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辽东·古朝鲜

燕国是周初分封的一个侯国.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与周天子同姓,姓姬氏,周武王讨灭商纣王以后,封召公于北燕.燕国建都于蓟,即今北京市.燕国起初是比较弱小的,它“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由于燕国处于这种特殊地位,它就比较重视向东北发展.许多考古资料证明,燕国的势力一开始就向承德、凌源、宁城、喀左并沿大凌河到朝阳、北票这一辽阔领域延展.1955年辽宁凌源县马厂沟的农民在耕地时得一青铜器“匽侯盂”,其铭文日:“匽医(侯)乍(作)(?)盂.”燕,在西周春秋金文上都作“匽”,战国金文则作“郾”.“(?)”即“锛”字,同“(?)”,读ben,蒸饭的意思.“盂”就是一种蒸饭的器具.顾颉刚先生在《三监的结局》(见《文史》1988年第一期)一文中评价说:“这器虽小,这铭虽短,而它的历史意义却长.”陈梦家在《西周铜器     

陕西甘泉出土晚商青铜兵器及相关问题

《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刊载了陕西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村2005年6月出土的一批晚商青铜器。由于文物是在机械施工中发现的,残损非常严重,出土地点的原始状态也完全被毁坏,经过整理,此次共出土文物70件,其中青铜器57件,包括礼器、兵器、杂器等。本文试就此次所出青铜兵器及相关问题作以探讨。     

早期燕国的世系与疆域探幽

一、关于燕国前两代君主 西周初年,召公奭虽然被封于燕(匽),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就国,而是一直留在周中央政府任太保之职。根据周初确立的世卿世禄制度,与周公旦封于鲁未就国而让其子伯禽就国执政的情况一样,召公奭也是让他的一个儿子就国为燕侯,再让另一个儿子留作太保之职的继承人。所以真正的第一代燕侯并非召公奭,而是他的儿子。但是,由于《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燕国的世系和史迹是一片空白,因而,一至八     

小臣缶方鼎与箕子

小臣缶方鼎是一件很重要的晚商青铜器。五十年代以来,我们讨论过四次,略有进益。最近,《甲骨文合集》第十二册出版,又看到有关材料,觉得应该对这件器物作一次较详细的讨论。 方鼎系清宫旧藏,原在颐和园,现由故宫博物院收藏陈列。铭文最早见于《贞松堂集古遗文》,为摹本。拓本见《三代吉金文存》3,53,2。器形和纹饰都接近《劫掠》63方鼎,惟腹部饕餮纹更似同书61舌方鼎,其大小则比两鼎更大一些。     

启封戈

一九七五年三月旅大市新金县元台公社后元台大队的社员平整土地时发现青铜戈、青铜矛和青铜短剑各一件。其中戈、矛有铭文。戈的正面铭文是:“二十一年,启封(立命)(令)(广邑隹)(广乡隹)工师钞冶者”。背面有“启封”二字。根据戈的铭文,我们将此戈定名为“启封戈”。“启封”应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属地,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名为开封。《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开封县,战国魏邑。〈史记·韩世家〉记,韩釐王二十一年,秦攻大梁,‘使暴(?)救魏,为秦所败。(?)走开封’。故城在今河南开封县南五十里。”启封戈是魏国之器,这已是无可争议的了。至于它是怎样到了辽东半岛?亦有史籍可证:《史记·六国表》记:“魏安釐王五年击燕”,《史记·     

周人墓葬青铜兵器器用的礼制涵义

西周墓葬随葬兵器因身份等级不同,存在铜戈、盾鍚组合与"朱干玉戚"之别,其中戈鍚组合为基本组合。"朱干玉戚"是否均属《大武》舞器,尚需要更多的证据特别是"自名"来证明。无论是戈鍚还是戚盾,其器用的礼制涵义不仅在于揭示墓主性别、身份,对于周人礼制乃至族群文化认同的确立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因其形而更其意,似恰是周人礼制构建中的重要原则之一。     

太公望与“天亡■”

<正> 传世宗周铜器《天亡(?)》为最早,清道光末年与《毛公鼎》同出土于陕西西岐山。刘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中,论定作器者“天亡”,因名曰《天亡(?)》,而吴式芬撰之《捃古录金文》则定为《大丰敦》。后来丁山先生、唐兰先生则称之为《朕簋》,定名之异,代表了各家的认识不同。郭沫若先生曾两次论述《大丰(?)》。在他1930年写作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曾将全文作为韵读如下:乙亥王有大丰△ 王凡三方△ 王祀于天室降△ 天亡尤王△ 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 事熹上帝文王监在上△ 丕显王作相△ 丕肆王作唐△ 丕克三衣王祀 (凡△处皆通韵)铭文至此成一小段。丰、降二字可作东冬隔句韵,亦可以与方、王、上、相、唐为阳东冬通韵。     

《舀鼎》銘文研究

(一) 《舀鼎》銘文是研究周代社会历史的一項重要資料。据阮元《积古斋鐘鼎彝器穎欵識》所說,該鼎乃毕沅得之于西安(4.40)。因此,当是清代中叶出土于陝西。原器早已亡失。据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乃是“燬于兵火”(2.24)。它的形制我們現在只能从《积古斋鐘鼎彝器欵識》的描述中窺見其大略:“高二尺,圍四尺,深九寸,欵足     

皇皇巨著 嘉惠学林——《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读后

先秦史专家王晖及其团队于2022年10月在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详尽搜集整理了关中地区出土的西周有铭青铜器与金文资料,兼及周王朝宗法宗庙制度、礼仪与政治制度、军事教育文化、周原金文与族属、周王朝与内外服关系、外服制诸侯方国金文等六个问题的专题研究,内容丰富、论证鞭辟入里,充分发挥金文资料在证史、补史、纠史方面的最大功用和史料价值,可谓藉助金文资料探索西周王畿地区历史文化的助推器。     

读简札记两则

从语言本体研究出土文字资料是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思想、历史、文化等方面价值和意义的基础。简帛文字脱胎于周代文字,不仅是沟通古今汉字发展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古文字构形的重要参照。康少峰博士的《读简札记两则》是关于简帛资料本体的研究,它以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互证的方法对西汉竹简本《老子》和清华简《保训篇》文本予以讨论,对已有学术成果进一步深化;王应龙副教授的《从西周金文看汉字的形声化》立足于汉字构形,从文字阶段史的角度分析探讨西周金文的形声历程,以期窥视中国文字的发展趋向;王宝利博士的《殷周金文颜色词探析》则立足字形,联系词的音、义,进一步探讨殷周金文颜色词的使用以及语法功能,是将本体研究向文化方面拓展的一次实践。     

殷周金文颜色词探析

从语言本体研究出土文字资料是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思想、历史、文化等方面价值和意义的基础。简帛文字脱胎于周代文字,不仅是沟通古今汉字发展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古文字构形的重要参照。康少峰博士的《读简札记两则》是关于简帛资料本体的研究,它以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互证的方法对西汉竹简本《老子》和清华简《保训篇》文本予以讨论,对已有学术成果进一步深化;王应龙副教授的《从西周金文看汉字的形声化》立足于汉字构形,从文字阶段史的角度分析探讨西周金文的形声历程,以期窥视中国文字的发展趋向;王宝利博士的《殷周金文颜色词探析》则立足字形,联系词的音、义,进一步探讨殷周金文颜色词的使用以及语法功能,是将本体研究向文化方面拓展的一次实践。     

从西周金文看汉字的形声化

从语言本体研究出土文字资料是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思想、历史、文化等方面价值和意义的基础。简帛文字脱胎于周代文字,不仅是沟通古今汉字发展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古文字构形的重要参照。康少峰博士的《读简札记两则》是关于简帛资料本体的研究,它以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互证的方法对西汉竹简本《老子》和清华简《保训篇》文本予以讨论,对已有学术成果进一步深化;王应龙副教授的《从西周金文看汉字的形声化》立足于汉字构形,从文字阶段史的角度分析探讨西周金文的形声历程,以期窥视中国文字的发展趋向;王宝利博士的《殷周金文颜色词探析》则立足字形,联系词的音、义,进一步探讨殷周金文颜色词的使用以及语法功能,是将本体研究向文化方面拓展的一次实践。     

《近出》与《集成》互重、自重校勘

刘雨等《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简称《近出》。《近出》所收金文材料1258器,其中有“百余件”铭文该书说为“伦敦富士比和佳士得拍卖行收藏的殷周金文资料”。这“百余件”铭文中有部分铭文为伪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简称《集成》。《集成》所收金文材料编号为12113器,部分器类后有空号,部分旧有著录及近出铜器则有自重、重收、漏收现象。除去空号、自重、重收等,《集成》实际所收金文数为12001器。据初步统计,仅如殷墟妇好墓所出,且收于《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霍林河上游出土周代铜器的几点补正

1975年10月,于内蒙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现有一(白厶殳)一簠,藏于哲里木盟博物馆。李殿福同志在1980年第三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巳(白厶殳)初释》对此作了一些介绍和分析。我觉得还有加以补正的必要。 1978年五月初,我们再次去当地调查,了解到当时出土铜器至少有八件,除(白厶殳)、簠外,尚有铜鍑一件(无耳,圈足上无镂孔),薄片连珠青铜饰两件、青铜圈三件。连珠饰     

秦系文字鼻祖——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与散氏盘、毛公鼎、大盂鼎为西周青铜重器,被誉为“清末四大国宝”,均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季子白盘内底部的铭文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且其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圆转周到,一笔不苟,甚有情致,是先秦书法代表作,这派圆转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开秦系文字之先河。古代把铜称为金,所以人们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金文是珍贵的历史资料,《礼记》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汉《铭论》说:“钟鼎礼乐之书,昭德纪功,以示子孙。”以此显示,金文主要是为统治者祭天敬祖和歌功颂德之用的。…     

鲁“戎壶”小考

<正> 1977年春至1978年冬,山东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曲阜鲁国故城进行勘察过程中,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在一座西周墓葬中出土一件卵形青铜容器(见《曲阜鲁国故城》图版捌壹,147页图九三:4·5。齐鲁书社1982年版)。这件器物的盖沿和颈部对铭各一圈十五字: (?)(侯)母乍(作)(?)(侯)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迄今所知青铜器自铭“戎壶”的,此系首次发现。兹略作考释如下。戎壶,《说文》“戎,兵也。”段《注》“兵者械也。”春秋时齐国叔夷钟铭文称:“余锡汝马车戎兵”。戎兵连称,正指军械器具而言。金文中又有称戎车的,如周夷王时禹     

周秦古声母新论

周王朝自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灭殷开始,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继而经历周天子权势日下的春秋战国时期,漫延了八、九个世纪之久;绵亘在北起大漠、南迄岭南、西自秦川、东抵大海的中华古国的辽阔疆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数计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举世瞩目的青铜彝器,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两周出土的青铜器,据《金文诂林》引用器目的统计,有     

“栾书缶”与栾书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中,有一件传世的春秋时期晋国的青铜器--栾书缶。缶的上腹部有四十字的错金铭文,铭文如下:“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见附图)这是栾书祭祀祖先所用之孝享器。错金是春秋时期铸铜工艺上的新成就。错金铭文主要见于各诸侯国的主君及地位显赫的贵族阶层人物使用的器物上。青铜容器上的错金铭文,目前所知栾书缶是唯一的一件。     

从楚人尚钟看钟氏的由来

古人每每将钟鼎并称对举。在周朝,钟是音乐的表率,鼎是王权的象征。在楚国,钟既是音乐的表率,又同鼎一样是王权的象征,尚钟之风,于楚为烈。其证甚多,择举如次。(一)从出土文物看。楚之王公贵族,以随葬钟乐来显示自己的显赫声势和文化素养。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传世和零星出土之楚钟主要有楚公钟(吴大徵《(?)斋集古录》卷二),楚王媵邛仲(?)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65页),楚公逆钟(同上),楚王领钟(同上),楚惠王钟(《七国考》卷七引赵明诚《金石录》)等。出土成套编钟的墓,主要有楚令尹子庚墓、信阳长台关大墓、临澧一号墓、楚幽王墓等。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     

《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上下)出版发行

正由荣新江、史睿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上下)2021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书中收录分散在世界各地公私收藏机构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残卷汇为一编,包括德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博物馆分馆印度艺术博物馆(今与东亚博物馆合并)、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四天王寺岀口常顺氏、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博物馆、辽宁省档案馆等散藏的非佛教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