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婚姻礼法的伦理教化功能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推动法律儒家化进程,对儒家伦理进行推广和贯彻便成为封建统治集团法制建设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为核心的婚姻礼法率先承担起传承儒家伦理的重任,从缔结婚姻的形式要件到实质要件都严格贯彻儒家伦理道德,最终为儒家化的封建法律秩序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对儒家伦理进行宣传和推广、对违反儒家伦理的行为进行惩治的伦理教化功能可以说是汉代婚姻礼法的主要功能追求。     

“生活伦理”论

“生活伦理”是相对于“教化伦理”而言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类型与道德结构理论。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在主体、追求目标、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调节领域、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     

论《易经》的嬗变及其伦理功能的产生

<易经>作为中国古代最为经典的一部哲学著作,它因占卜而产生,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和发展,特别是在卦爻辞产生和筮书形成之后,它的功能开始由占卜向伦理教化逐渐演变;当<易传>产生之后,这种演变则发生了质的飞跃,<易传>所阐发的丰富而深刻了的伦理思想,几乎完全取代了<易经>的原始宗教迷信成分,成就了<易经>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第一书的崇高地位,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哲学--伦理学的发展道路.     

蒙古族伦理文化的教育功能之诠释

蒙古族伦理文化是蒙古族文化传统中的瑰宝,传承蒙古伦理文化对蒙古族来说意义深远。本文分析了蒙古族伦理文化的历史教育、道德潜化及民族认同等三种功能,并以此说明蒙古族伦理文化传承在当今教育中的重要性。     

学校管理制度的伦理价值

学校管理制度与伦理有着紧密而复杂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学校管理制度与伦理机制互补、精神互含.学校管理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伦理价值:学校管理制度具有群体性,有助于群体善公共环境的构筑;学校管理制度具有确定性,有助于对伦理规范的认识和落实;学校管理制度具有稳定性,有助干个体的道德养成;学校管理制度具有强制性,有助于学校管理伦理的弘扬;学校管理制度具有创新性,有助于新的伦理效应的产生.     

汉代学校的教化功能

教化政策是汉代首创的政治举措,而教化之本在兴办学校,汉代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灌输儒家政治文化,培养儒化的官吏,增强了官吏推广教化的能力。儒化官吏亲自兴办学校,推行社会教育,宣传先进文化,使儒家的忠孝仁义道德深入人心,提高了汉代教化政策的实效,促进了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     

论高校教师管理的伦理基础与伦理规约

高等学校教师管理的伦理基础是高校教师管理应该坚持的伦理价值取向。高校教师管理伦理规约是高校教师管理应该遵循的管理理念与规则范式。针对当下少数高校教师伦理失范的现象,从逻辑思辨的角度探讨高校教师管理中的伦理基础与伦理规约问题,是为了拓展高校教师管理思路,科学、合理而有效地推进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高校教师管理的伦理基础主要包括教师责任、素质、德性、人格等维度。高校教师管理伦理规约应从认知伦理、责任伦理、制度伦理和信念伦理这几个方面进行建构,从而形成有效的高校教师管理伦理规约机制。     

道德调节：和谐社会的伦理支撑

道德调节作为社会调节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以推动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目标，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导向；和谐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重要价值取向，属于“应然”的基本价值判断，本身也是一种伦理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道德调节可以而且应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社会道德赏罚、评价、教育等方式，广泛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为实现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支撑。     

管理伦理研究简评

管理和伦理都是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且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无论对人性之路的认识，还是对管理理论的演进，人们已普遍注意到人文伦理对现代管理的重大价值，并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本文就管理伦理研究的起源、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概括性的综述，并提出了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论经济管理关系及其伦理意蕴

管理活动以管理关系存在为基本前提,管理具有合规律性;同时,由于管理的价值和伦理性质以及伦理的管理本质,管理又具有合目的性[1]。根据管理的这一基本原理,本文重点研究了现代管理中的经济管理关系,以及经济管理关系中的伦理意义、伦理向度和超越其经济目的的伦理诉求。     

学校内部规则的效力分析

学校内部规则是教育法制在学校中的延伸,他的效力问题是对内部规则进行规范的重点.特别权力关系、法律优先原则、自由裁量权与行政合理性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公务法人的效力要件、正当程序原则是学校内部规则应依据的法理原则.根据这些原则,现有学校内部规则的效力要进行进一步规范和法律调控.     

行政指导概念界探

行政指导作为(或将作为)现代政府的施政中心,自然应被定位为现代行政法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而形成尽可能科学、准确的行政指导概念,又无疑是探讨行政指导的第一步。但目前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指导概念的界定,尚未臻于统一,而对行政指导作科学界定,是纠正“行政指导与法治相悖”之曲解、合理定位政府经济职能的关键所在。文章在列举了日本、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学界对行政指导的17种概念之后,并以行政指导主体、目的、法律依据、抽象与具体、单方性、非强制性、诱导利益、权力性等八个行政指导概念基本构成要素作为批评指标,对目前已有的行政法学上的行政指导概念予以批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行政指导的科学概念。     

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行政伦理考量

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频发,应对群体性事件成为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应基于行政责任探讨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相关的行政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行政组织作为公众的"受托人",应以行政组织的总体目标为导向,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追求最大的公共善。     

行政伦理妥协的合法性探微

行政伦理妥协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特殊的价值抉择,因其在实践中表现为择恶弃善或择小善弃大善,故其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合法性不仅意味着被公众认同,而且本身必须内含善的因子。行政伦理妥协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公共行政领域难以实现最优选择,常不得已而以满意选择代之,但总是努力趋向至善。作为一种非羁束性自由裁量行为,必须对行政伦理妥协进行严格的限定才能保证妥协总是在合法性范畴内。在实践中,要加强对妥协行为的监督,避免虚假的价值冲突,并积极提升行政人员的能力,努力超越行政伦理妥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行政伦理体系的委托代理分析--一种强力制约行政腐败的隐性途径

在正式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代理人(行政官员)的问题主要在于行政伦理道德观的弱化与缺失,在于行政官员寻求自身经济利益与效用的最大化,而无视自身是“公共人”这一特殊角色。正式制度中的政策法规必须要紧密结合非正式制度中的行政伦理道德的隐性制约作用,才能产生良好的遏制效果。     

强化监督：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保证

当下，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使各监督主体明确权责，强化、完善其监督职能，并使监督体系整合优化。强有力的监督是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保证。     

行政制度伦理建设的意义与途径

行政制度伦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而重要的职能。行政制度伦理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要加强行政制度伦理建设,必须确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教育,完善行政监督体系,确保行政制度的伦理性。     

行政人的伦理困境和伦理自主

行政人与其他人一样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并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都附带着一系列的义务与利益规定。角色冲突、利益冲突甚至是道德冲突产生的伦理困境,使得行政人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应从创设制度化的个人伦理生存空间、行政人对角色责任的清醒认识、弘扬行政人的个体独立人格、界定行政人的忠诚限度等方面帮助行政人找到既可保存公共利益又可保存自己人格完整的有效途径。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制度化自律与道德驱动自律的结合

阐明了行政伦理的含义、内容;分析了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探讨了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即制度化自律和道德驱动自律的有机结合。制度化自律实现途径为:完善公务员的任免机制;完善法律、行政、政党、舆论和群众监督机制。道德驱动自律的实现途径为: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和行政伦理修养。     

行政自由裁量的理论解析与伦理重构

行政自由裁量的引入是行政管理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进步,它不但体现出一种对行政管理核心理念的反思,也体现了对社会伦理精神的追寻。在行政自由裁量中,"自由裁量"被赋予了一种服务精神、公正精神,这种精神产生于行政的建设理念中,应时刻内化为行政机关与行政人员的本质特征,成为行政管理的基本伦理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