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 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     

李光地宗教思想及其与安溪寺庙之缘

李光地是清初的政治家和“理学名臣”,他的宗教思想既受到康熙宗教信仰的影响,又深深地打上了宋明理学的烙印.李光地对儒、释、道学说深入辨析,认为“性”是三教分歧的焦点,三教“源头不同而功夫却同”,释、道学说固然有其不足,但儒教更应该博采众长,吸收释、道学说的积极因素,以弥补儒家学说的不足,表现了李光地作为政治家的谋略和作为思想家兼容并包的情怀.李光地与故乡安溪县的许多寺庙有缘,这也正是李光地宗教思想的表现.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理学太极观与丹溪医学

丹溪“参之以太极之理”,一方面肯定“动”对万物生化的意义,另一方面认为“妄动”则是病因。由五性感动而悟出妄动伤阴。而妄动者,相火也。引动相火的是“人欲”,强调“人欲”在发病学上的意义。主张在养生上节食色之欲,以静制动,人心听命于道心。所以太极动静之理是理解理学对丹溪医学影响的关键。     

李光地对程朱理学的承袭与拓展

李光地是程朱理学在清代前期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同样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他批评了理学和心学的后学们以及主张气论者的理论,提出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汲取诸家之长,构筑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的主张,即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具体而言就是:将"天"人格化,将"理","性"经验化,将"欲"合理化。他以"天理之生意"、"心性之博爱"、"人欲之非恶"等三个层次的思想结构把程朱理学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这种新的诠释方向既不违背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又能容纳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由此构成新的理学思想,则为儒学生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李光地的理学思想对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的肯定颇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截然对立,那种以儒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对其大加挞伐的言论是十分片面的。进而言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不存在理论上的不可能性。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论张栻的辞赋创作

张拭是理学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以明确“义利之辩”为先,重人伦,强调践履功夫。《南轩集》收辞赋作品6篇：《公安竹林祠迎神乐章》、《故安人常氏哀词》、《后杞菊赋》、《风雩亭词》、《遂初堂赋》、《谒陶唐帝庙词》。这些辞赋作品在主题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传达对理学观念的文学阐释;其艺术风格是以理节情,崇尚议论。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天道与人道——兼论王船山成德之学

王船山同宋明理学家一样,认为人性中包含着“天道”和“人道”两部分。人性中的“天道”是指“命之理”,即人性中先天具有的智、仁、勇的本性;“人道”是指“性之德”,即好学、力行、知耻等人的感性实践。在“成德”的途径和方法上,王船山与宋明理学家侧重点不一样,王船山的“成德之学”强调的不是先验反思中体悟“先天之性”,而是在经验实践中完成的“后天之性”。然而王船山的“成德之学”最终没有跳出理学的窠臼。     

关学、实学与心学

:广义的关学指从宋代张载到清末刘古愚的关中理学 ,主要特点是注重实践。关学由张载奠基 ,李二曲将其发展到理学与实学想结合的新阶段 ,刘古愚在实学精神的指导下 ,将近代科学技术及相关思想引入关中 ,传统意义上的关学即告终结。清代关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实学与心学的结合     

论李因笃的诗歌创作

李因笃不仅是清初著名的关学学者,而且是著名的诗人。为了探明李因笃的诗歌成就,确定其文学史地位,采用知人论世、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其诗歌创作历程、诗歌思想内容以及艺术特色进行探讨,认为他的诗歌主要表达了追思故国、抱道守节的遗民情怀,明道济世、笃爱亲朋的士人精神,以及徜徉山水田园之间的豪情逸致,体现了经世致用、躬行礼教、崇尚节操的关学精神传统。在艺术上,他宗法杜甫,风格雄放,具有浓郁的关中地域特色,是清初关中诗人群体中的代表人物。     

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三题

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是李商隐诗歌的第一个完整注本,其序文从政治、道德和艺术三个方面,对李商隐及其诗歌作出了全面而高度的肯定,促进了清初李商隐研究的发展;注本在学术方面具有执简居要、考证精审和追根溯源的特点,为历代注家和学者所重视。朱注与清初学习义山诗的风气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由此生发的注本与文学的关系值得今人思考。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基于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一书,归纳分析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看法。梁认为李鸿章是"真将将之才"的兵家,是"为时势所造"的洋务"英雄",是"应龙入井"的外交家;认为把晚清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将"怨毒集于李之一身"是不公道的。梁与李"政治上为公敌",然能以公平之心为史,所述凿凿,所论淳淳,为今天评价李鸿章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审视的视野。     

清初名儒李颙的治学之道

李颙对理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为清初理学的治学之道开辟了一条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由“明体适用”开始,由“悔过自新”入手,并坚持传统理学的为学之道和为学之义,在“明道”“体道”的不断探索中,进而去“行道”和“达道”,最终进入学的最高境界,实现“弘道’的目的。而这一切都不能背离“经济实学”的儒学初哀。这既是对宋明理学偏重心学和性理空谈的一种纠正,也是向原始儒学的一种复归,是对理学的一种发展。     

礼·名分·合法性——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新维度

对于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先秦时期已引起了儒家巨擎的关注。本文对儒家思想中的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礼通过对名分观念的讲求，从符号到意义全面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激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从而奠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论清初关学的“朱陆会通”--以李二曲与王心敬为中心的考察

清初,在朝廷的提倡和学者的反思下,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尊朱辟王”的风气。但在关中地区,以李二曲、王心敬为代表的关学学者不避非议,力图用“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来融会贯通程朱、陆王之学,并在“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明新止善”的为学宗旨,强调向《大学》回归,从而为清初的“朱陆之争”指出一个新的学问方向,同时又使关学在此后的发展中避免了走向单纯的“道问学”,而是在强调心性之学的同时又重视经世致用。     

李觏文化观的平民情结

在中国文化史上 ,李觏是第一个自觉地以“文”指称“文化”的思想家。他的文化观是以礼论为核心 ,以平民价值为取向 ,以康国济民为目的的儒家淑世主义文化观。李觏以其对礼文化的系统建构和平民关切在中国儒学思想史上留下独特的思想轨迹 ,是两宋文化哲学开山大师之一。     

流人遣戍与清代东北儒学的演变

儒学在古代东北地区的传播,是"用夏变夷"与"忻慕汉化"合力的结果.但在清前期,源于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性质,东北儒学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在清初"旗民两属二重管理体制"与封禁政策所构成的基本框架与空间内,为了维护本民族特质,官办儒学发展滞后,为文化流人儒学教育活动所补充,特别是在吉林、黑龙江地区,儒学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化流人推动的.文化流人传播儒学的活动,最初与维护"国语骑射"等满洲习俗并不相悖;但随着儒学的传播,八旗子弟学习儒学热情的高涨,有碍满洲风俗,导致东北儒学政策有异于汉地儒学,由此可见统治者维护本民族特质的目的.     

何焯诗歌评点之学刍议——以何评义山诗为例

何焯是清初诗文评点大家，文章以其所评义山诗为例探讨他的评点之学，认为何焯以评点为学问，评点本是他的学术著作；其评本采用考据与评点相结合的方法，引领了新的评点方式；并以评点构建诗学理论，使评点脱离明以来随意的感性领悟形式。何焯的评点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诗学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