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师与“儒”之文化起源

本文就中国历史上称“儒”者的早期形态和来源，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作者认为，早期的称“儒”者与商周王朝中主管乐舞的官员，在文化上有着一脉相承关系。春秋战国之间形成的儒家学派，以诗书礼乐为教；而以诗书礼乐为教，正是此前的王朝乐官的职责。王朝国学中的要担任舞人的青少年学子，可能就是“儒”的早期形态；而教官乐师则相当于“师儒”。儒家与乐师在文化上的这种传承关系，对儒家思想特征的形成，应有重大影响。     

汉语句法成分的“错叠”与“套叠”——兼与陆俭明先生商榷

现代汉语里存在着“错叠”和“套叠”现象。由实词和实词性词语组合而成的句法结构，如主谓结构、偏正结构、述宾结构和述补结构，这些结构一般说来分两个部分，姑且称前一部分为“甲”，后一部分为“乙”。当一个句法结构Ａ（包括“甲”、“乙”两部分）其中一个成分（“甲”或“乙”）是由该类型（与“Ａ”同类型）的句法结构充任（这个句法结构的两部分相应用“甲”、“乙”表示），这就形成了“错叠”和“套叠”现象。“错叠”和“套叠”总是相伴而产生的     

论说“语言禁忌”

“语言禁忌”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用现象受制于这种语言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 ,它往往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独特认识 ,是民风民俗的具体体现。“语言禁忌”与社会文化观念 ,社会变革以及语用环境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它是语言多维交际功能的具体表现 ,更是民族文化心理的折射。     

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文化土壤

家族企业在中国社会的存在有其 特殊的伦理文化环境 韦伯认为，西方的劳动制度是理 性的，西方之外则不存在。理性主义劳 动制度的具体特徵之一是科层制。在 这种制度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确 定的规章制度所决定，人们之间的工 作交往不需要也不会有多少感情投入。 这种特徵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普遍化”了。在这种社会中，甲与乙 打交道时，甲不是与乙这个具体的人 交往，而是与乙所代表的职务交往，职 务关系成了甲与乙的之间的社会关系， 它具有普遍性的形态或形式，即它已 被“抽象”…     

说“反喻”

反喻是比喻辞格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一般的比喻是从正面用肯定语气说明本体、“象(是)什么”,本体、喻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类的事物,它们产生联系的纽带是二者的相似点,我们可以把这种比喻叫“正喻”。而反喻则是正喻的否定式,其基本格式是“甲不象(不是)乙”,如果甲、乙分别代表反喻的本体、喻体的话,那么本体与喻体产生联系的纽带不是它们二者的相似点,而恰恰是相反点或相异点,甲不具备乙的某一特点,甲与乙是相异的。例如:     

略论“何谓道教”简

道教之“道”,是神仙信仰之“道”;道教之“教”,是“教化”之“教”。作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宗教,以神仙之道设教是道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显著特征。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神仙道教力求从调节人们的身心关系出发,逐渐形成了注重内在炼养、注重师承传授的宗教文化特色。道教的这种调节和整合功能,客观上适应了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体现了道教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面。同时,由于道教文化兼容并包,涵盖斋醮科仪、风水术数、武术导引、医药卫生、内外丹炼养等内容,这些内容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深深的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世俗社会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道教又被称为生活道教。     

表“放出”“发出”之义的短语动词辨析

英语短语动词结构复杂 ,有着纷繁复杂的各种语言现象 ,也有着许多组同义的短语。辨别这些同义短语的意义和用法是学习短语动词的难点。本文专辨析表“放出”“发出”之义的短语动词。     

试论《红楼梦》的“时序”和“年龄”描写

《红楼梦》中的“时序”“年龄”描写 ,客观上确实存在着不统一现象。但这却不是作者的“失误”“疏忽”和作品的“纰漏” ,而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它是作者不为书中人物作“传记”、不为贾家作“年谱”的特殊创作方法。这种方法既使作品“历历生动” ,又是对我国优秀传统小说创作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同时 ,更是作者“象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功运用。作者的这种写法是为其表现主题、刻画人物形象服务的     

竹与修身——德育的“另类”言说

竹文化是根植在中国传统诗性文化土壤上的一种价值创造,它承接了孔子的诗教。这种诗教追求诗化的人生和人生的诗化。因此,中国竹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诗性德育的价值。从孔子的“比德”和“三月不知肉味”到苏轼的“无竹令人俗”;从郑板桥的“种竹似培佳子弟”到个园的园林艺术;从传统社会的竹文化到市场经济中竹园宾馆的企业文化建设,我们看到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薪火相续,感受到了诗性德育的魅力。竹,常绿不衰．中通外直。中国传统文化中,“竹”有一种善美合一的诗性之关,它是正直、虚心、有活力的人格象征,在竹的背后有一片陶冶人格的诗性的文化海洋。竹对人有着妙不可言的教化力量,它使道德境界涵蕴审美境界,审美境界附丽于道德境界,这种力量是理性所不能概括的。     

奇妙的“不”字

<正>甲我发现咱们中国人说话,特别爱用“不”字。乙是吗？甲你看,很多俗语中都带“不”字。乙都有哪些俗语呢？甲不看僧面看佛面。有“不”吧？乙有！甲不蒸馒头争口气。有“不”吧？乙有！甲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乙对！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语言的“陷阱”——不可望“词”生义

世界许多语言中都有一种共同的现象,就是有许多由地名而来或由地名派生出来的短语、习语或成语。这些来自地名或由地名派生出来的词语往往转义,已失去原来的地名意义、许多甚至不能从字面上去解释、理解。像汉语中的“围魏救赵、郑人争年、杞人忧天、完璧归赵、庐山真面目”等,这些成语中的地名已不再指原来的地名,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如杞人忧天,其中的“杞人”已不再专指杞国人土,而指“那些具有不必要忧虑或担心的人”;“完璧归赵”中的“赵”也不再专指赵国,而泛指“原物的主人”,庐山真面目中的“庐山”不再单指庐山,而泛指“任何事物和人”;还有毛泽     

论《三国志演义》中的“知遇之感”

“知遇之感”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产物,它的含义就是士为知己者死。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特殊内容,它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集大成式的艺术再现和升华。在魏、蜀、吴三大政治、军事集团之中,许多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都体现着“知遇之感”。刘备与诸葛亮,孙策、孙权与周瑜,孙权与鲁肃、吕蒙、陆逊。双方的这种关系,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最佳选择。与西方文化不同,知遇之感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种精神不仅是《三国演义》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化的独特追求在古典小说中的体现。     

公共关系之“关系”研究:研究方向的省思与展望

作者在台刊《广告学研究》第１７期上发表文章，旨在探讨“关系”现象对于公共关系研究的意义。文中主要讨论了３个主题：（１）探讨关系的“在地”现象以及“关系”研究对于公共关系的意涵；（２）对现有“关系”文献的回顾与检讨；（３）提出初探性理论架构与研究问题。本文认为有关“关系”的研究取向有诸多问题待澄清，相对的，也存在许多研究契机待探讨。文献检讨提出以下问题：西方公共关系的研究大多数局限于单领域与单文化的讨论；台湾公共领域中有关“关系”的研究出现未能充分反映“在地”现象与特性的情形；“华人关系主义理论”…     

试论我国传统社会“归返原典”的政治思维

“归返原典”的政治思维是我国传统社会的显著的特征。但“归返原典”是思想史上的普遍现象“并不仅为中国儒家为然” ,“大凡世界教演进 ,如至于繁琐失真 ,则常生复古之要求。”无论怎样 ,“归返原典”的这种政治思维都是华夏文明数千年延续与更新的历程中逐步积淀而成。它一经形成 ,就汪定要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特定的作用。因此 ,笔者首先简要的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几次“归返原典”的政治思维。其次 ,笔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形成这种现象进行认识。最后 ,对这种传统政治现象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定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归化”与“保留”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轨,翻译是跨文化的传通。语言是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语言反映文化,又受文化的制约。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关系。①杨宪益先生认为,“在文学中有许多其他的因素构成原文的某些含义,要是把这些含义传达给文化不同的人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里,杨先生提出了一个文化意味的不可译问题。所谓“文化意味”即超语言信息差异,其意义是文化中的意义。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是不言而喻的,但对另一文化群体来说,则是陌生的。因此,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②Ｔｈｅｉｄ…     

历史中的文化课题：对西方“文化”概念的省思

作者在台刊《哲学与文化》第30卷第7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在19世纪以前,讲到文化,多半将它视为一种现象加以描述,当社会条件转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转化之后,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文化的现代意义出现了转变,它不再是一种现象,而成为一种对象。文化由记载“文艺的成就”、“人类思维的演变”,而成为探讨人类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上的改变,及其带来的挑战与反应。文化不是已生成之物,而是正在生长之物。西方的文化研究从“文化的研究”论及“文化研究”,也就是将文化从一般的讨论,转变为专门的论述。尤其是当代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是英国20世纪…     

释“馘”

从古至今,无论传笺注疏,还是辞典字书,对于“馘”字的释义,或是或否,矛盾百出。我不揣简陋,试以甲骨文、金文和古籍所载,探释其义如下,实冀方家不吝赐教。 一 甲骨文“馘”字,颇多异体,隶定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字形:(甲)“从百在戈下”之形,(乙)“从眉在戈下”之形,(丙)“从自在戈下”之形(此“自”为象形字横目在|下,与释“鼻”之“自”不同形)。这三种字形的“戈”字下所从之字的下部,     

从“满汉”到“中西”:民初清遗民视野中的“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是儒家文化核心观念,有种族之分和文化德性之分。清末满汉对立思潮崛起,强调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辛亥鼎革后,清遗民一方面反对这种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从文化德性之分的角度强调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并且从金、元等历史资源中寻求支撑;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君臣大义”的绝对性。与此同时,他们将民国后国内外的混乱皆归咎于西学,认为让世界久安之道必然还是“莫备于周孔”的中学,至此在他们视野中,中西夷夏地位逆转。清遗民的“华夷之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君主制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合二为一的道德主义论述,虽然其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已然“错置”,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对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     

正本溯源话“本文”──对“道”与“本文”血缘关系的考察

在当今关于后现代文化的讨论中，“本文”（Ｔｅｘｔ）概念几乎无所不在。在人们的心目中，它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科学革命变革的标志和起点，然而其含义究竟如何？许多人尚不甚了了，对之误解和歪曲的事时有发生。作者在研究时发现，“本文”虽然是一个西方概念，却与中国道家之“道”有着多方面的血缘关系；如“消解”与“反者道之动”（老子）；“对话”与“负阴抱阳”（老子）；“本文”与“万物一马”（庄子）等，本“对话”在一个中国学者（Ｅ）和一个西方学者（Ｗ）之间进行，其本身又是一篇关于“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对话”。     

文化视角的艺术观照——《“文化小说”选》前言

“文化小说”的兴起是文学创作中文化意识自觉的表现。它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现象。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曾涌起一股“文化寻根”的浪潮。由于这种“寻根”着眼于“文化”,许多作家不独揭橥自己的此种主张,而且写出了大批相应的小说,有人就称之为“文化寻根小说”。但这种小说仅属“文化小说”之一类,并非“文化小说”的全部。“文化小说”这个概念的外延比“文化寻根”为宽,它包括一切着眼于文化视角去观照生活的小说作品。阿城曾把他的小说《棋王》等作品称作“半文化小说”。而较早给这类作品命名为“文化小说”的,大概是评论家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