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弦唱奏方式与辞乐关系--乐府唱奏方式研究之二

本文在充分利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 ,吸收前人研究成果 ,重点探讨乐府唱奏方式对辞乐关系的深刻影响。文章通过细致的分析和考辨 ,提出了如下几个崭新的观点 :(一 )“相和曲”与“三调歌”均曾以“行”命名 ,二者共有“丝竹更相和”的音乐特性 ,而用“丝竹”表演反映的正是“行”的本质 ;(二 )魏明帝相和歌改制与列和笛律的使用直接相关 ,多种表演手法与技巧的综合运用、叠奏和“相和”等唱奏方式的交错组合皆因笛律的统领而最终得以实现 ;(三 )“歌弦”的本义乃“歌所弦之曲” ,有用“器”与不用“器”之分 ,正是后者的普及才产生出了歌乐重奏的“歌弦”唱奏方式 ,后世称为“着辞”。     

浅论唱奏的内涵与外延的协同性

浅论唱奏的内涵与外延的协同性李强唱奏某一首音乐作品时，唱奏者的脑海中就必然对作品产生一种反应和认识。这种反应和认识即是对音乐作品的内在解释，它并非实际的音乐，而是唱奏者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称之为“内涵”。内涵通过相应的外在解释，即演奏的音高、长短、强...     

钢琴演奏的“断奏”初探

“断奏”一词是从意大利文“staccato”意译过来的一个音乐专用词汇。是用缩短音符的时值,使音与音之间不相连贯的一种奏(唱)法,听起来富于弹跳性。用·(?)(?)和(?)等断音记号以表示之。“断奏”在钢琴演奏中,包含着用不同时值、不同力度、不同音色和不同的演奏技巧,短于原有标记音符时值的断音、跳音、顿音奏法,统称为“断奏”。因此,断奏不仅是一种音符时值的标记,还是一种演奏方法的标记,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有明确的认识,对乐曲才可能做出较为准确的解释和表现。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先秦文献中的歌辞记录——古代歌辞文献研究之一

笔者在文献疏理的基础上大致区分了先秦散文中的韵语、韵语短章和歌辞三种文本记录形式。通过对韵语短章诸多名目(如“语”“辞”“谚”“铭”等)的具体考证,理清了先秦歌辞记录的文本特征。发现先秦文献中歌辞名目繁多,其产生和演变与礼乐制度息息相关;具体的音乐表现方式和歌唱内容反映出当时音乐与文学全面结合的盛况。其中对“辞”的考证为《楚辞》命名缘由提供了新的证据,对歌唱方式的疏证为重新理解“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等经典文句提供了新的角度。笔者认为不是所有的韵语都属歌唱之辞,只有用韵规范、句式较稳定且有歌唱记载或说明的韵语才可判为歌辞;“诗三百”是专门的歌辞结集,而非专门的歌辞记录则有纪事、引用和专录三种文本类型,其中纪事一类往往涉及具体的歌唱活动而最具研究价值;同一歌辞多有不同的记录文本共存,异文之中隐含的信息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歌辞记录方式与相关音乐现实的交错和层积。     

“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与音乐之辨

曹操是在旧乐曲的基础上创作新歌辞,其乐府为依曲填辞,与音乐关系密切,犹“汉音”;曹丕在创作上将音乐与文学并重,具有“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性质;曹植乐府诗在曲、题、辞三方面均有革新,部分作品完全脱离音乐束缚,完成了乐府歌辞向乐府诗的转变。“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创作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凸显出魏晋文学的自觉过程。     

“诵”字的音义辨析与楚辞的歌乐特质

歌乐结合是中国古典文学在发展中形成的特色.“楚辞”就是楚人的歌辞,具有可歌性质.只因证明楚辞为乐歌的文献不足,人们误以为楚辞只能供念诵,而不可歌.本文从探讨“诵”字的音义和功用入手,着力辨析(1)读音为cóng的“诵”,用为动词,其确切意义是击节歌唱,学“诵”者必须严格从师,反复训练;(2)读音为yōng的“诵”,用为名词,是兼备歌词与曲调的一种文体,屈原作品的文体原本叫“诵”,从而确证楚辞是用于歌唱的歌词.     

论谢灵运相和歌辞的音乐文学特征

本文阐述谢灵运相和歌辞的音乐文学特征。第一部分论述南朝前期相和音乐的流行情况以及谢灵运接触到这些音乐并为之写作歌辞的可能性;第二部分主要分析谢灵运各篇相和作品本身的句式结构所体现出的特殊的音乐要求,证明这些歌辞应当具有实际的音乐功能;第三部分则论析这批作品作为入乐歌辞而不同于徒诗作品的特定艺术风貌,并提出关于诗乐结合这一创作方式对诗歌艺术之特殊要求的若干思考。     

壮族反战乱长歌《嘹歌·唱离乱》

“嘹歌”是壮族人民喜闻乐唱的一种民歌形式。由于歌唱时歌句的尾音都用“嘹——嘹”来拖腔,因而人们称之为“嘹歌”。“嘹歌”是从一九六一年开始搜集整理的。先由田东县文化馆搜集整理了八百多行。后由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两次派人下去,深入发掘,共搜集到手抄本和口头记录约一万六千多行。其内容丰富多采,从各方面反映了壮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心理状态、风俗习惯等。而基本内容则是由《日歌》、《夜歌》、《散歌》三部份组成。第一部分:《日歌》,就是白天唱的歌。它又包括《三月歌》、《日歌》、《入寨歌》三方面的内容。《三月歌》唱的是壮家的自然风光、季节时令以及农事活动的情况,从一月唱到十二     

解“奏”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一句,今中学课本将该句中的“奏瑟”解释为“弹瑟”,窃以为不妥.“奏”可作“弹奏”解,然而,它在秦汉以前的古书中却往往是泛指弹奏各类乐器.例如:(1)既备乃奏,萧管备举.(《诗·周颂·有瞽)》(按:《郑笺》曰:“乃奏,谓乐作也.”)(2)鼓吹歌舞,悉奏众乐.(《汉书·霍光传》)至于它可以专指弹奏某一种具体的乐器,那一般已是秦汉以后的事了.“弹瑟”这一动作行为在秦汉以前一般是用“鼓瑟”来表示的,下文的赵王鼓瑟”、“令赵王鼓瑟”即可证明.他例如:     

论西曲舞的衍变

“西曲”是南朝时期流行在相当于今湖北荆州、襄樊一带的民歌，其形式有歌、有乐、有舞，歌乐结合者为“倚歌”。西曲歌计三十四首，其歌词全部保存于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探讨了西曲舞的流变情况。     

汉魏古诗的生成方式与古诗交叉传播

汉魏古诗是中国文人诗歌创作的早期阶段,当时"歌"与"诗"在观念上尚未明确区分,文人对"用诗"与"作诗"也无明确的意识,因此出现了歌辞徒诗化与文人拼凑歌辞作诗等多元的古诗生成方式,以及音乐、文本两种传播方式并存、交叉与相互转化情形。后世文献是在"歌""诗"观念逐渐明晰,文体意识日益增强的观念下进行的,面对汉魏古诗这种多元的生成方式和多种传播方式交叉并存情形,学界产生了对其性质认识上的矛盾,后世文献著录对其或"乐府"或"古诗"的认定,也形成了"古诗十九首"是"乐府"还是文人"古诗"的跨越漫长历史的学术争论。     

论魏晋南北朝四厢乐的辞乐关系

魏晋四厢乐的辞乐内容基本一致,然而此类内容至宋、南齐、北齐已与新时代元会乐对礼仪性的需求产生疏离。四厢乐歌词主要有三、四、五言句式,四言句式在辞乐衔接时一般对应四节拍的乐句,一字对应一拍,辞乐衔接和谐而完美,辞乐关联结实而稳定。三、五言句式进行辞乐衔接时,除对部分音节作延留音或压缩歌唱时值等特殊处理外,其余音节的辞乐匹配均与四言句式相同。受梁武帝十二辰位对应十二乐律的理念以及梁代元会大飨乐对热烈氛围的需求影响,四厢乐至梁被废止,代之以《相和五引》。《相和五引》对七言句式歌词与娱乐化乐曲的接纳,说明梁代元会乐在理念上崇雅尚古,而在实践上能革故鼎新。     

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

就西周礼乐文明中诗乐关系的认识,历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诗先于声乐、声乐迎合诗。另一派则认为声乐是诗的根本,声乐在诗之前,诗要求合声乐。检索分析出土和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在《易》和《诗》的时代,较之于“诗”,“歌”更经常地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艺术,而“诗”则更像是乐教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综合诗乐歌谣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我们发现,发乎自然性情的歌天然合乎自然之声律,乃诗之前身——歌谣;而服务政教事功的诗却要求合乐而“中声之所止”;因诗制乐旨在诵美讥过的诗道乃是始于制礼之后,而制礼做乐发生在周代,做诗配乐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     

传续百年：浙江“唱新闻”曲艺变迁的传播社会史考察

“唱新闻”是起源并流行于浙江地区的一种地方曲艺,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说唱形式的口头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形态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说朝报”,在近代浙江地区兴起,后扩散到上海等地,是留存至今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活化石。根据推动“唱新闻”发展的动因和社会传播功能的不同,可将“唱新闻”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唱新闻”的传播者身份、传播的“新闻”内容以及表演的空间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市场和受众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媒介技术因素是影响“唱新闻”变迁的重要因素,每个历史阶段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又有不同。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唱新闻”的变迁,对于揭示地方曲艺、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木兰诗评注

《木兰诗》叙述了女英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是我国古代一首著名的民间叙事诗。选自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该书共一百卷,分十二类,辑录了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歌谣,是收罗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总集。乐府是古代管理音乐的机构,汉武帝时开始设立,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采集歌辞。乐府所采集、创作的乐章和歌辞统称为“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唐以后,凡能入乐的诗歌和仿效乐府古题的作品,甚至宋元词曲(因为合乐)也称为“乐府”。     

谈谈壮族的唱师

一、唱师的由来及其发展壮族有两大剧种,一是桂西壮语南部方言区的“壮戏”(包括南路壮戏和北路壮戏),一是广西中部壮语北部方言区的唱师(有的叫唱诗,师和诗谐音;解放后人们统叫师公戏)。唱师是桂中地区壮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可是解放后在破除迷信时,不分青红皂白和师公一道统统被打倒了。粉碎“四人帮”后,有很多地方还不给唱,有的地方给唱了,又有人     

音乐形态、写作方式与词体的定型——兼及李白《菩萨蛮》辨伪

词律的起源是词体发生问题的核心与重点。还原词发生初期词乐配合的原初状态,可发现“词的文本形态来源于音乐形态”这一传统观点有失允当。词的写作方式有依乐填辞、依辞写辞两种,这不但是乐工辞与文人辞的分野,也代表了词体发展的两个阶段。词获得稳定的文体形态是在文人辞阶段,高度趋向一致的词律是在文人的重复性、摹拟性写作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文人的群体活动、知识结构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循此思路,结合唐宋间韵部分合、相叶的特点,说明《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非李白作品,其制辞时代为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