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牧区牧民幸福感因素的实证研究——天祝藏族自治县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目前,部分地区甚至一些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已赶上发达国家．但其总体幸福水平不尽人意。相反,有调查显示收入水平明显大幅度低于城市居民的农民。其生活满意感超过了城市居民。出现了“幸福悼论”现象。本文依据贫困牧区县的调查资料,运用ordered logit model对牧民幸福感同收入及若干非经济因素之间关系的维度和强度进行了考量。在假定牧区宗教及文化习俗对牧民的幸福感均有恒定影响的前提下,分析结果显示．牲畜数量是牧民的主要幸福源泉;牧区女性的幸福感要明显低于男性;牧民收入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人均年收入同幸福感显著正相关;牧民自身的教育投入对幸福感的提高起抑制作用：以30岁为拐点．牧区成年人和老年人的幸福感相对低于青年人;遇到资金周转困难时,银行对牧民家庭的贷款有助于改善幸福状况：物质条件对幸福感不具有明显的影响。     

台湾人口婚姻:现状、特点与问题──兼与大陆地区人口婚姻状况的比较

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台湾的人口婚姻状况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与模式。与大陆地区相比,台湾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晚婚、人口的不婚比例偏高、离婚现象相对普遍、已婚有配偶比重较低,而丧偶情况复杂。但在夫妇年龄差、离婚率变动趋势、新郎新娘受教育程度匹配模式等方面,两地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老年人的不婚与离婚、婚姻市场的“婚姻拥挤”、离婚率的持续攀升,是目前台湾面临的主要人口婚姻问题。     

东北地区离婚率全国居首的原因分析

婚姻相关问题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学科的研究对象,我国离婚率逐年上升的现象近年来尤其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在全国离婚率逐年升高的背景下,东北三省的离婚率变化规律相似而又不同。若将东北三省看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则这一大区域内人口的离婚率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按照粗离婚率和"离结比"两种离婚率衡量指标对全国31个地区的离婚率进行降序排列,东北三省的粗离婚率长期居于排行榜的前列,而"离结比"则长期居于排行榜首位。总体上,东北地区的离婚率随着时间推移逐年升高,而且长期以来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分析东北地区人口离婚率高居全国首位的原因则发现既有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致的共性原因,也有东北地区特有的区域原因。具体而言,导致这一现象的共性原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婚姻功能发生改变;离婚的法律程序简化、社会成本降低;婚前感情基础不够、对婚姻质量要求提高、婚外诱惑增加等。导致这一现象的区域内独特原因主要包括:低生育率导致东北地区婚龄人口中独生子女比例更高;东北地区城市化程度较高,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区域内的移民文化使离婚的外界阻力较小;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人口流动性较大、经济发展落后等。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成都、义乌两地抽样问卷调查的资料,分析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情感接纳程度＞行为接纳程度＞认知接纳程度.不同性别、政治面貌和主观阶层地位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差异性不大.回归模型表明,政治面貌、主观阶层地位、社会关系网络、政策认知认同、对两类子女素质差异的评价以及认知来源是影响城市居民接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重要因素.     

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运用多层次Logit模型分析影响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的个体因素和迁入地因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迁移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城城迁移所占比重的上升导致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户口类型等因素对迁移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迁移更多地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由于外来人口在就业和工资收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加之迁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并且其预期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脱离;城市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对非正规部门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减小了潜在迁移者的迁移概率。     

深圳流动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深圳市龙岗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状况”调查数据,设计了4个模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生育子女数、初婚初育、初婚二孩生育和初婚三孩生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早婚和多育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它和生育意愿有一定的关联。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它对三孩生育的影响最强。经济收入水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很复杂,收入水平提高产生的短期效果可能是促进生育率增长。     

石河子地区离婚的特点

石河子现有54万多人口,是解放后建立起来的新型城市,这里有一百多个工矿企业,十八个国营农牧团场和一个乡。研究这类地区的婚姻状况是人口学和社会学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对本地区1982年至1986年五年的2538对离婚案件的特点,原因和趋势作了调查分析。现将其结果报告如下: 一、离婚率较高,五年来持续增长离婚率从1982年的1.84‰,上升到1986年的2.51‰,均高于全国1982年离婚率1‰的水平。而且呈持续上升的趋势(x~2=180.7p<0.005)平均每年以14.12％的速度递增。     

人口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攀升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持续攀升的影响,本文基于2005年和2010年北京市的离婚登记数据,分解了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和年龄别离婚率变动对粗离婚率攀升的贡献率。研究发现:2010年北京市粗离婚率较之2005年上升了0.23个千分点,其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上升的贡献率为31%,男性和女性年龄结构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24%和7%;年龄别离婚率变动对粗离婚率上升的贡献率为69%,男性和女性年龄别离婚率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38%和31%。这表明男性在婚姻中处于强势地位,而女性处于弱势地位。此外,通过编制婚姻预期生命表显示,2010年平均婚姻预期寿命比2005年下降了0.7年,女性的平均婚姻预期寿命较男性长,但减少的幅度在增加。     

中国的离婚率与社会结构变化分析

从中国的离婚率与社会结构变化的时间序列分析中可以看出 :离婚率随非农产业人口比重的提高而提高 ,并有三年的时滞 ;离婚率也和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两者的比重一并提高 ,但约有五年的时滞。因这两方面社会结构的变化 ,直接影响妇女就业率提高和妇女职业结构的变化 ,而由此引起的人口迁移流动的大变动 ,也必然影响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     

多子多福？——子女数量对父母健康的影响

常言道“多子多福”，调查的数据是否支持该论断呢？本文利用《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调查》数据研究了子女数量对父母健康的影响。为了解决子女数量内生性问题，本文在估计中使用了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当不考虑内生性问题时，子女越多的父母亲其健康自评水平越高，但当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时子女数量对父母的健康自评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分析还发现子女数量对男性健康自评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对女性健康自评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女性而言，子女越多男性抚养子女的压力越大导致的。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量维度的偏离以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理想子女数比实际子女数平均高0.4～0.5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有显著影响,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与性别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3）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存在差异。文章认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应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力求实现“经济—文化”同向驱动和不同类型地区协同联动,推进人口的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及其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作者通过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证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男性比女性、已婚者比未婚者年龄大、收入高。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时间和年龄的增长能不同程度地提高流动就业人口的收入水平。流动人口只有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掌握了生产技术并积累起工作经验后,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才能相对稳定下来。一部分流动人口已明确表示愿意在打工地区定居下来,且收入相对较高或家乡与就业地区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正式迁移,男性和受教育年限较长者移民经济发达地区的愿望也更明显。     

中国离婚状态人口的两性差异特点、成因及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婚姻观也发生很大变化。从８０年代始我国已进入第三次离婚高峰期,１９９０年一般离婚率比１９８２年提高了４２．３％（曾毅、吴德清,１９９５）,并且潜在的离婚增长势头大。本文利用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和１９９５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我国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零时和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零时上的离婚人口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了男女两性离婚人口的不同特点,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给予分析。一、离婚状态人口①的两性差异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     

人才政策对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人才是各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各地政府试图通过制定各种形式的人才政策吸引并留住人才。不过，关于人才政策实际效能的研究较为匮乏。文章利用“58同城”的个人简历数据，以2010～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人才流动为案例，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人才流动的网络结构和空间格局，着重探讨人才政策对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下人才政策的边际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际人才流动十分频繁，经济基础较好、工资收入高、产业结构和市场环境较好的城市是人才流动的辐射聚合高地；（2）长三角城市群的人才流动围绕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合肥形成“Z”字形的空间格局，人才流向由大城市间流动演变为大城市间流动和邻近城市间流动并重的局面；（3）人才政策能够很好地吸引人才流入本地，但只有当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较高时，人才政策才会发挥作用。当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时，人才政策对人才流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为相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从性别角度看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法,从性别视角对农民工流动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着重描述了婚姻状况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对男女两性迁移决策的不同作用。对于婚姻状况对女民工的影响主要从未婚与已婚两个变量支进行考虑,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传统性别分工对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在承认女民工在流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同时,本文也尝试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主流思想的一些观点,即女性具有比男性更强的迁移动机,这主要体现在收入差距的解释变量中。     

相识方式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FPS数据的事件史研究

中国离婚率的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夫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当前自由恋爱式为主流的婚配背景下,学习和工作场域成为适婚个体在婚姻市场认识潜在对象最重要的两个场域,因此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相识成为夫妻相识的主要方式。文章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学校相识”和“工作场所相识”两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显著更高,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39.043%;(2)“工作场所相识”的离婚风险峰值出现更早,约在婚后7年,而“学校相识”的峰值出现在13年左右;（3）分教育程度看,高教育程度群体在“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更高,其中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45.611%,而低教育程度群体内不存在该差异;（4）分出生队列看,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效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组中均显著且比较稳健。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夫妻不同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讨论集中于婚姻稳定性维度。然而,稳定的婚姻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幸福的婚姻。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     

对数还是人数——结婚率与离婚率的算法

<正> 对结婚率与离婚率如何统计,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981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人口统计》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同年出版的《人口统计学》,分别有如下叙述: 结婚、离婚同人口出生、自然增长有直接关系,计算结婚率、离婚率也是人口统计的指标。它们的计算方法同上述出生率等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结婚、离婚都是双方的,所以计算时用多少“对”来表示,即每千人口中有多少对结婚或离婚数,可写成公式: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差异与人口迁移关系之研究

经济因素，历来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差异，又是经济因素影响人口迁移的两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中国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收入差距以及不同收入水平与差距地区之省际人口迁移状况的考察分析，发现在８０年代后半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差异对省际人口迁移也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８０年代后半期省际人口迁移流向选择及分布模式的基本特征     

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失调和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人口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婚姻市场两性人口失衡。其中,夫妇年龄差规范的存在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制约着婚姻匹配。本文利用中国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一次“自然实验”,分析了婚姻拥挤因素对人们婚姻行为、婚姻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婚姻拥挤对夫妇平均年龄差及其年龄差分布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处于婚姻拥挤状态的男性和女性在完婚途径和婚姻状况方面又有所差异。     

转型加速期门当户对婚姻的错位与危机--阶层封闭视角下离婚率上升的新解释

门当户对一直是人们缔结婚姻时遵循的隐形规则,是稳定婚姻的基础之一,其实质是一种阶层内婚姻,所体现的是阶层问的封闭性特征。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我国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判定社会地位的标准从政治中轴向经济收入中轴的转变．使在原分层体系下门当户对的婚姻变得“门不当户不对”．因而也使原本稳定的婚姻基础变得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婚姻危机,而在此背景下的离婚率上升,又再次印证了“门当户对”的阶层内婚姻的稳定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