运用市场信息处理能力来促进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包容性创新的影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CEO 权力、产权性质与创新绩效

以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3年的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 CEO 权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产权性质对创新绩效———CEO 权力敏感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权性质会显著影响创新绩效与 CEO 权力之间关系的敏感性,非国有企业 CEO 综合权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持有本企业股权、具有较高学历水平、任期较长以及兼任董事长的 CEO 能带来更好的创新绩效。国有企业 CEO 综合权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较弱,但较小的董事会规模以及 CEO 持股有利于提高创新绩效。     

交易费用企业理论的局限性与企业理论创新

交易费用企业理论的局限性 ,在于交易费用理论不能全面而令人信服地解释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变动和结构变迁等问题。而新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新企业理论 ,诸如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和网络组织理论中的企业理论等 ,却在某些方面对企业问题作出了创新性的解释 ,是企业理论的重大创新 ,同时 ,也为人们分析认识企业的性质、规模和结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共生视角下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

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实现产业高端化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然而,中小企业面临资源匮乏等诸多困难,容易陷入数字化转型悖论的困境,如何实现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以166家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为分析对象,运用fsQCA方法探讨战略柔性、网络嵌入和环境规制如何共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表明：第一,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商业网络嵌入、政治网络嵌入、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均不是企业实现高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都对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第二,单一变量对数字化转型效果解释力弱,高数字转型可通过不同条件协同形成的“外部网络主导的协调驱动型”和“内部资源主导的战略协作型”两条路径实现;第三,非高数字化转型存在五种组态,均显示在缺乏协调柔性和政治网络嵌入两个核心条件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受到了明显的抑制。研究发现为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浅谈我国企业创新文化建设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发展战略的核心。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培育企业创新文化不仅对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于企业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变化、提高企业的文化软实力和推动科技创新具有战略意义。我国多数企业创新文化建设处于初始阶段，各级政府应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企业应牢固树立创新价值观，建立健全支持技术创新的企业制度和政策体系。     

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整合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企业科技活动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政府公共科技资源投入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其使用效率也一直受到质疑.以往研究对政府创新支持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创新已有较多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基于制度理论的观点,认为政府掌握着一些关键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企业创新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加强与政府间联系,获得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会产生积极影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则认为政府创新支持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降低创新效率,不利于企业创新.事实上,制度理论侧重于探讨创新资源获取问题,委托代理理论侧重于创新资源的利用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整合,以全面揭示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文章以2011—2013年安徽省科技型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产权性质对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 多案例比较研究

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是应对当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重要途径。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管制，促进企业转向绿色生产方式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深度访谈，应用扎根理论研究影响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深层次因素后发现，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等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存在显著影响。预期经济收益是前置变量，冗余资源是内部情境变量，利益相关者压力是外部情境变量，但它们影响绿色创新战略的方式和路径并不一致。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在转变企业经营模式上制定有效的管制政策提供政策建议和实施路径。     

经济性规制与企业创新战略选择

基于战略选择理论分析了经济性规制与企业创新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从不确定性的角度构建出经济性规制对创新战略选择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指出经济性规制的不确定性通过影响竞争的不确定性、消费的不确定性以及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来影响企业创新战略选择。     

CEO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将CEO来源按关系亲疏分为本人、亲人、熟人和外人CEO,以2007—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直接作用、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CEO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即CEO差序来源越疏远,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越少;创新投入在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调节了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据此,建议民营上市公司在聘请CEO时,优先选择亲人CEO和熟人CEO,在亲人CEO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可聘用熟人CEO,这样,更能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同时,企业应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为企业创新活动奠定基础。     

创业型领导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中介机制研究——组织学习能力与战略柔性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组织学习能力、战略柔性是新创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能力,而创业型领导是新创企业持续获取竞争优势与战略价值的重要驱动因素,对于新创企业获得良好的绩效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高阶理论与战略创业理论,通过对213个新创企业的样本数据分析,可知组织学习能力、战略柔性在CEO的创业型领导影响新创企业绩效过程中的多重中介作用:CEO的创业型领导对新创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与战略柔性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学习能力、战略柔性在CEO的创业型领导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中有完全中介的作用;通过多重中介效应的比较,在创业型领导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中,组织学习能力与战略柔性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在影响程度方面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富则思安与富而思进：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在创新驱动战略日益成为企业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重要支撑的背景下,基于2007—2018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高管自信、失败风险和冗余资源三种机制在绩效期望顺差不同水平上截然不同的作用,企业同时表现出“富则思安”和“富而思进”的行为模式,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现为先负向后正向的U型结构;由于年龄引致的组织惯性存在,相较于年龄较小的企业,年龄较大企业的绩效期望顺差和企业创新之间的U型关系更为平缓。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从企业绩效反馈视角系统剖析企业创新的动机,还对企业和政府部门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冗余资源调整——来自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业绩反馈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是当前战略管理领域关注的主要内容.以2009-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观出发,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了CEO离职行为发生与否的情境下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冗余资源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业绩期望落差对沉淀性冗余资源和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存在着明显的代理效应;CEO离职对业绩期望落差与沉淀性冗余资源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当发生CEO离职时,业绩期望落差对沉淀性冗余资源具有显著影响,而CEO非离职情境下这种影响则不显著.     

基于战略一致性的企业技术中心创新绩效研究

本文以战略一致性为基准,选取天津市178家国家级和省(市)级的企业技术中心为研究对象,结合天津市企业技术中心的发展现状,分析各因素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企业技术中心的技术战略、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与发展战略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企业内外部战略一致性程度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从而思考如何对天津市企业技术中心创新体系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并提出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