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与"再现"新读

"模仿"强调主体与外在世界的吻合,它奉行一种客观主义原则:而"再现"则注重主体对外在世界的选择,它奉行一种主观主义原则.在"模仿说"那里,主体性处于一种缺席状态;而在"再现说"那里,主体性则处于一种在场状态.若将"模仿"与"再现"视为一个总体性的美学原则,其存在有合理性,也有非合理性.     

"很+Adj"、"真+Adj"及"AA(的)"的语法功能辨析

"真 Adj,很 adj,AA的",这三种形式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均可以做谓语、补语.但却不都可以做定语和状语.从认知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其现象作出解释,可知"真"是一个表传信的语气副词,这种语气副词语法意义在于对整个命题进行确认,是将一个新的命题加在已有的一个命题之上.所以它不能修饰句中成分,如不能修饰定语或状语中的动词或形容词.不仅"真",所有的语气副词都具有这种特点,都是说话人对某一命题给予一种主观认识或态度.     

生命的"大同"与"大异"

生命伦理学击溃了生命的"大同"梦想,它要面对生命之"大异"的现实.生命伦理问题自古就有,但它受制于形而上学的大同梦想,唯有在其幻灭处,生命伦理学以生命之差异进入自身的问题论域.人之为被抛在世的生命存在,总已经被抛入"大异其趣"的生存境遇中.着眼于此"异化"的生命现象问题,生命伦理学得以诞生,它是在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终结处展开的一种无体系的伦理学.生命伦理学遵循伦理思维,是一种"存异"的思维类型,它已经展现为某种纲领性的步骤,呈现出从"大异"着手向"大同"的某种邻近.生命伦理学有其最高追求,它从差异切入,进入生命之大同与大异的辩证视域.生命之"大同"隐匿在生命之"大异"的历史处境之中.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在一个呼唤"思想"的时代,生命伦理学必须制订更高的纲领以担负起思想的任务.     

"在场"与神话

对于"在场"这个词,没有一种字典含义或者权威讨论可以确定它的意义,以使任何一个使用它的人都接受.因此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有很大对其意义进行调整的自由.事实上,在使用这个词的过程中,唯一切实可行的要求就是最大限度地增进我们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当试图满足这一要求时,我将其与再现相联系.我要关注的是再现的一种变型,在此意义下,过去被允许以一种"偷渡"(鲁尼亚)的方式进入现在,以至于在历史再现中,过去在字面上也成为"现在".在分析历史再现的这个变型过程中,我采纳鲁尼亚所使用的所谓"平行进程"观念.     

宋人"诵诗"现象刍议

"诵诗"现象出现于先秦时代,当时其含义只是一种特殊的诵读方式.在宋代,"诵诗"作为一个特殊诗学话语,它的主要含义是一种特殊的阅读和传播方式.它不仅具有强化诗歌传播的作用,还有促进诗歌创作的作用.宋代"诵诗"作为一个诗学现象,不仅与宋代诗歌创作者与传播者身份合一有关,也标识着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的主体性的凸现.     

法学论文的"普法性论述"现象之探讨——从"义务帮工人自身受伤应如何处理"的个案出发

从"义务帮工人自身受伤应如何处理"这一个案出发,可以发现的是当代法学的一种知识样式,即普法性论述的特征与成因.在事属非热点的农村事项以及缺乏域外借鉴资源的情况下,学者不容易深入阐述某一问题,将小问题做大,容易形成的是因袭的普法性论述.其结果,法律规则的变化"悄无声息"又"出人意料",法学的贡献甚微.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难得糊涂"思想

"难得糊涂"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其所标的的核心内涵,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糊里糊涂,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忍让与避就,而应该是一种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积极的思索与进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种痛苦与彷徨、无奈与感伤;从哲学意义上看,其所标的的核心内涵,又应该是一种对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深刻理解与认同.封建社会后期,"难得糊涂"思想所体现的,则是一种封建社会及文化对人性的压抑性.在广泛流行的过程中,"难得糊涂"思想的核心内涵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其积极进取的思想成分逐步丧失,而其消极、退让意义上的思想成分却得到了强化."难得糊涂"思想的产生,乃中国文化发展之必然,而它的变异及广泛流行,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剧,这一悲剧的产生,肇始于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封建社会及文化的压抑性,以及封建专制王权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恣意践踏与摧残.     

"葛优躺"的构式形成与传播

"葛优躺"作为2016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也是时下流行的一种生活姿态,多为00后、90后等年轻群体使用.它从最初产生时的"主+谓"短语形式逐渐发展为一个"N+V"形式的固定结构,多充当主语中心语或定语中心语.其[2+1]的构式显得较为灵活,成分2与成分1均可被替换,形成新的固定结构,如"北京躺"和"孙杨站"等.随着"葛优躺"的流行,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动作姿态的表达,更多的是传达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心理倾泻.它的产生与当今社会快速、高压的环境刺激密不可分,反映了当下人们普遍性的病理精神现象,更多的是一种负面效应,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     

管理、治理与公众参与——"限塑令"实施一周年案例分析

"白色污染"是一种与广大公众生活习性息息相关的饱含公众性、意识性、导向性的特殊环境污染问题,因而作为治理"白色污染"的"限塑令"也是一项特殊的公共政策.从政策形式看,"限塑令"是契合时宜的;但从政策制定、内容和执行看,它又是不合时宜的,其根源在于政策定位不当,"限塑令"定位于管理而不是治理,合法性不足,公众的支持度、参与度不够,各主体间的合作互动缺失,其效果不彰自在情理之中.     

近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本文在对近年来有关"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应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无关,是真正中国的文学现象;它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股要求"文学自由"的理论呼声与创作的一种"中国式"概括;"五四"没有自由主义文学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思潮,它形成于与左翼文学论争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目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有一种极力拔高乃至全盘肯定的倾向,为给其以公正评价,本文分析了其无可逃避的逻辑悖论性.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     

存在论区分与二谛论--对海德格尔与大乘佛学的比较研究

"存在论区分"和"二谛"分别是海德格尔和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础性概念.本文作为一种对话式的比较,通过揭示存在论区分的佛学意义以及二谛论的存在论区分意蕴,力图使两种思想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一方面,海氏对存在者与存在自身的区分,就是"有"与"无"的区分,其基本精神与佛教二谛论的"空"、"有"之辨一致,也旨在克服对"有"的执著而达到对"无"的证会.另一方面,二谛论也是一种存在论区分."空"也是存在的本质和真理,也包括对形而上学的解构,"空"作为"无住",还与海氏的"无化"(自由)一致.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对"无"的理解不同.     

"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辨析

与“女性文学”相关的概念有“妇女文学”、“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意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特定内涵。目前批评界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存在狭隘化倾向,不能涵盖批评对象的范围,因而应在“女性文学”之外再加上“性别文学”。“女性文学”以女性作家创作、作品为对象,探寻其审美特性。“性别文学”则不管作家的自然性别,用社会性别理论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     

释"毛"、"舞"

先秦典籍中,“毛”字含义有三:毛发与兽毛之类;草类;五谷。金文和《说文》中的“毛”,字形像谷子。“毛”字的基本含义就是“五谷”。甲骨文中无“毛”字而有“舞”字,“舞”字中一人所执之物非一般所释的“牛尾”,而是倒执的“毛”,即五谷。“舞”是古人在谷物成熟后执禾而舞。     

对“顿悟”、“体证”的哲学诠释

中国佛教讲"顿悟成佛",儒家讲"体认天理",道家讲"与道合一",儒、释、道三家在修行理论上都注重"顿悟"、"体证"。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作为三家最后标的之"佛"、"天"、"道"多有相似相通之处,都是一个既无方所、无质碍而又恒常遍在,既无形无象而又可为"天地根"的"本体"、"大全"。"本体"的非实体性,导致常规的认识方法,诸如分析、推理、归纳、综合等,都很难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而"直观体证"则是人类在长期思维实践过程中,试图以一种突发、跳跃的方式去对"本体"进行直接确认和整体把握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和科学论证,它认识或把握对象具有推测性,因而只是一种或然性思维,而非必然性思维。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河图"、"洛书"非点阵之图考

欲判明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是否点阵之图,首先应求于先秦文献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根据<尚书·顾命>、<论语·子罕>和<周易·系辞上>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无法得出"河图"、"洛书"是点阵之图的结论.非点阵之图的结论,是根据胡应麟"辨伪八法",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称点阵之图为"河图"、"洛书"显属可疑,而且,刘牧在<易数钩隐图>的序言中自谓"采摭天地奇偶之数,……点之成图",无意之中,已露出了作伪的破绽.清代学者毛奇龄更将刘牧作伪之迹原原本本考察得十分清楚.刘牧为了使其创制的点阵之图为人所重且行之于世,于是将点阵之图托以"河图"、"洛书"之名,也完全符合作伪的一般规律.坚持认为"河图"、"洛书"为点阵之图者所持之论据,亦皆似是而非.因此,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并非点阵之图.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