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应该适度经典化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感染了经典焦虑症。诗歌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新诗是否应该经典化?诗歌经典如何构建?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笔谈刊发了吴思敬、王珂、张大为的文章,分别从新诗经典化的程度、评价,新诗是否应该适度经典化,当前诗歌创作中的问题与经典的反差,新诗在后经典时代如何构建经典等等问题展开论述,涉及到当前新诗经典问题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有学术独创性,期待学术界的讨论。     

新诗经典化:后经典时代的经典建构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感染了经典焦虑症。诗歌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新诗是否应该经典化?诗歌经典如何构建?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笔谈刊发了吴思敬、王珂、张大为的文章,分别从新诗经典化的程度、评价,新诗是否应该适度经典化,当前诗歌创作中的问题与经典的反差,新诗在后经典时代如何构建经典等等问题展开论述,涉及到当前新诗经典问题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有学术独创性,期待学术界的讨论。     

一切尚在路上——新诗经典化刍议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感染了经典焦虑症。诗歌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新诗是否应该经典化?诗歌经典如何构建?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笔谈刊发了吴思敬、王珂、张大为的文章,分别从新诗经典化的程度、评价,新诗是否应该适度经典化,当前诗歌创作中的问题与经典的反差,新诗在后经典时代如何构建经典等等问题展开论述,涉及到当前新诗经典问题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有学术独创性,期待学术界的讨论。     

传播与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方长安指出,传播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改变了诗人们的创作心理、主题想象、诗性体认与言说方式,参与了新诗生产,赋予新诗诸多现代性品格；然而新诗内部由是存在着传媒化这一负面因子,抑制着新诗诗性的生成。李怡、苏雪莲强调,现代大众传媒是新诗生成的诸种合力中的一种,它不仅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使诗歌具有了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功能,而且还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带来了新诗阅读方式的变化。鲍焕然认为,新诗的媒介类型主要有日记、私人书信、杂志、报纸副刊、诗集、沙龙、社团、课堂,以及街头、农村和战场为平台的社会环境媒介等等,它们凭借不同的文化特征在白话新诗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影响。陶丽萍从传播角度考察了新诗经典化现象,认为新诗经典的确立,既与文本诗性相关,更是报刊发表、出版、公共阅读、批评、文学史叙事、公共教育以及评奖等多重传播机制共同言说与历史扩张的结果。     

新诗的电视传播

电子传媒时代新诗与电视的结合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新诗借助电视通过朗诵欣赏和改编制作进行传播,具有声像化、立体化和非语言传播的媒介特征,以及与新诗固有的建构形式相关的独特特点.从接受来看,新诗的电视传播产生了具象化与抽象化、大众化与经典化以及公共性与个体性三大悖论,利用好这几对富有张力结构的悖论,对拓展新诗传播渠道,提高观众艺术品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

现在公认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近百年来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著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推动着现代诗歌经典化进程。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受传播接受场域制约,与现当代多重话语建构联系在一起,因而以它们为主导力量所遴选、塑造出来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否可信,便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半封建概念在近代世界的兴起与经典化传播

半封建概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基本描述。这也决定了对半封建概念的考察基本集中于“两半”理论研究范畴。这种研究取向使得对这一概念的既往研究存在不少大而化之的现象,有关这一概念的很多看法与史不符。由于对这一概念在传入中国之前的流变历史缺少详细梳理,势必造成对历史研究必须基于史实这一研究规范的违背,进而对推进“两半”理论研究也带来不利影响。历史地看,迟至19世纪初,半封建概念就已出现在欧美社会并被用来指称欧洲旧制度,带有线性进步视域下的负面意涵。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运用半封建概念,并将之纳入对德国社会形态的分析,半封建概念也具有经典意义上的阶级关系意涵。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内,列宁对半封建概念作出新的阐释并将之运用到更广泛的时空范围。梳理半封建概念在近代世界的兴起语境及其经典化阐释,对于匡正半封建概念研究方面的疏失以及客观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新诗散文化的理论误区与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性

中国现代新诗创作长期以来忽视自身理论建设,片面强调口语化、散文化,而反对新诗的格律化和规范化。这种倾向阻碍新诗的发展和成熟,是新诗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误区。     

中国新诗的知性传统与视听传播

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中形成了薪火相传的知性传统.印刷媒介时代的知性新诗借助"现代解诗学"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传播劣势.视觉文化时代,中国新诗试图通过与影视媒介的联姻突出重围.与易懂易诵、轻快明朗的抒情诗相比,知性新诗在视听传播的范式转型中更易受到忽视和遮蔽.这与它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定位和评价形成鲜明反差.知性新诗的视听传播应当成为诗学界和电视文艺界关注和破解的重要课题.     

早期新文学作家创作旧体诗的时代与文化根源

早期新文学作家创作旧体诗的时代与文化根源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对早期白话诗的不满、身世背景和早先经验的影响、传统的力量、年龄的增长和贵族情结.研究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早期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实绩、艺术成就和文化心理,从而在一定范围内还原现代文学丰富多元的原生形态.     

试论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

新文学的发生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而“新诗”的发生是其中的突出部分。形式问题是考察现代汉诗发生的中心问题。由于“诗界革命”和西方诗歌汉译的推动,晚清民初的诗歌形式尽管开始出现裂缝,但仍未能真正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成规。直到后来胡适敏锐地抓住语言问题,高擎“白话”大旗,引进西方自由诗形式,以《新青年》杂志为“白话诗”的重要话语据点,才逐渐呈现出一条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线索。     

十四行诗与中国新诗体系的历史建构

十四行诗是诞生在意大利民间的一种抒情诗体裁,在13世纪形成了严谨的格律和固定的格式.在意失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十四行诗传入法、英、德、西诸国,并适应各国语言的特点,产生了不同的变体,使得十四行诗成为一种跨域传播的世界性诗体.十四行诗于20世纪2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经过新诗运动先驱们在新诗创格运动中的创作实践,十四行诗演变出多种中国式变体.中国十四行诗延展了新诗的诗行结构,拓宽了新诗的用字规范,丰富了新诗的音韵模式,为建构中国新诗体系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汉语哲学如何可能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从言道方式看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用哲学论述中国文化经验——以“器”、“惑”两范畴为例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与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古典诗词的可译性限度与创造性叛逆

中国古典诗词多用对仗、富于节奏感而且意境优美。在英译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常常导致诗词翻译的“不可译”。本文从中国古诗的意美、形美和音美的可译性限度来探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新时期中国大陆宋诗研究述评

宋诗的历史地位、审美价值得到重新认识 ,大家名家的研究不断深入 ,一些中小诗人也逐步引起注意 ,重要的诗歌流派得到了梳理讨论 ,诗歌与文学其它门类的关系以及诗歌创作与宗教政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外部关系”也得到一些初步审视观照。研究视野不断开拓 ,理论方法不断改进 ,研究者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也不断提高。     

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东渐日本的文化结晶,是汉诗最大的海外支脉。在共同的文字基础上,随着对汉诗的不断受容与扬弃,日本汉诗逐渐将域外文化与自身的民族性相融合,走向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学传统,同时在语言文字、内容题材、汉诗训读方面创新求变,最终完成了汉诗的本土化嬗变,使日本汉诗获得了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异质特性,成为源于汉诗而又异于汉诗的日本的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