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真实的法律生活——论法人类学对纠纷的研究

早期法人类学研究法律演变的进化模式和原始法‘规则’。马林诺斯基开始描述现实法律生活即纠纷。纠纷的研究采取“规则中心”，以及“过程中心”路径。最近的研究不仅关注“规则”和“过程”的结合，而且综合运用历史、文化、制度、文本分析等各种方法多向度解读、分析和审视纠纷，以阐释真实的法律生活。     

神圣与世俗——傣族的“听经”风俗

大凡佛教民俗 ,一般都要在佛寺进行 ,有僧侣来操办。但流行在德宏傣族地区的“听经”风俗 ,可以在家庭里举行 ,而且没有僧侣的参与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和一个固定的地点。这些现象都不符合佛教的常规 ,但是那些“有着宗教体验的人”运用了“非宗教的理性方面”的手法 ,去圣化空间 ,圣化家庭 ,圣化民间故事 ,从而把“听经”风俗神圣之地———佛寺 ,引进了世俗之地———家庭     

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

佛教所说的“我”有“人我”、“法我”两个含义．这与现代人通常所讲的“我”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我”是有所不同的。本文拟从本体论、论识论、价值观、实践观的角度对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略作剖析。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走在尘世的两极——《空山灵雨》的佛教精神与人间情怀

许地山是一个文化“混血儿”。传统佛教的出世精神使他悲叹“生本不乐”,中国人的世俗情怀则使他执着现世人生,所以佛教思想与世俗情怀的矛盾,成为贯穿其《空山灵雨》的基本线索     

“达玛灭佛”与“会昌法难”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汉传佛教史上“会昌法难”和藏传佛教史上“达玛灭佛”两次灭佛事件的比较分析,透视佛教在汉地和藏区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条件下所经历的相同过程和所导致的不同结果,试图从中总结出外来异质文化和本土固有文化之间对立统一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     

“法律行为”概念应更名为“设权行为”

由于”法律行为”概念名称本身所存在的严重的瑕疵，人们普遍误解其为与“法律行为”有关的行为或符合法律的行为。因此，“法律行为”概念应更名为“设权行为”。     

早期佛教人生观探微

佛教的根本目的是教导人脱离现实生活,进而求得彻底解脱。为了达到此目的,佛教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高度阐释教义,从而使宗教信仰和哲学思索密切结合在一起。文章从早期佛教基本理论中的“四谛说”和‘“十二因缘说”入手,就佛教的人生现作了分析。     

成吉思汗降伏“十二歹汗”传说研究

17世纪成书的无名氏《黄金史纲》和罗桑丹津的《黄金史》所裁成吉思汗降伏“十二歹汗”传说是以佛教为媒介,接受经一代藏王聂赤赞普镇伏诸魔和“十二夜叉小王”传说影响而产生的。佛教史学家把蒙古人的成吉思汗崇拜和佛祖释迦牟尼信仰统一起来,把成吉思汗塑造成佛祖派往凡界降伏“歹汗”、为民造福的“圣主”,这是该传说产生的思想认识基础。     

试论宗教法的概念

目前不论学术研究中还是一般情况下,对"宗教法"一词大多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运用.在法学研究的领域也缺乏专门、系统的解释和阐述;而在当前提议加快宗教立法、构建和谐社会的呼声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先搞清楚"宗教法"这样一个词语是不是适合用于一部法律的名称.因此,作者就"宗教法"的概念进行了一些分析和阐释."宗教法"一词来源于对西方"Religious Law"一词的翻译,本文介绍了历史上东西方对"宗教法"的理解,提出了新的定义.即宗教法可以定义为以宗教经典著作、宗教教义的精神为指导形成的调整特定社会关系或个人的行为或思想规范的总称.在理论上,任何宗教都可能有其宗教法,佛教法也是存在的.     

“艺术终结”的反思与“艺术自律终结”的敞亮

艺术终结作为对艺术和艺术史历时进程的焦虑与反思,是由古典向现代时期的过渡中以决裂的方式实现艺术由神权和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他律”转化为自我指涉的“自律”,并最终指向市民社会和个人主体的张扬,这也是艺术终结最为显性的特质。但是审美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又使得艺术自律自身不断分化,最终在大众文化和市民主体的交往原则中实现后现代艺术的另类解放。一方面,市民社会的个体性价值不断扩张,在与国家权力的拮抗中步步为营,最终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大众文化的话语狂欢适应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伦理,与国家权力的文化对抗也最终消失,普世性的文化需求使得艺术自律也失去了对抗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艺术自律本身无论是从“逃亡者美学”或者“造反者美学”都出现了内在无法克服的悖论,现代艺术的精英化面貌也无法割舍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和体制化的牵引,而以其自身的分裂走向了后现代主义艺术和艺术自律的终结,而此种终结却也带来了艺术发展的敞亮空间和多元主义与自由。     

法的起源探源--再论马克思主义的法起源观

法的起源是法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本文从分析法的概念和本质以及法与法律的区别入手来探讨法的起源问题,在此基础上来分析和论述法的起源.随后指出"法起源于国家"这一认识是对真正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起源学说的误解和歪曲,是完全错误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了法起源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原始社会规范的出现和原始习惯的产生是法产生的标志的结论.     

刑法规制科研不端行为之我见

科研评价体制不合理是导致科研不端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刑罚不可能触动或消除这一原因。刑罚自身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它在防治科研不端行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用刑法规制科研不端行为,应该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只有在道德及民事、行政的法律手段不足以抑制时,才能动用刑罚的方法对其进行惩处。而且,应该用理性的刑罚观对待科研不端行为,警惕“泛刑法主义”或“泛刑罚主义”。     

法治兵团建设论纲

法治兵团的建设,是实现"法治中国"这一伟大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兵团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法治兵团的特征定位应当是:奉行宪法和法律至上;整体性发达,结构性繁荣;全体兵团成员、相关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众,以及地方政府能够共同分享改革和发展红利,依法维护和实现人的权利和尊严。为建设法治兵团,应当坚持依法治(兵)团、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加强法治兵团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统筹协调,最大限度规划整合法治兵团建设的资源。     

82宪法与中国的法治建设

8 2宪法被公认为是我国宪法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 ,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规范和保障作用。82宪法确认国际公认的法治原则 ,较好地体现了宪法的法治功能和价值 ,特别是 99修宪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 ,82宪法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缺憾 ,这与其对中国法治建设推进方式的选择和具体的制度设计有一定的关联。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必然会促进 82宪法的进一步完善 ,而 82宪法的不断完善又会对中国法治建设起着更好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环境心理学视域下的佛寺建筑布局——以中国汉传佛寺为例

环境心理学主要研究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人的心理状态、思维活动及生产行为等之间的关系。人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相互渗透论分别解释了人的心理与环境的关系。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的最终意义是为了烘托出佛的威力，使佛在信奉者心中具有高大、威严、慈悲的形象。对信奉者而言，佛寺的一切布局都是外在于他的环境因素，这个外在的环境结合文化因素组成特定的心理场从而影响信奉者的心理和行为；而对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而言，同样也受到建造者社会文化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佛寺建筑布局体现出人的心理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     

从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展望行政公诉制度的建立

目前,无论在我国立法上还是实践中,民事公诉已经"崭露头角",而行政公诉则"前途未卜"。然而,环境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折射出民事公诉在督促行政执法进而维护公益方面难有作为。监督行政是我国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行政公诉更能促进行政执法以维护公益、更契合我国国家机关权力结构和检察机关性质,行政公诉应该大有作为。在即将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中,应当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明确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     

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下）

古印度笈多时期普遍流行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的佛教造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降服外道六师,包括三个主要情节：芒果树奇迹、水火双神变、大神变。造像通常舍弃了叙事性,转而倾向于礼拜性,形成了以佛陀为主尊集结化佛天众的宏大场景,作为程式化的造像遍布于西印度诸石窟。就西印度石窟所见,这类造像有繁简不同的造像图像,而均以“并蒂莲花”、“千佛化现”和“双龙擎莲”为图像特征,并影响了耆那教造像和印度教造像,也是古印度后期密教造像的图式渊源之一。“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

古印度笈多时期普遍流行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的佛教造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降服外道六师,包括三个主要情节：芒果树奇迹、水火双神变、大神变。造像通常舍弃了叙事性,转而倾向于礼拜性,形成了以佛陀为主尊集结化佛天众的宏大场景,作为程式化的造像遍布于西印度诸石窟。就西印度石窟所见,这类造像有繁简不同的造像图像,但均以“并蒂莲花”、“千佛化现”和“双龙擎莲”为图像特征,并影响了耆那教造像和印度教造像,也是古印度后期密教造像的图式渊源之一。“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中国古代慎刑矜恤思想及其实践

慎刑矜恤思想发轫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发展于春秋战国,其在汉代又受儒家思想与阴阳学的影响开始系统化为“德主刑辅”,延至盛唐开始成熟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元明清各代皆于秉承并在前人基础上各有建树。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慎刑矜恤思想的总结探析其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