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契约与市场

经济关系的契约化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法律特征,只有沿着契约化的总体方向去追求经济关系的法制化,法律才能为市场经济的成长提供有益的服务,否则,法制化反而有可能成为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障碍;因此,法律的理念必须实现从“计划精神”到“契约精神”的转换,把契约当做安排经济关系的首选形式.     

国际社会契约及其实现路径

国际社会契约是国家就国际社会治理所形成并持续推进的一种彼此约束的状态。如果说"社会契约"导致国内社会的形成是一种"隐喻"或者"假说"的话,那么,国家之间的彼此约束导致国际社会的形成却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由于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成员,而各种非国家实体处于国家的统辖之下或基于国家授权而成。所以,国际社会契约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国际社会契约化将是一个从契约到组织的过程,从经济契约化到社会契约化的过程,从部分国家的契约化到全部国家的契约化的过程。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及对策

国有企业在进行股份制改造后,就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即所有者委托经营者为实现所有者的利益而从事某些活动。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链中的各个环节,找出我国国有企业由于存在多级契约安排而引起的多层委托代理问题,从而探讨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及措施。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论国有企业契约安排与高管更替

在现有的行政授权体制下,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正式的隐含代理契约,及委托人和代理人合谋寻租的、非正式的关系契约.正是这种契约安排导致国有企业高管更替中的逆向选择、高管任期不确定和企业行为短期化,是国有企业代理低效率、高成本的根本原因.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解决,必须把高管选择权归还给企业,实现高管更替的市场化、公开化和竞争公平化;必须签订显性的正式契约以替代隐含契约和关系契约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规制作用.     

契约社会中的有限身份化--种弱势群体保护的理论探讨

契约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契约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公平问题。克服社会契约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使社会在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下发展,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从契约与身份二者关系入手,尝试在契约社会的整体构架下,建立“有限身份化”的相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契约安排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

在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一方面,正式的代理契约采取隐含契约的形式；另一方面,在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之问还存在一个非正式的关系契约.这种契约安排导致国有企业约束监督机制失灵,内部人控制和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合谋.为了解决代理问题,政府必须把企业高管的选择权和解雇权归还给企业,建立以企业董事会为核心的、职工参与治理的内部约束机制.     

现代农业协同创新的关系契约模型及治理机制

加大农业协同创新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确保农业安全的重要举措。现代农业协同创新是市场和企业科层治理契约之间的关系契约治理形式。论文构建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PEST)模型下的由农业院校、政府、涉农企业、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组成的现代农业协同创新的关系契约模型——钻石模型,分析了现代农业协同创新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提出现代农业协同创新关系契约治理机制,包括价值机制和声誉机制。     

退耕还林:一种契约角度的分析

退耕还林是国家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推出的重大举措。在我国政府主导型的退耕还林治理体制下,政府和农民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契约的安排决定了退耕还林的绩效。总的来看,目前的退耕还林契约具有组合型特点。这样的契约安排能够更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国家应该坚持这样的契约安排并维护政府承诺的可信性。     

契约精神及其培育路径

市场经济是自由与民主的商品交换经济。作为包含着自由、平等、民主、协商等诸多品格的契约精神对于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今中国社会,契约精神严重缺失。中国要实现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就必须培育契约精神,实现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实现社会生活的契约化,并构建完善的契约制度体系。     

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借贷行为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博弈模型,对我国特殊时期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特殊契约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顺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的产权关系,硬化借贷契约的预算约束。     

论契约责任外延的宽广化

契约责任除违约责任外,还应当包括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无效责任、后合同责任及预期违约责任等。本文通过对契约责任的界定、契约化的法制史及比较法考察,阐述契约责任外延宽广化在我国《合同法》中的表现,揭示契约责任外延宽广化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以期能对我国《合同法》的发展完善有所帮助。     

国有企业现状之法律分析及对策建议

纵观我国国有企业的现实处境，我们认为至少存在三大法律问题：所有权人地位虚化，政企不分；委托—代理链过长，权责不清，企业治理结构不科学，管理混乱。为此，本文提出三点法律建议：１．实行“两权剥离”，使企业真正享有独立法人财产所有权，真正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同时使国家在国有企业中的产权具体化、量化、法律化；２．完善委托—代理关系，明确双方的地位及权责，使委托—代理关系契约化；３．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使权责分明，管理科学，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变过去那种一元化或一人化的管理体制为多元化的管理体制     

从身份到契约:中国制度变迁的特征透视

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制度特征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契约化的实质不是引进和套用某种有形的框架,而是让经济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内生"出一套无形的规则.中国制度变迁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契约化要克服"伦理身份"和"计划身份"双重制约.从"身份到契约"的制度变迁其关键环节是个人人格状态的根本变化,其进程的艰巨任务是在人文建设中有意识地培养社会成员的契约责任感和塑造诚信守约的精神.     

论公民意识与独立人格

我们用契约化来形容现代的社会生活.契约关系是最古老的商业性关系,产生于商业形成的早期;人们用以商业实际中的约定.这一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仅限于商业用途,这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为市场力量所扩充,因此,现代社会充满着契约关系,形式上的、实质上     

论婚姻契约化与理想的婚姻

婚姻契约化为诸多学者所倡导 ,认为契约是理想的婚姻模式。因此 ,应吸收契约论中的合理性、进步性因素 ,但不应将其完全契约化。婚姻是扎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社会制度 ,只有综合考虑社会中各方面因素所建构的婚姻制度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控制权的不可交易性和不可竞争性与金融契约效率

本文循着不完全契约和控制权配置的思路来分析企业金融契约效率,并提出了控制权实现度的概念。文章认为,初始契约界定的控制权是通过一定的机制实现的,而实现的前提是控制权的可交易性和可竞争性,它影响控制权的实现度。控制权实现度的高低与企业金融契约效率正相关。我国国有企业由于法律和现实的原因,控制权具有不可交易性和不可竞争性,从而影响了融资效率。因此,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使国有企业国有股和法人股上市交易。     

建设小康社会与规范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十六大报告将建设全面小康的社会确立为我国今后的奋斗目标,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与否将直接关系到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无疑,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即按照公司制的形式来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企业改革目标,而现代公司制的核心是法人治理结构。由于国内现有的公司大部分是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改制形成的,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公司化改造,建立行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不仅可以建立高效率的运作系统,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有效分离,还可以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经济主体。     

试论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一体化

随着社会由身份到契约运动的展开,各国刑事诉讼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将契约因素纳入其中,建立了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并将其作为案件处理的主要模式,从而使刑事诉讼出现了契约化的倾向。当前,我国社会同样面临着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因此需要将契约因素纳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同时,为了克服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所存在的弊端,我国刑事司法应将两种契约予以一体化。     

契约文明论纲

契约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理性阶段,是现代历史进程的产物、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契约文明在特征上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亦即契约原则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契约文明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货币经济;相互主体性的个人权利认同是契约文明的伦理内涵;契约文明的正义原则为交换正义,它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强调以互利的方式实现自利;法治秩序是契约文明的制度支撑和保障机制。     

现代市场视野的个体自我存在方式的流变与走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自我存在方式具有鲜明的特点。现代社会的市场化转型的实质是将人伦关系契约化,在市场主体之间建构契约身份,而人伦关系的身份契约化也必然要求个人自我存在方式的转换。社会变革与人伦关系的流变是对人的活动的解放,趋向于人的自由。在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社会变迁中,个人从关系和身份中剥离出来,个人拥有西方契约论所表述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从而由依附于他人转变为独立、自由、自主、自律和自决的个人。个体存在的自由与孤独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