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初期的皇权政治与佛教

刘宋初期的皇权政治与佛教杨耀坤以前史学界一般认为，两晋南朝的政治，都是高门士族统治的门阀政治，其实并不尽然。真正的门阀政治，只有东晋一代。１９８９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对此即有精辟的论述。而南朝的政治，更不能称之为门...     

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

虽然东晋处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全盛期,皇权式微征象明显,但是东晋朝廷仍然试图重振权威,对外伸张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凝聚臣民对朝廷的向心力。虽然这一政治努力的线索比较晦暗,但是仍然有迹可循,成为东晋时代在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线索。由于东晋朝廷无力扶持小农经济,故东晋社会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东晋财政虽然沿袭西晋制度,但是由于立国江南,不得不因时而宜,有所变通。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门阀政治与东晋史学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东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此时期的门阀政治是一种特有的政治形态,它以空前强盛的庄园经济为基础,与皇权政治相抗衡。东晋时期门阀政治的发展演变影响到此时期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撰述。在东晋史学家、史学撰述与史学思想均受门阀政治演变影响的同时,史学的发展也对门阀政治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二者关系十分密切。     

论南朝齐梁士族对政治变局的回应

南朝齐梁时期 ,皇权政治取代了门阀政治。齐梁君主对门阀士族的基本态度是 :改朝换代之际 ,利用门阀士族来装点门面 ;让他们充当御用文人 ,以满足自己对文采辞章的偏爱 ,仅此而已。与此同时 ,门阀士族政治、经济地位则一落千丈 ,代之而起的是寒人对中央、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全面控制。士族也曾试图改变这种生存处境 ,然而进退失据 ,应变无方 ,自处乏术 ,最终走完了自己辉煌的历程     

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

军权是封建国家权力构成的支柱之一,西晋士族是西晋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力量,士族对军权的分割、占有及军权变化过程反映了士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士族较高程度地执掌军权是西晋门阀政治定型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它也为东晋典型门阀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宋易代与琅琊王氏政治--兼论王、谢二族之政治矛盾

晋宋之政治更迭给东晋以来诸如琅琊王氏这样的士族群体在政治上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表现在新朝政权对这些旧的士族政治群体在权利上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随着门阀政治的逐步崩解,以往士族成员之从政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晋入宋的琅琊王氏成员在政治上虽然仍然受到朝廷之重视,但他们的参政不仅受到皇权政治的严格限制,而且其本人参与朝廷政治的信心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处于易代政治之际的琅琊王氏成员的这种政治得失,以及由此给家庭成员乃至朝廷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另外,王、谢二族对待桓温逆乱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因这种不同政治取向所产生的矛盾,亦可看出以往相对独立的士族政治,而此时必须借助于皇权政治的影响方能彼此展开争斗的现实.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诸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东晋文人的历史特征及其演变

西晋灭亡后,在江南建国的东晋王朝上下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历史反省思潮。在此环境中,东晋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核心人物虽然皆出身于门阀士族,但却形成了有别于前代名士政治的两大特征,即对事功的重新重视和个人才能的文武合一。随着名士文化的发展,在士族文人中又逐渐产生出另一重文化人生,同时对名士政治的价值理性不断地进行消蚀。     

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史上,东晋是一个由王、庾、桓、谢四族为代表的高级士族先后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为什么出身“寒微”的低级士族刘裕敢于觊觎皇帝宝座,而最后终于得以如愿以偿,凌驾诸高级士族而上,推翻司马氏,建立宋王朝呢?其原因我以为最根本的就在于东晋后期高级士族的没落,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无能和软弱,他们已经统治不下去了。而这一切正是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刘义康谋反事件探析

刘义康谋反事件是刘宋政治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开启了南朝宗室内讧的序幕。刘义康事件是刘宋初年徐羡之、傅亮事件的延续,是次等士族不甘心失去辅政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又一次激烈斗争。本文从刘义康事件双方阵营主要人物的阶层分析入手,分析事件性质。刘义康事件是晋宋之际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反映了晋宋政治格局转变的复杂性。     

士族门阀制度在南朝的衰落

形成并确立于曹魏的士族门阀制度，在两晋时走到了顶峰。其基本特征就是维系和保障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一方面，它在士族与寒族之间竭力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寒族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努力屡屡化为泡影，带有明显的专制色彩；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抹平自古以来横亘于君臣之间的界限，极大地限制了原本至高无上的皇权，带有某种“民主”的色彩。基于上述特征，士族门阀制度几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皇权与寒族两方面的挤压。因此，在步入南朝之后，士族门阀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试论北魏的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关系

本文将着重探讨北魏门阀士族历史命运的变化及其与皇权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北魏门阀的基本特征。由于北魏门阀是由北方汉族高门大姓与拓跋鲜卑贵族官僚集团组成,所以将从两方面进行论述。(一)北方汉族门阀的历史命运自永嘉以降至北魏在中原崛起这段时期中,先是腐朽、反动的西晋门阀士族,遭到西晋     

从陶渊明的诗歌看门阀政治下庶族独特的生活情趣

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影响之下,士族沉浸在玄谈之中,大量创作玄言诗,庶族文人也用诗歌来表现他们与士族全然不同的生活情趣。通过对陶渊明4种诗歌的分析,即农家诗、躬耕诗、咏贫诗和家风诗,来呈现庶族文人独特的隐逸生活空间。     

从“东床快婿”探析门第婚姻背后的政治原因

"东床快婿"指东晋成帝时期郗鉴为女择王导从子王羲之为婿的故事。东晋门阀政治背景下,郗鉴与王导联姻的原因很多。首先,郗王同属于北方南下世家大族,郗鉴曾拒绝与同乡庶族交友,更不会与庶族结亲。王导曾求与南方吴郡士族联姻被拒。在此背景下,郗王结亲属于北方南下世家大族的强强联合。其次,王敦再叛,郗鉴率流民群南下,与明帝密谋平定了王敦之乱,随后晋升朝廷要位,与王导关系缓和,郗氏与王氏联姻有了可能。再次,成帝冲幼,王导、郗鉴等七人受明帝遗诏辅政治,除郗鉴外,王导与其他五人关系紧张。最后,成帝时期,庾氏坐大,庾、王矛盾激化,庾亮、陶侃想要废黜王导,郗鉴从中阻拦,此时郗王结亲有利于平衡东晋政局。门第婚姻对门阀士族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既维系了门阀士族阶层的稳定,又因其排外性削弱了这个阶层的力量。     

从两汉社会的发展看士族门阀产生的根源

<正> 众所周知,士族门阀这一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萌生于东汉,形成于魏晋,至唐末方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七、八个世纪之久;士族门阀政治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基本特点,对社会诸方面起着重大影响。但是,士族门阀产生的根源何在,史学界却很少有人全面论及。我们认为,土族门阀是在两汉社会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以粗浅探讨。     

晋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兼议“王与马共天下”的空间结构

晋元帝立国江东揭开了东晋南朝的序幕,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在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家空间结构有五个较为明显的区域,包括沿江核心地带、拱卫辅助区、边缘区、边境区等四个功能区和一个沦陷区。这一空间结构反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士族政治形态,王敦兄弟通过军事和政治控制了沿江核心地带;元帝则苦心经营核心区两侧的拱卫辅助区,以与王氏宗族抗衡;边缘区则因士族风气、习尚的影响被进一步边缘化;边境区活跃的北伐或南逃的流民帅基本上为朝廷所支配,关键时成为掣肘王敦的外援;沦陷区是名义上的疆土,中原最终淡出江东政权的空间视野,江东的侨置政区安置了南渡士族,也慰藉了其对故国家园的忆念。     

东晋士族的艺术教育

东晋政权仅存百余年 ,却在书法、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领域涌现出众多艺术大家。东晋艺术的繁荣 ,呈现出鲜明的家族传承的特点。这种现象与东晋门阀士族颇具特色的艺术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密切相关。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简评

门阀士族的相关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一。近代以来,从这一视角研究两晋文学的做法逐渐为学术大家重视,出现了《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详见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5页）、《土族与六朝文学》（陈章灿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东晋南朝的谢氏族文学集团》（丁福林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佳作。《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是孙明君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可谓从门阀士族角度研究两晋士族文学创作的代表性著作,在写作上具有以下特点：     

“以无为本”：王弼政治伦理的价值理念

魏晋士族门阀政治制度,是以正始玄学家王弼的政治伦理观为基础设计并运行的。王弼政治伦理思想是对＂贵无论＂的批判继承,确立了以＂以无为本＂的价值核心,为魏晋政权提供道德指向,并且厘清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为门阀士族提出＂得意忘言＂的处世之资。老子＂无为无不为＂的思想,为门阀士族提出＂循本规末＂的治世之道。魏晋士族政治制度正是通过王弼提出的政治伦理观,为士族门阀制度提供了合理的思想内核和理论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