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史研究与报刊资料的史学利用

报刊资料是近代报刊业逐步发展的产物,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近代报刊史分为7个阶段：1815-1872年,1872-1915年,1915-1927年,1927-1949年,1949-1976年,1976-1995年,1995年至今;应该加强对近代以来的重点报刊的研究,对报纸的学术版以及学术刊物的研究,对报纸的生活版、娱乐版以及时尚类、休闲类、通俗类杂志的研究,对政府内部报刊、企事业报刊的研究,对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小报”或“文革小报”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报刊资料具有记录内容的全面性、资料存量的丰富性以及新闻性、文献性等特点。利用报刊资料应该注意7个问题：对报刊史、过期报刊的收藏状况和检索方法应有一定了解;注意核实报刊上面发表的文献资料;对报刊上的新闻资料,注意遵循新闻学的某些规律来看待它的真实性;注意核实报刊发表的新闻资料,以免采用失实的新闻报道;在评估史料价值的时候,适当注意新闻的倾向性因素;注意字号、化名、笔名、网名的使用问题;注意互联网和网络资料的利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发展迅速,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些著作和论文。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对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发展进程、史料价值以及外国传教士与近代报刊、近代妇女报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目前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范围等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     

《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体例分析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对中国近代的白看进行了十分细致且有条理的梳理，对中国近代报刊在各个时期的办报历程、宣传特色、宣传政策、报刊活动家、报刊分布状况做了全景式的呈现。其按政治运动分期的研究体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将以其研究体例为分析对象，着重分析其研究体例的特征、形成原因以及这种研究体例的利弊。     

论史学观

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进一步体系化和逻辑化。没有史学观，当然可以有历史学；但没有史学观，却不可能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理论形式和理论表现。史学观把历史学从所有那些不是历史学的东西中间寻找出来，加以规定和确认，要赋予历史学一个理想的目标。这个理想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是真正的历史学的固有内容     

《左传》史学理论初探

本文批评了梁启超“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之说，探讨了《左传》对史学目的作用、史家著史态度、史书文字要求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紧随着历史著述的产生而产生的。     

论张之洞与近代报刊

清末重臣张之洞广阅各种报刊获取西学知识,推行洋务与新政.他对维新报刊先助后压,又在湖北创办一系列官报,限制异己的维新、革命报刊.通过观察他在这一系列活动中的表现,仔细地梳理和分析了他与近代报刊的关系,进而达到了解晚清政府上层对报刊的反应的一般情形.     

史学活动与社会结合的意义－ 读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揭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一书值得注意的特色之一。作者通过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考察，以事实说明了史学与社会有没有关系和史学对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等问题；强调史学家应该具有关注社会的治史宗旨；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     

现代口述史从何谈起？——基于中国近代报刊“口述”文献的考察

现代口述史学诞生于1948年,现代口述史则应产生更早。现代口述史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工具、理论两大层面。工具层面体现在录音机的使用,起点始于1877年录音机之前身——留声机的发明。理论层面体现在对个人生活的记录及人对生活的理解,可追溯至狄尔泰“生命哲学”。考察中国近代报刊“口述”文献,可为探寻现代口述史之始提供线索:民国时期已有条件使用录音机采集口述史,有的口述史也体现出理论上的“现代性”。     

博学好古研究与西方史学

从古希腊时代到18世纪,博学好古研究以不同于历史学、以过去事实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而存在。它的专题论述、系统分析为主要特征的研究方法,增进关于过去的知识、力求博学的研究目的,将其与按事件顺序叙述历史事件,重视政治、军事,关注当代,以道德垂鉴为目的的传统历史学区分开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独立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博学好古者就与哲学家联系紧密,从文艺复兴晚期起又与自然科学家亲近。因此,博学好古研究较早地接受了新兴的近代科学精神的洗礼。18世纪,博学好古研究与历史学走到了一起,开始了融合过程。两个学科的融合标志着西方近代新史学的诞生。     

近代报刊与近代戏剧

近代报刊与近代戏剧关系密切。近代传奇杂剧作品绝大多数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推动了传奇杂剧作家创作心态、作品题材、体制乃至接受方式的近代转型。近代报刊与作为大众艺术的戏剧尤其是舞台演出的关系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近代报刊促成戏剧观念的变革,并成为近代戏剧改良运动的舆论阵地。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一门学科。作为史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同史料研究的具体实践 ,两者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整个学科研究经历了建国前的萌生、建国初的初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活跃和迅速发展 ,开始形成初步的学科体系。当前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拓宽研究范围 ,完善学科结构 ,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方法 ,培养具有高素质的研究和业务人员 ,使这一学科不断创新 ,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现象史学

传统史学的外在表现形式都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史,叙事史只追求事件真实性而对理论概括缺乏兴趣,因而它不仅是历史学变成科学的严重障碍,而且连它追求的真实性也只能是一些推测。历史学要想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必须把它的重心由关注事件的细节过程转向关注历史现象上来。现象史学首先要从复杂的历史事件中识别和确定一些相对稳定的历史现象,进而通过现象的分解发现构成现象的各因素的关系,最后在对现象多次分解的基础上概况出一些规律来,像自然科学那样靠发现规律指导现实生活。     

近代中国接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因缘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不同。西方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除了继承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要求的如实直书外,还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实证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进化观念、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念、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有着相通之处,从现实条件讲,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中国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学院派文化特色概述

富有学术气象、文化意味、学院气息是中国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中国现代报纸副刊的出版过程中,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执掌、大学学生的积极参与成就了它们的学院派文化特色。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和对学术思想的启蒙则体现了中国现代报纸文艺副刊对学术繁荣所作的贡献。     

报馆、学堂与天津近代文学

19-20世纪之交,报馆与学堂成为天津近代人文知识分子首选的栖身之地。这使他们在传统文人的“仕”、“隐”之外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也推动了天津文学的变革。报纸改变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和写作方式,推动了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形成,也促进了文学品种的热点转化。而学堂的基础教育中蕴涵了最基本的人性启蒙和理性思维,并孕育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天津近代文学的发展,与报馆、学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写在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出版之际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先贤李大钊为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60年代前期是它的奠立时期,至中国新时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创新,当下必须重新认识它的重要性,即它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注重史学思想、并重历史观与史学观、关注西方史学史之史、重视中西史学交流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等项,是本文作者近年来思考或正在付诸实践的建设路径。在这行进过程中,当然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引,反之唯物史观也应充分汲取西方史学的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在互动与回应中实现各自的发展。     

历史与历史学新理解论纲

历史是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一秒钟以前的也是历史。历史的二重属性为客观实在性与可知性,前者为根本属性。历史的结局和影响可以改变和补救。历史学是研究现在以前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的一门人文科学。史学认识主体的独创性思维即能动地"反映"历史,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都不能全面地概括历史与历史认识的关系,因而都不能说是完整的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主体在把握住大背景的前提下进行独创性思维,是历史研究的成果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差异的关键不在于能否证伪,而在于研究过程中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决定的史学认识主体独创性思维的发挥特点、程度的不同。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关注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21世纪历史学的使命是变历史学家们的历史学为大众的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