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方长安指出,传播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改变了诗人们的创作心理、主题想象、诗性体认与言说方式,参与了新诗生产,赋予新诗诸多现代性品格；然而新诗内部由是存在着传媒化这一负面因子,抑制着新诗诗性的生成。李怡、苏雪莲强调,现代大众传媒是新诗生成的诸种合力中的一种,它不仅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使诗歌具有了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功能,而且还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带来了新诗阅读方式的变化。鲍焕然认为,新诗的媒介类型主要有日记、私人书信、杂志、报纸副刊、诗集、沙龙、社团、课堂,以及街头、农村和战场为平台的社会环境媒介等等,它们凭借不同的文化特征在白话新诗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影响。陶丽萍从传播角度考察了新诗经典化现象,认为新诗经典的确立,既与文本诗性相关,更是报刊发表、出版、公共阅读、批评、文学史叙事、公共教育以及评奖等多重传播机制共同言说与历史扩张的结果。     

新诗传播媒介与建构

白话新诗是在现代传播语境中逐渐确立其合法性地位的。无论是新诗的创作实践还是诗学建构，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传播的历史印记。新诗的最初尝试与传播同步发生，新诗人的出现、诗歌流派的生成、诗体建构等均与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相关。那些或者传统封闭、或者现代开放、或者呈现为特定的有限空间、或者呈现为社会环境式的无形空间的各类传播媒介，与新诗传播的主体受体一道，共同承担着新诗建构的使命，共同参与新诗的历史发展。~伙现代传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新的媒介的一墓产生并不是直接取代旧的媒介，不是与旧的传产本丫未丫叭卜、尸播方…     

一切尚在路上——新诗经典化刍议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感染了经典焦虑症。诗歌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新诗是否应该经典化?诗歌经典如何构建?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笔谈刊发了吴思敬、王珂、张大为的文章,分别从新诗经典化的程度、评价,新诗是否应该适度经典化,当前诗歌创作中的问题与经典的反差,新诗在后经典时代如何构建经典等等问题展开论述,涉及到当前新诗经典问题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有学术独创性,期待学术界的讨论。     

新诗经典化:后经典时代的经典建构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感染了经典焦虑症。诗歌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新诗是否应该经典化?诗歌经典如何构建?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笔谈刊发了吴思敬、王珂、张大为的文章,分别从新诗经典化的程度、评价,新诗是否应该适度经典化,当前诗歌创作中的问题与经典的反差,新诗在后经典时代如何构建经典等等问题展开论述,涉及到当前新诗经典问题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有学术独创性,期待学术界的讨论。     

新诗应该适度经典化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感染了经典焦虑症。诗歌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新诗是否应该经典化?诗歌经典如何构建?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笔谈刊发了吴思敬、王珂、张大为的文章,分别从新诗经典化的程度、评价,新诗是否应该适度经典化,当前诗歌创作中的问题与经典的反差,新诗在后经典时代如何构建经典等等问题展开论述,涉及到当前新诗经典问题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有学术独创性,期待学术界的讨论。     

新诗的电视传播

电子传媒时代新诗与电视的结合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新诗借助电视通过朗诵欣赏和改编制作进行传播,具有声像化、立体化和非语言传播的媒介特征,以及与新诗固有的建构形式相关的独特特点.从接受来看,新诗的电视传播产生了具象化与抽象化、大众化与经典化以及公共性与个体性三大悖论,利用好这几对富有张力结构的悖论,对拓展新诗传播渠道,提高观众艺术品味具有重要意义.     

百年新诗选本的地域化呈现——论贵州新诗的选本现象

百年新诗的选本现象,是新诗经典化中的重要一环。除了全国的新诗选本现象值得关注之外,作为地域化呈现的各地新诗选本也值得诗界重视和反思。作为西南省份之一的贵州,出版黔地新诗选本一直与几代贵州诗人群体的创作实践活动相伴随,在不同历史阶段诞生过近百本各类诗歌选本。这种穿越黔地的诗歌之光,照耀了贵州的诗坛,见证了贵州诗歌从单一面向丰富、从西南走向全国的发展与演变历程。贵州新诗选本在及时总结经验、选录经典、推出新人上功莫大焉,同时良莠不齐、缺少大家、力作尚少的缺点也很显著。作为贵州诗歌前行的精神路标,贵州诗歌选本放射出的独特光芒,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总结。尽量借鉴全国百年新诗优秀选本的经验,则是贵州新诗选本努力与改进的方向。     

中国现代小诗与当下新诗重建

中国新诗目前正面临着重建的重大任务。中国现代小诗以其自身的发展积极支持与配合了新诗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的工作。学界应以小诗为重要切入口之一,切实推进当前新诗建设。     

20世纪新诗大众化民族化的历程

如果说从胡适的诗体大解放论，中经新月诗派的格律试验，到现代派承续象征派的对于诗的内质美的追求，是属于诗歌这一文体向着现代形态的转换；那末２０世纪新诗还有一脉大的发展，这便是因为救亡图存的需要对于诗歌社会功能的要求而产生的大众化发展方向及由此而引导出的民族化追求。从对一个世纪中国新诗整体发展态势的影响上说，比之前者，这无疑是一脉更为重要的发展。在诗歌大众化的走向中，交织着五个方面的矛盾：引进西方诗体及技巧与发扬中国诗歌传统的矛盾，诗歌作为宣传与作为艺术的矛盾，眼前斗争的需要与长远的艺术价值之间的矛…     

现代诗歌形象的理想追求--评《我愿意是急流……》

作为传达精神感受并反过来滋养人类心灵世界的现代诗歌不应是高高在上的贵族，故弄玄虚拒人于千里 之外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歌只能是少数人或者极个别人聊以自慰的鸦片。起源于人类劳动实践的诗歌是属于 大众的，追求诗歌形象的鲜明、丰富与新颖，及时准确自然亲切地表达大众对现代生活的感受并给大众以 积极健康的精神营养，鼓励大众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创造现代美好人生，应当是现代诗歌形象的理想追求。 诗歌曾经是人类生活的伴侣和火炬。从粗朴的古代歌谣到成熟的经典诗歌，诗歌一直与人民与普通的劳 动人大相依相伴息息相通，让…     

内视点与想象: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诗学

内视点与想象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语言表述模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新诗引入内视点与想象,并将其融进现代汉语语境,创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语言诗学理念,为中国新诗的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新鲜的思路。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现代诗美——论“九叶诗派”的现代性

九叶诗派作为现代诗歌流派的重要一支,历来受诗歌研究者的关注.文章从主题关注、意象构置和情绪表达三方面对九叶诗派的现代诗美进行论析.指出九叶诗派在创作及理论上进行现代与传统的融合的努力,并对九叶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新诗现代化中的价值地位作了新的审视和界定.     

穿越时空的智性之光——卞之琳诗歌论

卞之琳以其独特的诗歌文本在中国新诗史上建构了一个充满智性张力的话语据点。卞之琳通过对下层民众的灰色书写、时代青年的沉思心语、公众话题的私人言说三个层面的智性烛照,给中国新诗留下了一方魅力无穷的宝藏。     

海德格尔的原诗学研究

海德格尔所说的原诗是对世界生成的源初统一性和发生之命运性、诗性的命名。在他那里,世界的本源性发生是一种诗性的生成,而此种诗性的生成就是原诗的发生。海德格尔的"原诗"思想深化着人们对世界本源的诗性生成的认识。他对文学五要素作出了与传统诗学迥然相异的本源性阐释。他的原诗学思想对于我们当代的诗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然,也要看到海德格尔原诗学思想的局限性,那就是道性有余,技性不足。     

意境生成:意象选择与悟觉思维 --现代派诗歌的古典阐释

意境的创造,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追求.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为中心的"现代派"诗歌,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诗艺,以中国艺术传统固有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为基础,在现代新诗中重构东方式现代诗的意境.首先表现为对意象的注重.运用感性形象烘托暗示人类心灵情思,摈弃架空的理想抒情.在意象选择上表现出浓郁的古典特色,创造了不言情而情自无已的诗歌境界;同时在意境构建中承继传统意境创造中的悟觉思维以象为基础、情为中介、理趣为归宿.达到"诗情智化",是对古典诗歌精髓继承中的现代性超越.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大众传媒——一种特殊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和社会民主的表征。大众传媒是公共空间最重要的部分,是特殊的公共空间,是政府与公民、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互动的桥梁,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着力沟通协调,能够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双向对称传播真正得到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主动参与,从而激发个体作为主体的内在追求,提高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促进社会的稳定、政府的发展。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这种作用与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作用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要全面认识和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这一政治资源,就必须同时将其作为公共空间来认识和把握,使之在双向对称传播中扮演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新角色,更好地发挥其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弗罗斯特诗歌的悖论诗学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有着比较复杂的世界观。他认为,世界是一个丑与美的复合体,人类是一个善与恶的组合体。这种悖论诗学在其诗歌中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1)热爱自然,憎恨自然;(2)热爱生活,厌倦生活;(3)热爱人类,憎恶人类;(4)始于欢乐,终于忧伤。从新批评的视野出发,在精神分析与文化批评视阀下,解读弗罗斯特"乡村哲学家"的悖论诗学,有助于真正地感悟其诗歌中的智慧与真谛。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下)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