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集中彰显了"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之间的互动逻辑,从三个方面形成了深厚的互动根基:强有力的政党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领导根基,人民立场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群众根基,改革开放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实践根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推进作用,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向好发展与国家治理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新时代创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路径,需要以"中国之治"为基础完善和发展"中国之制",以"中国之制"健全"中国之治"急需的制度,化"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为"中国之治"的效能,建构"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整体进阶。     

“乡政村治”、利益分配与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基于四川J县金村模型

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中公共利益分配的中间人和协调者。以四川J县5个村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金村模型,考察村庄精英与"乡政村治"体制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精英的理性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乡政村治"体制对精英行动具有规制作用,而精英对"乡政村治"有适应功能;利益分配对精英行动具有建构作用,而精英对利益分配有调控功能;以"公益""共益""私益"三维度划分体制精英的理性逻辑,可形成五种类型的行动策略组合。当前亟需从制度上明确招商性项目的激励机制,强化政策性福利分配的规制,落实村民议事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基层党员培养和村干部选拔制度,防止乡村治理陷入"精英全面控制"或无人治理的困境。     

十八大以来“中国之治”研究综述

"中国之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中国治理体制和中国治理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命题,"中国之治"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后,"中国之治"的研究形成热潮。学界主要围绕"中国之治"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但也存在研究方法单一等不足。未来,应突破学科界限,拓展研究视野;加强文本研究,深化研究内容;借鉴其他领域,丰富研究方法,促进"中国之治"的研究走向深入。     

“德治”本意之探源 ——法治语境下的重新考释

在当前中国法学的语境中,一说起"德治",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就有"德"--"道德"--"道德治理"的联想,中国传统社会则被认为是道德治理的典型.然而这种观念并没有说出"德治"的核心理念,只是一些学者想当然的结果.事实上,"德"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上并不具体指称道德,它主要是一个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概念.相应的,"德治"也并非道德之治,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贤人之治和民本之治两个核心内涵的有机结合.此外,由于道德具有更多的主观性、情感性等内在面相,它根本不能构成一种治理方式,法学界所谓的"道德之治"实际上所要表达的应该是伦理之治的意思.     

信息化时代的村治精英更替:机制与后果

近十余年来,伴随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的推进及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村治精英群体发生了大规模的更替。村治精英更替主要有两种机制:一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和普及;二是国家政权建设规范化的不断推进。政府在治理工作中主动采纳各种新型信息技术,并不断加强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控制。各种自上而下的业务工作需要现代型村治精英才能更好地对接。这倒逼传统型村治精英退出村治舞台,而掌握新型信息技术的现代型村治精英逐渐被吸纳进入村治舞台中。村治精英更替有利于提升村治精英的整体文化水平,促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规范化。然而,村治精英更替同时带来了技术治理和行政控制的强化、治理成本增加以及乡村治理能力弱化等负面后果,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溱洧》“赠之以芍药”解

文章旨在结合上古时代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生活习俗,探求"赠之以芍药"的涵义。认为此行为可能与原始巫术观念有关,是为了表达爱慕,并获取对方的爱情。     

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当前"乡政村治"格局主要受土地制度、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基层自主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行政化、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乡村精英外流等诸多挑战。因此,从"乡政村治"向政府主导型的"多元共治"转换是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完成政府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转型,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依法治农”问题研究

"依法治农"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分析了"依法治农"的社会背景和宏观条件;指出借鉴发达国家农业法制化成功经验使之成为实施"依法治农"的外在动力.同时针对中国农业法制的现状,提出加快中国农业法制化建设的初步设想.     

孔子的治道——以《论语》为中心的考察

孔子的治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批判春秋的礼乐崩坏、政刑见重;二是以"正名"为原则重建周制,在治国一目中欲重塑君、臣、民之道,在天下一目中则倡"尊王攘夷",翼以恢复秩序;三是批判周制,逐步实现理想政体。此道首先在于塑造"唐虞之治"以为鹄的,其次欲以教育与参政培养合格之民众,再次于治国中倡兴灭继绝、选贤与能,最后于天下之道则反对兼并,圣者为王,为政以德,以建立超国家之公权、最终实现天下有道之局。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民主党执政后的日本对台政策动向探析

日本民主党执政以后,尽管民主党在其政治纲领中表示遵守《中日联合声明》,鸠山政府也表示要对华推行"友爱外交",但由于民主党涉台政策"两面性"、"友爱外交"局限性及国会亲台势力的重新分化、组合,民主党政权仍然会秉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立场,在不破坏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础上提升日台关系。中国应在巩固中日关系既有框架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对日外交,推动日本对华友好力量的提升。     

印度银行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与印度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经济体,两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印度则在向"世界办公室"迈进。就中国而言,银行改革问题已经成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主要"瓶颈",是宏观经济的最大隐患,需要谨慎对待,妥善解决。而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和转轨市场经济体与中国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其在银行业改革方面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文章首先对印度银行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详细分析,进而得出对于当前我国银行改革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浅析我国国家审计模式由行政型向立法型的转变

我国的国家(政府)审计是隶属于国务院及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型模式,适合于大政府小社会的行政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大内审"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审计职能的发挥.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政府内审应当从国家审计中分离出来,实现国家审计由行政型向立法型转变.     

著作权的空洞化与一稿多投、一稿多用的解禁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对一稿多投行为实质上予以了禁止。由于该条规范属于任意性规范,报社、期刊社在决定审稿期限问题上享有独断的权利。在投稿过程中,这一规定导致著作权人处在与报社、期刊社极不平等的缔约谈判劣势之中,存在著作权的空洞化问题。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国际立法惯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最佳的解答。     

对《宪法》第84条的两点商榷

“职位”是执行一定职务的工作岗位,不能继任、不能代理;能够继任、代理的是基于职位所产生的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应当是由副主席继任(不是继任职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都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暂时代理主席职务。根据宪法第84条的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补选开始,到新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就职时这段时间,国家主席的职务无人执行。应当将“在补选以前”改为“在补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就职以前”,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代理主席职务的终止时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主席执行职务的时间相衔接。     

论中国社区发展与建设

中国社区可分为传统社区——单位和非传统社区——街道办事处管辖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 ,城市社区旧有的社会整合模式面临挑战 ,多元契约性社区逐渐形成。“大社会 ,小政府”是社会现代化运行的基本特征。“单位”已属于经济范畴 ,而落实社会职能的基本载体是社区。中国社区化发展与建设有其社区化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上)

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1938～1942年),是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最辉煌的时期。文章依据档案、当时的报刊、文献、口述历史资料及该会内部资料,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组建、空间及内部组织结构变迁、与卫训总所的关系以及“内部风潮”的潜滋暗长对抗战救护事业的多元效应,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下)

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1938～1942年),是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最辉煌的时期。文章依据档案、当时的报刊、文献、口述历史资料及该会内部资料,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组建、空间及内部组织结构变迁、与卫训总所的关系以及“内部风潮”的潜滋暗长对抗战救护事业的多元效应,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     

《孔雀东南飞》中“孔雀”的神话原型阐释

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的长篇叙事诗,全诗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开篇,选择孔雀来起兴有着深刻的神话根源,孔雀在神话中是作为中国的植物神而存在的;作品本身也是神话中死而复活原型模式的置换变形,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创新管理理念做好新时期高校院系办公室管理工作

针对新时期高校院系办公室的工作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运用人本管理思想、规范化管理思想和组织学习理论等创新管理理念,结合工作实践,通过管理育人、完善制度、知识共享等途径,来达到提高办公室管理工作水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