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吴"名义考释

周代立国于江南的姬姓吴国,被称为“荆蛮句(勾)吴”、“夷蛮之吴”,句吴即吴。吴人语言是“夷语”、“夷言”。他们的“夷语”言吴成“句吴”。古代吴、虞等字同声相通,铜器铭文句吴作“句吾攵”、“攻吴”或“攻■”、“工■”等。吴国开国君主吴太伯自号的句吴,即其父周太王亶父所封的东吴。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到吴王夫差自言吴为句吴,就是他们的吴人方俗语言把“吴”说成“句吴”。这“句吴”的“句”和铜铭“攻吾攵”、“工■”的“攻(工)”,是吴人言“吴”的发声,正如汉唐以来古代学者解释的“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句吴即吴,是国号,也是地名。吴取名于“天虞之山”即大吴山,含义为大。“太伯之封在西吴”和句吴的吴义“即鱼”、句吴是“句族为吴所并”以后的命名、句吴是“文身”之意等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夯货”之“夯”音义考

"夯"字今字典辞书收有二音,一为"hāng"一为"bèn","夯"字在具体语境中读那个音,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夯"、"笨"、"憨",分别出现在吴语方言、官话方言和山东方言的作品中,可断定,"夯货"是吴语方言词,当依据方言音读作"hāng","夯"字在江浙方言中是"憨"字的假借,主要原因是汉语的地域差异,造成方言音读不同,又假借"夯"字记吴语音。后世读"夯"作"bèn",由于汉语中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而存在"同义换读"现象,对"夯"字做了理据重构。     

释“句吴”与“工■”——兼论吴文化起源的特色

一、问题的提出 典籍中的“句吴”,金文或作工廬(工廬王剑)、工欧(者减钟)、攻欧(攻欧太子姑发剑)、攻玫(夫差剑)、攻教(夫差戈)、攻激(吴王光戈)、攻吴(夫差鉴)、吴(吴王光鉴),皆为古吴国之国名。句吴的含义及其取名的缘由,因涉及吴文化起源的一些关键问题,学者曾多所探讨,现将主要观点列举如下:     

吴国历史与扬州城市性质刍议

"邗城"的涵义与江岸无关,而与吴国人对刀剑的神秘崇拜有关,"邗"字乃吴国人特殊钟爱,吴王自称邗王。邗城是吴国在江北的桥头堡,是吴国向北发展的大本营。考古证明吴国的核心地区长期在镇江,直到吴国后期核心地区才东移。邗城在吴国政治军事格局中始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邗城营建历史比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早很多,关于扬州建城2 500年的结论有待推敲。     

唐人"吴体"与江左风流

作为地理文化概念的"江左"以名士风流为内核,其浓厚的地域色彩又集中体现为"吴声""吴歌"之风.至于唐代,以对魏晋名士风流的延续和习慕为接引,新一代江东士人群体又将江左风流和吴语之风引入长安,北人如王维等亦时戏为吴语.杜甫之"吴体"创作正是这一文化背景与个人际遇之产物,而以"吴体"名之既见其地域文化渊源,又有意别之于歌诗...     

周代吴地诗歌散论

周代,吴地产生的最早的歌谣为清代沈德潜选入<古诗源>中的两首吴地诗歌<渔父歌>和<吴王夫差时童谣>.<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后期吴国产生的第一位文人创作的诗歌--吴申权仪<乞粮诗>.<乞粮诗>特点之一--句尾出现的语气助词"兮",比<楚辞>早了两百多年.可以说,吴申权仪的<乞粮诗>已最早体现了周代南方诗歌句尾多用语气助词"兮"的这一特点.<诗经>中歌颂周人先祖的庙堂乐歌,如<诗经·大雅·生民>、<诗经·大雅·绵>等,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吴地诗歌,但却与吴国王室先祖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     

大盂鼎铭文“已”字辨析

大盂鼎铭文■字写法比较特殊,学者多主张释为"巳",少数主张释为"也"。释"巳"者一般读为"已",也有读作"祀"的。读作"已"又有看作语气助词和叹词的不同。我们赞成释读作"巳"(已)和认同"已"是叹词的看法,并从文意、字形和语法史等多方面进行了辨析。     

《容成氏》"执兵钦(疒暴),羕(目寸)于民"试解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里有"执兵钦(疒暴),羕(目寸)于民"一句.句中"执"应该读为"戢","羕"应读为"永得".整句话的意思是"戢兵禁暴,永得于民",说的是汤和伊尹施惠于民的措施,并非以往学界认为的间夏的故事.     

谈齐陶文中的“陈贺”

山东新泰市出土的齐国陶文中有"陈贺立事","贺"字从"贝",上部从"口","戈"声,可看作"加"字异体,见于齐文字。"陈贺"应读为"田和",也就是陈齐太公和。新泰陶文中的"陈不"应读为"陈无宇";"陈宴"应读为"田婴"。燕文字中的"贺"字与齐文字在形体上存在一些差异,可能是由于地域特点所致。     

苏州地名源流考

苏州古称勾吴,亦称工吴、句吴、攻吴、姑苏。约公元前11世纪,泰伯、仲雍自陕西“南奔”,建立勾吴,其后裔被周武王封为吴伯。其南奔路线,最有可能取“商於古道”,奔至今江苏晋江市一带筑城族居,后与古越部落融合,创造了文明程度不亚于中原文化且具地域特色的“湖熟文化”。吴国建都后,不断向东南迁徙,最终定都于姑苏（今苏州古城）。姑苏之“苏”,极可能为越语城邑台、宫地名。秦置会稽郡,治吴县,后有吴州、苏州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论王弼之"无"

"无"是王弼玄学中相当重要的概念.但是,关于"无"的具体内涵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通过考察王弼的<老子注>,可知<老子注>中的"无"有多种意思,只有少数"无"具有本体论的含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无"就相当于<老子>的"道".王弼的以"无"为本体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他的辩论及其它著作中,这种本体论使得中国哲学超越了先秦及汉代的经验思维,成为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     

吴宇森电影“暴力美学”的反思

＂暴力美学＂电影已经日益成为世界电影长廊中蔚为大观的一类,而吴宇森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正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为人们呈现出了一部又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暴力美学电影。探寻其暴力美学电影的形成原因,对其进行理性的反思应该是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无弦琴”的哲学解构

自沈约说陶渊明有"无弦琴",并时常"抚弄以寄其意"以来,不断被后人寻章摘句、过甚其词乃至玄化,同时也把它与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结合得天衣无缝,于是都不自觉地否定了陶渊明的"性不解音"。其实唐宋文人的"玄解"无弦琴并不是要故作高深,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不料今人信以为真,以致以讹传讹。要还原无弦琴的本色,必须剥去玄学外衣,知人以论世,从其交游交友之道、任真自得之性、人生境界之别、世态人情等方面对"无弦琴"进行哲学解构,陶渊明真乃"性不解音"者,随之也就理解了他的"弄琴"只是率性而为,并无"寄意"。     

"无弦琴"的哲学解构

自沈约说陶渊明有"无弦琴",并时常"抚弄以寄其意"以来,不断被后人寻章摘句、过甚其词乃至玄化,同时也把它与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结合得天表无缝,于是都不自觉地否定了陶渊明的"性不解音".其实唐宋文人的"玄解"无弦琴并不是要故作高深,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不料今人信以为真,以致以讹传讹.要还原无弦琴的本色,必须剥去玄学外农,知人以论世,从其交游交友之道、任真自得之性、人生境界之别、世态人情等方面对"无弦琴"进行哲学解构,陶渊明真乃"性不解音"者,随之也就理解了他的"弄琴"只是率性而为,并无"寄意".     

论吴伟业"诗史"的文化背景

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 ,有其深刻的文化意义 ,它是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 (包括诗学传统 )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既体现了诗史相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 ,又体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普遍心理 ,反映出当时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新发现的吴敬梓《诗说》刍议

朝廷功令使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互为表理桎梏人的思想。吴敬梓的《诗说》承顾炎武等重实际、重实证的学风,努力冲破以体悟人伦"天理"为指归的理学途径,转向以知性主体精神和具有实证特点的治学方法来治经,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诗说》中《女曰鸡鸣》、《简兮》等章则所表现的对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人格理想,可以与《儒林外史》互相发明、相得益彰。     

吴澄论"尊德性"与"道问学"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两条路线。元代理学家吴澄认为,朱熹与陆九渊在这一问题上虽有分歧,但仍有共同之处。在为学次第上,吴澄以“尊德性”为先,并认为“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基础。吴澄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知行合一、内外兼修的中庸之道。他以“发见本心”为“知”,以“固守本心”为“行”,若“知而不行”则不可谓真知,视“尊德性”高于“道问学”。吴澄认为,为学应以“进德”为本,才能回到儒家“一以贯之”的轨道上来。     

吴贻芳及“厚生”精神

吴贻芳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任职金陵女子大学第一任中国校长达23年。“厚生”原为基督教用语,后被吴贻芳赋予新意,定为校训,发展成为指引其办学、治学、育人、献身杏坛的“厚生”精神。“厚生”精神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本文试图从“厚生”精神的形成、“厚生”精神的内涵及“厚生”精神的影响和意义三方面对之加以探讨,从而全面理解吴贻芳的“厚生”教育思想。     

春风吹过死水微澜--五四小说“性描写”之我见

五四时期,中国传统的旧的性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鲁迅、郁达夫、叶灵凤小说中的"性描写",显示了反叛禁锢人性、重新思考和评价旧道德的时代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