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循吏传》入传标准研究

循吏是中国古代社会官员的典范。由张廷玉主修的《明史·循吏传》,编撰特点明显,载录的循吏人数较多,包罗了一个特殊群体。分析《明史·循吏传》传文内容可以发现其入传标准主要有三:一是传主本身具有良好的德行操守,二是传主在主政地方时有卓越的政绩,三是传主多受民众拥护。通过入传标准也可以探析《明史·循吏传》所蕴含的政治文化观念。     

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的合理性及历史借鉴

从立法、执法和普法的角度看．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具有合理性：一是朱元璋面对“乱世”,适时立法,修定“重典”,用重典治乱世,顺应民众愿望．合乎“形势变迁”的立法机制;二是严于执法、重典惩治官吏,取消“官当”特权,合乎平等适用法律的法制原则江是依法普法,明令律典条文须“家藏人诵”,强化全民学法知法,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对我国当今依法治国、惩贪反腐具有借鉴作用。     

从《大诰》中看朱元璋的重典治国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后,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他亲自参与编纂并以诏令形式颁发的四编《大诰》。这部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法规文献,在中国法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思想和主张。     

明大诰与朱元璋的明刑弼教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四编《大诰》,是研究明初法律实施状况和这位开国皇帝政治法律主张的珍贵文献。《大诰》中反映的朱元璋的法律思想,内容相当丰富,但贯穿全文始终、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明刑弼教思想。《明实录》等官修史书为尊者讳,对他的这一重要法律主张极少涉及。这样,《大诰》便成为集中记述朱元璋的明刑弼教思想的稀见史料。 “明刑弼教”是朱元璋颁行《大诰》的基本动机,也是他大搞律外用刑和重典治吏的理     

明太祖教育思想及教育政策述论

起于布衣的明太祖朱元璋,“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之后,又“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实现了“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明史》卷三,太祖本纪)。因此,对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政策加以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明代的的历史状况,而且有借鉴意义。     

刘基归隐青田著书时间辨正

王馨一先生《刘伯温年谱》据《元史·石抹宜孙传》及《诚意伯刘公行状》,定刘基于“至正十七年,为行枢密院经历,与行院判石末宜孙守处州。寇平,弃官,与义从者归青田山中”。后之论者遂认为《郁离子》是在至正十七年到二十年三月刘基应朱元璋召出山这三年中写成的。按,《石抹宜孙传》及《刘基行状》,乃至《神道碑》和《明史》本传,于弃官时间均无明白交代,而至正十七年冬,刘基尚有《浙东肃政廉访司处州分司题名记》之作,表明其时并未离开处州。《明史》本传称:“行     

孟浩然四题

隐鹿门山孟浩然隐居鹿门的具体时间,向来没有成说。《新唐书》本传载:“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卷二○三《文艺传》) 又据《唐才子传》,张子容与孟浩然同隐.其张子容传云:“初,(张子容)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诗篇唱答颇多。”(卷一)检孟浩然集有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据明铜活字本)诗,证明张子容确实曾经隐居过(《唐才子传》既言其隐鹿门,白鹤岩     

“醒贪”与“惩贪”

鉴于元末贪吏横行、社会腐败,终致覆亡的教训,朱元璋深知“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终不可得。”于建国之初的洪武四年即“命自今官吏犯赃罪者无贷!”洪武二十五年,“命户部备录文武大小官品数,给俸米之数,以米计谷之数,又计其田亩出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而为之书。至是编成,赐名曰《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恤民。”(《太祖实录》卷二二零》)以“吾民之艰”与官吏之“坐享天禄”相对照,从而促贪吏之“醒”。但,总有冥顽不醒者,因而不能不“惩”,朱元璋对此亦不曾手软。据     

《明史》撒马儿罕传“成化十九年条”所存在的问题

刊在《明史》卷332西域传四的撒马儿罕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以朝贡记录为中心的年代记(编年体形式的部分)。乍一看,这是很整齐的,好象是把《明实录》概括、整理而成的。但是,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它并不一定都是简单地摘自《明实录》。 那么,先看一下这次所考证的《明史》撒马儿罕传“成化十九年条”(把全文分成a、b、c、d、e、f六个部分,是因为便于解释。以下,别的引用史料也同此)。 《明史》     

论明太祖选用与培养人才

明太祖朱元璋,自元末农民大起义,经过十五年的南征北战,终于扫平江南群雄,推翻元朝,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不仅依靠广揽贤才平定天下,而且也非常重视依靠贤才治理天下.本文仅就他在选用和培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作用方面的认识与措施,谈几点看法. 明朝建立当时,战乱未息,生产凋敝,国家急需治理,太祖愈感到选用和培养人才为施政的根本大计.他说:“举贤任才,立国之本”(《明通鉴》卷一),又说:“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明通鉴》卷五),“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辅也.”(《明史·选举     

朱元璋的反腐败思想及其法律实践

明朝初期,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贪污、反腐败的斗争,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给予了无情的打击和彻底的清理。史载:“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明史·刑法志》)。朱元璋的反腐败思想及其法律实践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完善法律制度,堵塞贪污腐败的漏洞朱元璋接受元朝灭亡的深刻教训,认为元朝末年“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致使法     

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惩贪

重典治国,重法惩贪明太祖朱元璋是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可称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１３６８年明王朝初建,朱元璋刚登上皇帝宝座,就反复告诫臣僚们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１］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这段面谕手令,有的臣僚听从信守;有的臣僚却置若罔闻。无视圣命的臣僚们,在经济命脉上,不该“拔毛”的偏要拔毛,不该“摇根”的偏要摇根,贪赃枉法,不知自忌,祸国殃民,危害深重。对此,朱元璋极为愤懑,认为如果对“拔毛”者不惩,对“摇根”者不罚,岂不是“养稂…     

“廷杖”首创于朱元璋?

“廷杖”,就是皇帝在殿堂、朝廷上杖臣下.“廷杖”之刑到底始于何时呢?最近,张善诚同志在他的《评忠君道德》一文(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9期)中说:“自从朱元璋首创‘廷杖’之刑,即被当场打翻在地,扯去裤子,棍棒齐下,皮肉遭殃的文武官员更是不计其数.”据查,此说来源于《明史》卷95刑法志.其文曰:“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矣.”经过翻检史书,觉得此说不确,现质疑如下:     

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吗?

有些历史著作说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如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说朱元璋“背叛了农民军,完全蜕化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见《(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139页);吴晗先生写的《朱元璋传》,说朱元璋“逐步变质,最后叛变了农民革命”(见《朱元璋传》第301页);南开大学历史系近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说朱元璋在“背离农民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逐渐站到了农民起义军的对立面”(见《中国古代史》下册第203页)。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我们分析封建制度下的农民革命,评价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都必须以此作为出发点。朱元璋是不是“背叛了农民革命”,当然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下面,简略地谈谈个人的浅见。     

胡大海籍贯刍议

胡大海,生年不详,卒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生前系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中的杰出将领。关于胡大海之籍贯,《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中国历史人物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均作“濠州虹(今江苏泗洪东南)人”。笔者对此有异议.一、“濠州”应作“泗州”胡大海之籍贯,《明史》(中华书局点校长)卷一三三,页三八七八《圳大海f号》:“胡大海,字通甫,虹人。”知胡大海是元末虹县人。据《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五九,负一四一六、页一四     

论朱元璋兴孝以行养老之政

明太祖朱元璋自洪武元年(1368年)南京定鼎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寿终正寝,起讫31年,在治国安邦的宏业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大政方略,其中之一便是兴孝以行养老之政。 一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吸取历代特别是元朝失败的教训,在“治乱世用重典”这一思想指     

胡震亨的家世生平及其著述考略

明朝后期研究唐诗文学者,当推海盐胡震亨为巨擘.他以个人一生精力,搜集评定唐人诗集,成《唐音统签》一千○三十三卷.后来清朝官修《全唐诗》,即以《唐音统签》及季沧苇《全唐诗》合校而成.胡氏于学术方面贡献很广,自己校刻并帮助汲古阁主人毛晋编定校刻大量书籍,“凡海虞毛氏书多震亨所编定也”.当时人称其“抱经济之长才,作文章之巨手”;稍后则有人誉之为“淹雅而饶著作,为江表学府”;到近人张元济先生推崇为海盐县“第一读书种子”.这些都非溢美之词.但令人遗憾者,除有关方志外,胡氏竟无传状志铭传世.《明史》无传,《列朝诗集》、《天启崇祯两朝遗     

《明史·太祖本纪》“父母兄相继殁”杂考

《明史·太祖本纪》于朱元璋家世多语焉不详,尤以“父母兄相继殁”一句为最。这一问题涉及朱元璋兄弟姊妹、父母兄死葬先后顺序、刘继祖赠地等方面。经过考证,朱元璋兄弟四人,另有两姊。元至正四年(1344),其父亲、长兄、母亲相继过世,而仲兄、叔兄尚在人世,后皆死于元末战乱。刘继祖赠地颇为曲折,并非《明史》记载之简单。     

归有光的文论

明代弘治至万历初年,在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文风,“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复古文风盛行近百年,自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渊源,茅盾曾在《夜读偶记》中加以说明。但流风所及,不能说没有严重的弊端。在复古文风笼罩下,竟至有人认为“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李开先《昆仑张诗人传》)。这就完全割断了社会生活同文学创作的联系,完全否定了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实际上堵塞了文学创作的路子。物极必反,反对复古文风的人接二连三出现了。《明史·文苑传序》说:     

女冠考

冠为(巾卷)持发或谓贯韬发之首服。《说文解字·冖部》:“冠,絭也,所以絭发。”段玉裁注:“絭者,纕臂绳之名,所以约束(?)者也。冠以约束发,故曰絭发。”汉班固《白虎通》卷十:“冠者,(巾卷)也,所以(巾卷)持其发也。”《格致镜原》卷十三引《逸雅》:“冠,贯也,所以贯韬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