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现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已成为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目前,正式金融制度供给不足、供给趋同以及非正式金融制度的兴起已成为推动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同时,区位禀赋约束、国家和地方对金融的控制以及西部农业的弱质性则构成了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制约因素。作者据此提出了以回归和强化正式金融机构的 功能、赋予非正式金融组织合法地位作为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安排。     

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与农地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我国东西部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次生农地制度安排,其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外[1],截然不同的非正式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在利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论述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基础上,诠释了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对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解释。结论指出推动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改革是西部农地制度创新的前提。     

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在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中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扩展 ,两者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影响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有道德秩序缺失、传统文化、计划体制的惯性等。强调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文化决定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型构可以通过仿效、学习以及正式制度安排的建构等途径来实现     

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非正式制度分析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非正式制度的差异是导致制度实施差异进而影响区域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不同的区域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程度、市场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环境、法律意识和政府诚信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针对中西部地区的现实,加强制度创新,尤其是要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创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非正式金融问题探索

农村金融是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国农村金融已获得重要发展,但仍受到相当严重的抑制,无法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要求。非正式金融既是具有内生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又是金融制度诱致性变迁的结果,在信息传递与融资效率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新农村建设需要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相互配合、合作,以形成多元、灵便、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非正式制度对政府管理机制的影响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的特点及基本功能,非正式制度是相对于正式制度而言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政府管理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良性约束作用表现为在影响政府行为规范的制度体系中,正式制度不能离开非正式制度而单独发挥作用,因此非正式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其影响极具持久性。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来看,它能够很大程度上节约交易成本。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人们所共同认可和拥有的一些认识。非正式制度在政府管理中的影响表现为构建行政文化环境;发挥制度建设路径影响;重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加快思维范式转变。     

当代中国民生问题制度变迁理论视角追溯及展望

当前我国民生领域凸显的众多问题,从制度经济学上进行探究,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层面和非正式制度层面,以教育体制、医疗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为主体的正式制度和以社会行为〉-7惯、意识形态为主的非正式制度所存在的羁绊,困扰着民生发展进程,也滞缓着整个社会发展的步伐。改善民生,需要重构制度安排体系内的机制、整合制度安排体系外的变量。     

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实践表明,作为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偏离了制度文本的"应然"模式而走向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运作。客观地说,正式制度无法消弭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空间,必须要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前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实现对村庄的民主治理、自主治理与合作治理。这一研究,对于将田野研究而得出的"碎片化"的乡村治理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解隐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当制度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变量时,人们注重的往往是正式制度对经济的制约作用,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经济转型、市场秩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也在形成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关键不在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是根本原因。要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不仅要加强正式制度的转变与创新,而且要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强化非正式制度的供给。针对当前中国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的问题,在经济转型后期,我们应以非正式制度供给为重点,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来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中,要重点培养契约与信用意识、市场经济精神,加强市场道德建设,加快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转型。     

由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

伍子胥复仇故事由正史到民间传说,由史传文学到戏曲、小说,在不同的文体和文学系统中不断得以演绎和完善。对《左传》、《史记》、《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社会盛行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可勾勒出伍子胥由正史到杂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流变。这种动态的变化,使人们对伍子胥形象不断有了新的认识,从中也可发现后世优秀文学作品从正史和杂史中受到的启发。     

唐代市制再议

中国古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是经过城堡—都邑—城市的演化脉络逐步发展起来的。唐中宗景龙元年敕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一向被论者当做市场官设的关键论据,但史文未见唐代政府取缔非法市场的记载,各地作为基层市场的草市也多有发展,佐以其他论据,似可说明这一敕条的主要用意在于控制官吏的数量,而非市场本身。此外如分行列市、市场定时启闭、时估、不得更造偏铺等关于市场监管的种种制度条文,或源自历史因革,或出于论者误读,并非一定说明唐代政府控制城市市场的用意。唐代城市市场制度的某些内容虽然不如后代自由,但从历史承袭的视角看,其实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制度不断演进的轨迹,是符合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实际要求的。从唐代到宋代城市市场的演变,其间制度的裂变也许不如前人想象的那么剧烈,而前后因袭的痕迹则无疑要明晰得多。     

美元化与金融稳定

当今世界,美元化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一种政策选择。然而,理论上对于美元化并没有强有力的支撑来证明通过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就能够实现汇率的稳定和资本的自由流动。通过分析非官方美元化、半官方美元化和官方美元化三种不同形式对金融稳定的冲击,认为:高度美元化导致的货币替代和丧失最后贷款人功能的中央银行都将最终导致金融体系的脆弱,丧失金融稳定。     

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与乾隆禁书

发生于乾隆二十二年的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以及由此引发的段昌绪私藏吴三桂伪檄案对乾隆帝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触动,促使乾隆帝思考如何消除汉人心中潜藏的反清民族意识,维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最终在实践中,乾隆帝探索出了禁书这样一种手段,以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消灭汉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     

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制度的缺失、基层环境差及大学生自身的困惑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村官的职业发展.为此,要进一步从推动各项配套制度改革,改善基层环境,转变观念.提高大学生素质等方面解决好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问题.     

汉代古文经的应然使命:学术诉求与政治期望

古文经相对于今文经而言。今文经学独掌汉代经学的话语权,具有古文经学无法企及的政治待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一直处于私学授受范畴的古文经学以其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独立不移的学术精神,踵继了先秦儒家的治世理想和道德情操,在今文经学逐渐繁琐以至堕落的西汉末期显得弥足珍贵。一批古文学家不再甘于古文经学的政治寂寞、学术寂寞,勇敢地提出自身的学术诉求与政治诉求,从而掀起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     

康雍乾时期的奏折制度

奏折制度产生于康熙时期，在雍正时期受到高度重视，得到充分发展，乾隆时期则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奏折从公开到秘密、从非正式文书到正式上行文书的演变过程是奏折制度规范化和法律化的过程。奏折制度具有信息收集、谘询、协商、沟通、监控、指导命令等新功能。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强化信息收集能力的一个政治产物。奏折制度蕴涵着理性决策的因素，有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国家的政务决策能力和政治控制能力。但由于它是为君主服务的，因而也带有君主制度固有的一些弊端。     

民间商会参与地方治理——温州个案研究

温州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构成了民间商会兴起的基础,温州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显著绩效使其获得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温州地方政府不断地赋权于民间商会,而民间商会在承接政府职能过程中持续地提高自主治理能力,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与民间商会良性互动的局面。温州商会的经验表明,＂在参与中成长＂是发展社会组织和构...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对中国近代“民间社会”问题的再认识

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或可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19世纪中期以来,西风东渐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成为近代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civil society"一词译为"民间社会",或较为妥当:既表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的联系,亦可显示开始形成的近代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官方控制,但又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