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视界下的道德共识

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理论运用到道德领域,创立了话语伦理学。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主体间性是奠基性和表征性存在,就话语伦理学而言,这表达了他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哈贝马斯所说的道德共识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生活世界——道德共识的存在界域;交往理性——道德共识的内核;话语——实现道德共识的沟通中介;可普遍化原则、对话伦理原则——实现道德共识的基本保证。哈贝马斯关于道德共识问题深刻且富特色的思考,能为我们的道德建设提供有益镜鉴。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创新模式与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化

文学伦理学批评以其独特的理论优势在国内和国际上受到了一致好评。该理论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形成了具有创新价值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被广泛认可的关键是,它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优势,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进行当代诠释和创新,并通过命名和普泛化等方式获得国际学术话语权,是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创新和国际化成功的典范。     

哈贝马斯交往思想视域下的网络公共空间话语伦理研究

网络公共空间已经成为人们发布信息、获取信息、表达意见、探讨公共话题的公共领域,但是当前网络公共空间里却存在着各种话语乱象,严重影响了国家治理、社会安定和谐以及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哈贝马斯的交往思想对认识网络公共空间的本质和治理网络公共空间的话语乱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运用哈贝马斯交往思想中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和话...     

胡风编辑活动的主体性:以《七月》、《希望》为例

在对编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中,胡风为编辑甘做"泥土"的奉献精神奠定了超乎单纯自我牺牲的更为坚实的心理基础.这些使得他的编辑活动取得了极大成功.胡风的成功经验表明:编辑人不能仅仅满足于为他人作嫁衣,在具有甘做"泥土"的奉献精神同时,更要有"组织者,领导者"的气魄、抱负,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编辑的主体性,在编辑工作中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生态旅游文化话语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在安徽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话语占主导地位,在话语意识形态上过分注重地方经济发展。政府话语深刻影响着市场其他主客体的话语行为。企业和各种媒体成为生态旅游绿色伪装和绿色推销的践行者,推动了安徽生态旅游向大众化旅游的发展。话语议题研究揭示：在大部分话语实践里,生态旅游业实质上被视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产业,被贴上数字化的标签来加以衡量。政府应该转变生态旅游发展理念,重视生态旅游发展的质量,使生态旅游能更好地促进自然和原生态文化的保护,更加有利于当地居民和生态游客身心的健康发展。     

康德伦理学中的形式、质料问题——以《实践理性批判》为中心

康德伦理学因与中国哲学的"因缘"而备受中国学者的关注,又因所谓的"形式主义"与"严格主义"而在中西方都引起争议.那么,究竟在康德那里,何谓"形式",何谓"质料"?称他的伦理学为"形式主义伦理学"是否合适?在何种意义上,这一伦理学形态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本文拟通过对文本的认真解读,管窥这些问题.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价值合理性与缺憾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是从其交往行为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一种现代伦理范型,其研究范围严格限于实践理性的道德应用方面,因而体现了义务论、形式主义、认知主义、普遍主义的特征。其重大意义在于重申了理性价值,不但批判了道德怀疑主义、道德情境主义,而且有力地回应了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道德虚无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但话语伦理学并非完美无缺,体现了程序化、理想化的局限性。     

伦理学影响下文学中的伦理身份——以《泰尔耶·维根》为例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第一个属于本土的文学批评方法.该研究方法跨学科地将文学和伦理学相结合,强调伦理身份在文学文本分析过程中的过程和作用,既契合了当下对身份研究的热潮,又迎合了文学文化研究的伦理学转向这一特征.文章试图以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泰尔耶·维根》为例,揭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文学文本分析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社会冲突论视域下我国群体事件电视新闻的话语特征与创新路径——以广东“乌坎事件”为例

用社会冲突理论和批判话语分析方法,以广东"乌坎事件"为例,分析当前社会转型期国内群体事件电视新闻的话语特征与创新路径。当前我国电视新闻在报道国内群体事件时,存在刻意回避或删减社会冲突的情况,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单向性。国家和电视新闻媒体有必要借鉴社会冲突理论从调整新闻理念、媒体功能定位和创新内部话语机制等方面入手,发挥电视新闻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方面的积极作用。     

突发公共事件全球传播的积极话语建构——以“云南大象北上南归”为例

突发公共事件的全球传播是信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积极话语建构是迎接这一挑战的重大哲学转向和创新思路。在积极话语建构的范式下,重新界定危机是什么、从全新视角认识危机、讨论如何化危为机的“危机重构话语”理论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全球传播提供了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的系统阐释和全新路径。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本文选取“云南大象北上南归”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验证了“危机重构话语”原则与策略促成该事件化危为机、成就卓越全球传播的关键作用。另外,本文还从案例中提炼出五种面向全球的危机沟通技巧作为该理论的补充,力求在“宏观原则-中观策略-微观技巧”三个层面上为未来突发公共事件全球传播的积极话语建构提供整体方案。     

虚拟社区话语冲突研究——以天涯社区为例

以天涯社区为样本,对虚拟社区话语冲突现状进行了研究。虚拟社区话语冲突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管理人员与社区人员之间的冲突,意见领袖之间的冲突,普通网民与资深网民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具有普遍性、激烈性、流动性、散漫性和现实性。虚拟社区离不开冲突,在冲突中运行,在冲突中平衡,并在冲突中发挥其功能的。     

战后英国主流平面媒体的种族主义话语——兼论斯蒂芬·劳伦斯事件

种族主义话语是一个非常复杂、跨学科性很强的话题,战后英国主要平面媒体的种族骚乱报道,体现出明显的种族主义话语。特别是斯蒂芬·劳伦斯事件是一场明显的种族主义谋杀,但警察和司法机构总是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逮捕肇事的白人青年,由此引发以劳伦斯家人为代表的黑人群体争取正义的运动。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主流平面媒体通过角色的不断转化,推动事件向前发展。21世纪之后,媒体对有色人种的态度转为更加强硬。纵观战后媒体的种族冲突报道,其角色虽然多变,但用意在让政府能在既有权力框架中做出一些调整,以避免引起更大的社会冲突,从而维护主流社会的利益。     

新媒体的话语空间及其意义——以台湾三大政治危机事件为例

采用文本分析法,以公元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台湾三件重大政治危机事件为研究对象,以"关键词"检索该期限内联合报系的"联合知识库"所有与三次危机相关的新媒体报导进行了阅读分析,结果表明:新媒体对政治危机事件确实具备较大的话语空间,以及"自下而上"的动员功效,但是民众三次使用新媒体的目的与所透露的意义,却不尽相同.     

文学是一种审美话语实践——文学本质的新表述方式

文学本质问题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界论争的一个焦点问题,而在论争过程中往往混淆了文学的定位和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定位和本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文学的定位是:文学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意识形式。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关于文学本质的新表述方式:文学是一种审美话语实践。     

“范跑跑”事件的媒介话语解析

本文认为媒介话语言说者身份之“碎片化”构成了此媒介事件之起因。由于此事件所涉及的话题的特点以及媒介（机构）的介入,使得此事件最终演化为一起“媒介事件”。而此媒介事件如此的起源和发展又使得“范跑跑”作为一个媒介事件拥有了独特的意义。     

新媒体事件的话语生产框架:基于类型学社会话语的分析视角

本文以类型学社会话语的分析框架将新媒体事件归纳为四类话语即国家(民族)话语、公共性话语、民粹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话语背后分别体现了官方意志与爱国精神、公民性力量、戏谑狂欢精神和文化建构逻辑。这些话语共同构成了新媒体舆情的主要表达内容。     

世博话语的模态构建——以2010上海世博会国家馆为例

针对世博话语的构建,以多模态话语分析以及福柯话语理论为基础,讨论了世博国家馆＂多模态语篇＂性质及＂新话语＂构建过程,分析了世博馆数据特点,从＂多模态语篇＂五种交际模态视角解读了＂世博话语＂组合案例构建过程。研究发现：＂多模态语篇＂展示了各国文化并诠释了世博主题。结果证明：多模态话语分析是＂世博话语＂构建研究的必经之路。     

地方政府主导下生态移民的运行逻辑——以《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为例

本文通过对生态移民话语的建构、生态移民的运行、生态移民的归责等问题的反思,进而探讨地方政府主导下生态移民背后的运行逻辑,并认为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是与自然环境共生共荣的群体,他们的被生态移民是在基层政府的话语构建中展开的;面对生态移民带来的后果,政府、新闻媒体和猎民自身都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地方政府应建立公开透明的利益表达机制,尊重当地人的主体性。     

网络事件、网络话语与公共领域的重建

2003年以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网络事件.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是,事件最初通过互联网引起公众的注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网络开始搭建起一个公众自由言论的平台,成为一个针对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空间.网络话语已经成为公共讨论得以延伸到各个领域的重要力量,并对社会现实产生广泛影响.一个基于网络虚拟空间的话语力量的兴起,正在塑造出我国公共领域的新型结构,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格局.     

文学翻译主体间性研究的理论借用与存疑——以哈贝马斯为例

翻译研究对意义源头的追寻,历经作者、文本、读者、译者等不同的中心模式,其间的文化转向强调了主流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等译语外部环境因素对意义的影响.目前的翻译研究进入了主体间性的范式,但其源理论之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该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存在着乌托邦情节、社会学导向和忽视非理性的倾向,从而限制了它对翻译实践的解释力.翻译主体间性研究必须对该理论加以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