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关系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自然资源丰富性和生态文化多样性较高的区城,是一个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单元,也是研究自然资源与生态文化保护关系的典型剖面.解析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宗教、图腾、聚落、村规民约、经济类型等因子,探索这些因子与自然资源保护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把握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态文化对于自然资源保护的重要价值.     

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消费文化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直接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他们的学习、生活乃至日后工作、成才都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就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消费方式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总结了当代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消费特点,揭示了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与国家义务

文化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义务主体虽然是不特定的,但从伦理和法律上可以推知国家应当承担主要义务：国家义务包括消极的不作为与积极的作为两个方面。消极的不作为主要指国家不得利用其权力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肉体上或文化上的灭绝或同化,也不能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歧视待遇或排斥其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国家的积极的行动包括适当立法、采取优惠政策和特别措施、提供资源、促进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促进充分参与、“正当关护”和加强国家合作等。     

邓小平与江泽民人才观的逻辑关系分析

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人才观都是马列主义人才理论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从二者的逻辑关系来看,江泽民人才观是对邓小平人才观的继承和发展、坚持和创新,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列主义理论品质。     

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内涵

少数民族女性既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创造者,也是承载者和传承者;还是本民族文化的开拓者,如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中的挑花、编织、刺绣、纺线等等,还有至今仍穿在各民族群众身上的服饰,特别是民族节日盛装,都是少数民族妇女亲手缝制的.因此,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文化及经验,正是凝聚在她们于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手工艺及服饰里,也正是民族民间手工艺和服饰,凝结了妇女的知识和智慧.而少数民族妇女的这些知识与经验,长期以来,将少数民族社会中的古歌、史诗、创世神话等,以手工艺和服饰的形式在民间传承和传播,并以手工艺和服饰的形式在民间延续.     

论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逻辑关系

公共经济是社会公共部门为增进公共福利通过政府调控而进行的公共物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的总称.民间经济是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调节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私人物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是对立统一的逻辑关系:一方面,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统一于经济实践中,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前者为后者提供服务和保障,二者同时产生,并有着类似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二者在主体、目的、功能、运行机制、满足需要的性质及客体等方面相互区别,又在资源占有和社会经济系统中此消彼长;另外,二者的良性互动促进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公共经济、民间经济领域存在着大童问题,只有优化二者关系使之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达至帕累托最优状态才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和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研究

少数民族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应强调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还应强调全民族成员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适应、认同与自信,使其不断统一于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要求之中。     

生态环境问题的文化哲学省思

考察现代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发现既有人与自然解决方式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实践根源。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出发,可透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出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达成人类的文化自觉。当代文化哲学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在场"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态文化意识的形成",出场"则反映在人类对生态文明的文化自觉。真正赋予社会发展以一种目的性的关怀,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自觉及理论表达。     

侵权法的文化意蕴——兼论侵权法与文化的关系

侵权法是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都有着强烈情感的主题,其涉入社会生活之深以至于会触及文化的神经。侵权案件所产生的争论常常反映出法律作用和道德作用在社会生活中的分野,使得侵权法实践往往会成为一系列的文化论战。侵权法对于复制了各种文化分歧的相互对立的观点的选择与折中——从原则、制度到规则,现实地代表了一种寻找社会灵魂的努力。文化共识是侵权法获得其制度有效性的基点,体现了侵权法规则和秩序成长的生命力量。现代侵权法应以新的法律认知取向、法律情感取向、法律评价取向作为其制度的文化底蕴。     

试论培植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基点和路径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文化是实现法治的基础性条件。中外法治的实践充分表明,法治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着不同的培植、生成模式。如何立足于我国国情、传统与民情,培育出既符合法治的共性,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现实性课题。     

发展文化产业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最优路径

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为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民族文化通过产业化也将得到迅速发展。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及民族文化的价值经济化,发展文化产业是最优路径。通过分析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形态与模式,并以广西马山为例提出民族文化产业思路与资源对接方式,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试论廉政制度生态环境的优化

廉政制度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而且也受制于廉政制度所依存的多重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其中既有显性制度生态环境的约束,也有隐性制度生态环境的影响。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当前廉政制度生态环境现状及成因,树立明确的政治生态优化的价值取向,进而推进廉政制度的完善与创新;构建和谐的廉政非正式制度体系,营造公民文化氛围,开发公民意识等方式来实现廉政制度生态环境的优化。     

论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面对的文化安全问题必然更加突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升文化传播力,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等,是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安全新课题时应该关注的基本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以儒家、道家、佛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儒家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核心,指出了"兼爱万物"的重要性,并最终形成了中庸式的生态实践观;道家则崇尚"万物一体、道法自然"的自然观,提出了"道生万物、尊道贵德"的伦理观,并最终以"自然无为"为指导来实践其生态思想;佛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概括为"无我论"和"整体论",提出要"尊重生命,珍爱自然",就是要实现"普渡众生,境心清净"的目标。     

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现代化的对接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对接之间存在困境,困境的形成主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重法制轻法治、重集体轻个人、重和合轻冲突、重德(礼)轻刑(法)等特点,并长久以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困境的消解,不能靠简单地移植西方法律,也不能仅依赖于本土资源自生,而应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1)培植现代法律意识,去除“人治”观念,培育起真正的“法治”观念,形成民主、平等的共识;2)建构市民社会,激活契约精神;3)在立法环节上完善现代法治的同时,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加快司法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路径和步骤,推进法制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问题研究

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其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中的影响力直接相关,因此,增强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是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提出的新要求。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范畴的提出经历了一定的历史过程。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宣传工作的力度、保持民族文化的先进性,是增强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二维关系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人类文化空间中纵横不同的两个维度。前者是以理智为主导的实证性文化,侧重理性思维;后者是以直觉为主导的非实证性文化,侧重感性思维。尽管客体差异及运作规律不同,致使主体思维方式与认识方法不同,但在文化体系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整体中,却彼此渗透,相互影响:依靠科学技术诞生的物质成果越来越依赖于人文文化,人文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物质世界;科学的社会建制体现了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惯例,科学文化的制度层面渗透了人文因子,并体现着人文文化的要求;科学精神不仅求真,而且求善,人文精神不仅求善,往往与求真密切相关。二者都致力于人类的文明进步和人自身的完善,因此,促进二者的统一,是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     

海上执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自然环境的视角

海上执法属于行政执法范畴,与陆地执法相比,海上执法需应对海洋特殊的自然环境,其复杂性与风险性大大提高。因此,研究影响一国政府开展海上执法活动的因素,有利于把握一国海上执法力量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本文通过分析并厘清海上执法的影响因素,并重点针对其中涉及的自然因素展开探讨,据此建立国家海上执法的自然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表明,"海上执法—自然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自然因素对海上执法的影响具有多面性、静态性、关联性等特点。随着我国海上执法力量建设的加快,执法部门应根据面临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改进,为建设海洋强国助力。     

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经验与问题研究

秦巴山区是我国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特殊区域,也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以退耕还林为中心的生态环境建设政策已起到了生态改善和脱贫致富等多重积极效应,积累了一系列的成功经验。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自觉地配合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总目标,因地制宜制定生态环境建设方案,生态环境建设同调整产业结构和扶贫开发相结合等。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