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的文化逻辑看文化产业的发展定位

资本的历史本性在于追求自身的无限增殖。植根于这种历史本性,造就了资本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逻辑:一方面形成资本的文化形态,从而资本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是对文化权力的追逐,从而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文化产业化既反映了资本形态创新的需要又是资本实现对社会全面控制的根本途径。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语境下,要发展文化产业但不能把文化产业化作为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同时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本身应给予规范和引导。     

文化资本与当代艺术产业

"文化资本"是指一定的文化资源可以通过社会权力结构与经济资本进行互相转换,"社会权力结构"是这种转换的枢纽。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主要批判了其中由资本所主导的权力关系。文化资本在当代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具有积极意义。由于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依赖于创意产业的优先发展,而在现代社会中启发创意的社会机制是当代艺术,所以,当代艺术、创意生产与文化产业有着必然的联系。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要积极改变艺术生产的传统模式,实现艺术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型。     

论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价值冲突

认真研究和解决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矛盾、冲突,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跨制度、跨时代的重大课题。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乖离,对精神文化生产形成的深刻影响之一,就是造成了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内在财富与外在财富的诸多对立。由此对文化逻辑形成的挤压与扭曲,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介入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的传播,使社会文化生活脱离原有精神生产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既定逻辑与价值秩序,在认知和价值理性方面发生畸变。资本逻辑对文化逻辑的扭曲或解构,从价值系统销蚀文化生产主体的创造性进力。凡此种种,都需要用一种充满社会大智慧和科学自觉性的系统理念与工作策略,去克服市场机制与资本逻辑自发调节给文化生产可能带来的价值偏颇与逻辑扭曲,如此才能保证精神文化生产的正确方向、社会价值与有效发展。     

文化的资本逻辑与资本的文化逻辑:资本创新场景的辩证批判

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的当代出场,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周期性危机中探索创新之路的资本不断变换自己的主导形态,从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不断重塑历史场景,不断造就新的资本拜物教,同时也不断创造新的生产繁荣,实现推动历史的新的"伟大文明作用"。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就是资本创新的当代出场形态。文化产业是文化的资本化、创利化的结果。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和以往一切资本功能一样,既有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面,同时也有"另类牵引"的消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充分利用文化资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进程中,应当谨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辩证批判的深刻见解。     

现代文化适应中的社会资本建构

本文将社会资本建构作为现代文化适应研究的一个维度,通过三个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分析,探讨不同社会资本建构模式对现代文化适应的影响。文化适应的制约因素不仅在于社会结构性的制度安排,更在于个体自身在社会经验积累中形成的一套主观生存伦理和生活价值观念。社会记忆和社会生活的情景性支配着个体的行动逻辑,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资本建构模式,最终影响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程度。     

论“耻”的文化向度与价值呈现

"耻"是人类认识自己的重要范畴和重要方式。在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化向度里,耻的哲学建构方式和价值存在方式、伦理约束方式不尽相同。耻在儒家那里不仅被建构为人之本体性存在之伦理性情(内部世界),而且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它将意义世界(内部世界)与生活世界(外部世界)联结了起来,体现一种"内外"相通的伦理精神。而在西方罪感文化视界里,"耻"之自我评价方式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耻"之存在价值纠缠于人、生物、神与人自身的身体等复杂关系中,以神秘的"身体——心理"的经验描述方式将其伦理价值阐述为"人之生存方式"。在西方宪政文明里,耻经历了身份伦理到理性契约伦理的转换,成为对"制度正义的自我支持的道德态度",以适合政治自由主义的需要。当前中国的社会无耻现状,应从"耻"的文化向度与价值呈现方式上寻找原因,并从"点睛"(社会主义制度)、"荣辱的初始条件"(市场、货币、资本)与"文化传统"(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之间寻找张力和契合点,重建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又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剖析以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为核心。马克思以资本积累及其方式的演变为轴心,对资本逻辑进行了深刻剖析与批判。资本积累方式的演变主要表现为外部化、集中化、全球化和虚拟化,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相应表现为对资本投机性、垄断、资本全球扩张与金融危机的批判。对资本历史作用的肯定、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以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前提、实质与终极目标。认清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批判“资本万能论”“资本退出论”等错误思想,转而通过培育资本的伦理精神,健全资本管控机制,形成政府、社会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格局等方式实现资本的经济属性与社会民生性的有机统一。     

“社团式”社会资本网络关系的型塑与法治秩序

要规约和克服社会资本的异型发展,充分发挥其对法治秩序的支撑作用,就必须对社会资本进行重建.因此,要在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基础上,培养普遍的信任理念,为法治秩序提供伦理基础;重塑社会信任主体,增强公民意识和法治信念;增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法治秩序提供制度保障;建立"社团式"社会资本,推进法治现代化.只有这样,内在自觉的法治秩序和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

"文化伦理"一词,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文化发展的伦理转向;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伦理或道德价值成为西方社会追寻的基本目标.在我国,文化伦理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命运转折: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我国文化发展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时代.由此,我国文化发展被内在地嵌入了道德价值的指针,道德进步也因此具有了文化必然.     

消费主义背景下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历史透视

随着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从短缺走向丰裕,消费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短缺经济时代,"生产决定消费";进入丰裕社会后,"消费引领生产".同时隐匿于其中的深层逻辑则是"生产对消费的控制".与短缺经济时代生产对消费的制约性支配不同,丰裕社会中生产对消费是一种引导性控制,即资本为了追逐利润而以文化控制的方式对消费进行操纵.为此,不能简单地用马克思关于生产的支配作用的观点来解释现代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但是马克思的深刻见解对我们今天把握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仍有重要价值.     

“文化要素”：一个生产要素学说的扩展研究

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以个人理性为基础,个人本位主义为特征的,这决定了古典经济学一直重视"资本"、"劳动"、"土地"等"硬要素"作用;当社会步入服务经济时代,生产不再属于个人的事情,网络化、嵌入性的要素特点使得人们必须更好地合作,"文化要素"的作用凸显,其进入要素学说已成为经济学面对价值取向转换所必须。探讨"文化要素"的特征,深刻地理解"文化要素",重新构建生产函数,对于完善生产要素学说,使经济学更好地与现实结合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劳动本位视域中的文化异化及其作用机制

文化是人的本质在精神层面的确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文化的价值内核和目的所在。大众是文化生成和消费的主体性力量,文化最终应以一种大众化的形态而生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逻辑取代了文化产品应有的审美逻辑,文化生产的目的被异化,文化产品的艺术价值不得不服务和服从于资本的增殖。在总体工人的格局下,作为个体的工人成了总体生产过程一个可以被任意替换的部件,在其身体里蕴藏的“人的自然力”被非常片面地发展着、使用着,劳动失去了创造性。社会的蚂蚁化、个体的工蚁化,带来大众文化的“蚁众”异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是为资本更好地麻痹工人、消解其反抗意识而服务的,是通过文化传播为资本服务的意识形态。文化异化的深层动因是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悖论。资本的增殖离不开生产能力的扩张,而人是生产的主体,人内在的劳动潜能开发的程度直接关切着资本增殖的实现程度。资本驱动下的劳动异化将劳动与人的精神世界分离开来,人类的劳动行为本身失去了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类的劳动成果也不再是为人的,而是作为外在于人的异己性的力量与人对立。当下人们文化需求的急剧扩张需要我们在文化生产领域发挥资本的工具性逻辑去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文化生产...     

野生动物的“保护”与敬畏——反思舌尖文化的异化

野生动物"保护"是直接关涉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道德问题。在我国,"舌尖文化"造成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迫使人们审慎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检视野生动物保护的文化根源及价值。反思舌尖文化的异化,倡导敬畏伦理,不断完善并促使动物保护法制化,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从文化生产力看肇庆的文化及其发展策略

文化生产力包括文化的产业化和文化对社会生产的推动作用。肇庆在"文化强市"理念的指导下,把文化当作生产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来发展,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完善肇庆文化发展的策略主要包括:注意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各自的发展战略,使其协调发展;创新肇庆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提高其经济效益;创新肇庆文化发展的投资渠道,完善肇庆文化从业人员的培养和引进政策。     

从“亲亲”之爱到路人之爱——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进路

儒家的"亲亲"思想中蕴含着两条自然逻辑进路:其一,从"亲亲"到路人,是"爱"之情感生发的逻辑进路;其二,"家庭—宗族—天下",是共同体意识生发的逻辑进路。这两条逻辑进路构成了一个前后相因的整体性进路,昭示了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在认肯此种逻辑进路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对儒家"亲亲"思想加以更新与发展,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性。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厘清当下的认识误区,促使现代慈善伦理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探寻其合理性根基。     

从历史之侠到文学之侠——侠的文化面相

在"侠"的发展演变史上,有一个从"历史之侠"向"文学之侠"的转换。《史记》首先彰显了侠的社会作用和人格魅力,其"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伦理,与儒家的主张有所不同。文学之侠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之侠",它是"观念的具象"、"多元的产物"、"文化的建构"。"忠义双全"的侠格改造,是对"侠"的"人格整合"与"文化规训",是"江湖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结合,是人格向度上的"侠"与"儒"的结合,是"游侠"向"任侠"的转变。于是,"侠"便以新的面相呈现于历史与文学的交界处。     

如何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取精今用SSCI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使用整体描述定性的研究方法意义不大。正确的方法是将其中仍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剥离筛选出来为现代社会所用。虽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工具,其对社会的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丧失,但并不等于它的具体构成因子均一无是用。剥离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而"今用"的工作可分为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第二步是对分解后的儒家伦理文化因子加以梳理考察;第三步是加以评价分析;第四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第五个步骤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资本与文化的现代性悖论

资本是追求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一旦形成就不断扩张,但资本扩张的结果往往使资本陷入到自身扩张的逻辑矛盾中。文化在资本建构的现代性社会之中遭受到一种不适应感的焦虑。一方面资本扩张带来的社会性制度的变革、生产性财富的增加、技术的创新,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资本扩张不断侵占文化的空间,使文化日益商品化、工业化,引起人的发展悖论,文化日益堕落。文化乐观论和文化悲观论哲学在资本建构的现代性社会中不断演绎开来,成为资本与文化现代性悖论的真实写照。当前中国文化的建设要利用资本力量,而如何规制资本力量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关键,为此,我们要从文化建设的理念到具体的措施都要规制资本的发展,用先进文化引领中国文化建设、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舞动中国文化建设,最后落脚在培育新型文化实践主体上,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建设在依赖于新型文化实践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实现对资本力量的规制,提升中国文化建设。     

马克思资本权力学说与深层治理生态危机之道

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发展困境已从生存论根基上危及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生态伦理、生态技术与生态运动是三种表层治理路径。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现代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权力对生态循环的时空压缩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遵循人类社会的资本逻辑与自然界的生态逻辑的内在贯通: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的双向生成的深层路径,使"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从而达到深层治理生态危机,为我们当下实现"美丽中国梦"提供理论启迪。     

"文化全球化"辨析

通过对"文化全球化"的逻辑规定性、"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或"文化本土化"的关系,以及"文化全球化"发展的阶段性的考察,作者认为,"文化全球化"不是非民族性的,而是民族性的,"文化全球化"不是脱离开各个民族文化发展基地的全球文化;"文化全球化"虽然植根于"经济全球化",但又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特点;"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同于"全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