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尚书职权试说

<正>关于东汉尚书的职权,笼统地讲,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谁都知道,东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见任,重于三公”。不过,倘若仔细考察,也很容易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有二:一是如何从众说纷纭的有关史料中理出一个明晰而又符合实际的头绪来。换言之,也就是确定东汉尚书职权的具体内容与范围。再是如何估价这些职权。其中既包括对尚书职权性质的认识,也包含对尚书本身地位的理解。     

试论北魏前期尚书制度的特点

尚书制度,从两汉到隋唐,经历了长达六、七百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众所周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权和相权始终存在着矛盾。在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多年中,这一矛盾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从总的趋势看,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而尚书制度的发展变化,正是这一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正是以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为前提的。例如:汉武帝有感于西汉前期相权太重,排斥丞相,任用亲信,让秦朝和西汉前期仅仅为皇帝掌管文书的尚书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光武帝有感于西汉末年权臣擅政,又“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魏晋以后的君主们有感于尚书省权力过重,改而重用中书、门下二省,以分其权,尚书失去出令纳奏之任,仅为行政事务的执行机构。总之,尚书制度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说,是由加强皇权造成的。     

秦汉九卿源流及其性质问题

“九卿”一词的出现晚于“三公” ,约在战国后期 ,其影响也不如三公说大 ,对战国政治制度没有影响。秦代没有“九卿”的提法 ,其出现在汉代官制中约是文、景时期。西汉的九卿并不是九个卿而是列卿的泛称 ,但王莽时至东汉 ,又按照儒家学说将九卿变为九个卿 ,形式上分属三公。东汉的九卿是专称而非泛指 ,秩次为中二千石。秦汉九卿经历了一个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过程。     

再论北魏前期尚书制度的置废与变革

北魏前期尚书制度屡遭置废与变革,究其原因,太祖天兴元年十二月以八部大夫拟八座,是为弥补尚书八座成员难以集中办公的权宜之计,天兴二年将尚书三十六曹与诸外署通分为三百六十曹,更像是一场简化行政程序的尝试。这一尝试在两年后停止,尚书省恢复并增置代人令史、译令史以帮助部族统治成员控制尚书省。至于太祖天赐二年置武归、修勤代替郎中、令史主持省务的改革,更似内部官职改革而非再一次废弃尚书制度,因而太宗时期依然存在着尚书,并且世祖即位之初就拥有一个建制基本完整的尚书制度,并非等到他即位四年后才重建。世祖时期对尚书制度的变革使之成为与魏晋制度迥异的体系。     

宋代宰相出身和任期的研究

在宋代文官中,宰相是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的长官.《宋史·职官志》中说:“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宰相的名称,屡经变更.秦和西汉以相国或丞相为宰相.西汉末,废丞相,置三公(即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分掌丞相事.东汉初,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尉掌兵,司徒掌民、司空掌工,都是宰相.东汉中、晚期,为了限制宰相权力,尚书省逐渐取代三公职掌,三公成     

欧阳修“尚书六曹,超转其五”探微

欧阳修在北宋治平、熙宁年间“尚书六曹,一岁之间,超转其五”,任职超常,这不仅反映出北宋元丰新官制变革之前欧阳修职务变迁的特点,也源于欧阳修的政治立场。欧阳修在嘉祐年间赞立英宗以及濮议之争中坚定支持英宗,使其官职不断升迁,但同时也使其遭受到巨大的政治和人身攻击,被迫乞求外任以全身远祸。英宗为避免出现台谏官员与中书官员争论不休、朝臣分化的局面,恩准欧阳修外任,却给予了额外恩遇。因此,“尚书六曹,超转其五”既是欧阳修政治荣宠的表现,也暗含着无限的政治隐忧。     

西汉“中书”“尚书”考

尚书,汉承秦置;中书,武帝时初置。两官并见于汉史。这两者在西汉职官系统中是怎样的关系,古来治史者作过一番考证。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汉书》、《后汉书》记载互异所致。《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官有尚书”,“又有中书谒者”诸令丞。《后汉书·百官志》却不列中书谒者,     

《尚书·汤誓》校释译论

《汤誓》是汤伐夏桀时的誓师词。在西汉《今文尚书》里是第五篇,列为《殷书》第一篇;东汉古文本仍为第五篇,但称《商书》第一篇;在今所见东晋伪古文本里列在第十篇,仍为《商书》第一篇。其情况详后面的讨论(一)、(二)。     

说“曹”

《说文》＂曹＂之解释,乃依据讹变了的字形,其说未确。通过考察＂曹＂字的历史演变,认为其初文本为＂[東東]＂,＂曹＂是＂[東東]＂作为国族名、地名之专用字。从中可探讨汉字历史演变的一些内在规律。     

西汉秀才已为岁举考

秀才之举,与孝廉之科同是汉代最重要的察举科目。秀才一科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直到唐初方被进士一科取代,影响深远。秀才之举始于西汉武帝.一般认为,秀才在西汉为特举,即皇帝特诏设科察举;直到东汉初光武帝时,秀才一科方成岁举。《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 “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一般把建武十二年诏书作为岁举秀才之始。劳干先生《汉代察举制度考》说,秀才“至西汉末,仍为特举。东汉方成岁举”。安作璋先生《汉代的选官制度》一文引及此诏,说“此后,茂材也和孝廉一样变成岁举”。又近年出版的黄留珠的《秦汉仕进制度》一书,在第十二章的“察茂才的产生及其由特科变为岁举”一节,仍持茂才岁举始于东汉初之说。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汉代三公的罢免问题

三公是两汉官僚行政的中枢,政府十分注重对他们的管理。若三公不称职、老病,或国家出现重大灾异现象,常被罢免。三公因故被免,一般至少需经过他人或自己主动“劾奏”、皇帝“策免”两大环节。作为皇帝的股肱,罢免后三公比其他官吏享受更多礼遇。三公被免后,丞相（大司徒）在西汉往往由御史大夫补位,东汉扩大到九卿,反映了丞相在内朝出现前后的地位变化。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的补位者多为九卿,东汉时期亦有地方郡守补位的情况,说明地方势力坐大,渐成中央朝廷的威胁。罢免虽然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但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三公制度中的其它问题提供了启示。     

略论由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

唐代的三省六部,其三省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令、侍中,就是由秦汉时的尚书、中书、侍中演变而来,但已与秦汉时尚书、中书和侍中大不相同。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洪迈的话说:“中书、尚书令在西汉为少府属官,在东汉亦属少府,虽典机要,而去公卿甚远,魏晋以来,浸以华重。唐遂为三省官长,居真宰相之任。”洪迈只说到中书、尚书,而侍中也是秦汉时的官称。     

《尚书》周初文献与《史记》引文对比研究初探

从来源复杂的《尚书》中,剔出同一时间层次的5篇周初文献,与《史记》相应引文进行对比研究,保证了方法论的严谨。将原文与引文相异的词,全部列表分出8类,并从微观的角度,对3组动词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和探究,试图以词汇史的眼光,管窥从周初到西汉这近千年汉语演变的线索。作者认为,将周初看做上古汉语前期,西汉看做上古汉语后期是恰当的;经济性原则和类化原则是促使词汇变化的基本规律。     

孔氏家学中的《尚书》学——《两汉〈尚书〉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尚书》展现出其愈久弥新的文化张力,现代人从对《尚书》的现代阐释中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从清理基本术语、学术文献等基础上,对西汉《尚书》学研究、东汉《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等进行了系统阐释:一是厘清学术渊源,坚持“论从史出”原则,做到正本清源;二是把《尚书》学放在更为宏观、开放的视野里审视,站在学术史的高度看待《尚书》学研究,把《尚书》孔氏家学研究推向深入;三是把《尚书》学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考察,全面分析了孔氏《书》教“七观”说思想;四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两汉《尚书》学研究的背景、渊源、著述、成就和问题等,善于结合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深入论析、且叙且考,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足考,在坚实的史论资料基础上展示两汉《尚书》学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     

《大学》的著述时代考

历代有关《大学》的著述时代大致有：春秋末战国初说;西汉初年说;东汉说等。《大学》的著述时代当在战国末至秦初。这可以从《礼记》所据之“记”的时间,《大学》被秦火壁藏的特征,《学记》的成书年代,引用《尚书》等几方面得以证明     

也论里耶秦简之“司空”

里耶秦简中记载县下设有司空机构,管理县中徭役、刑徒和居赀赎债事务。但乡中并没有司空的设置,所谓"乡司空"是对简文的误读所致。秦时县司空之官长可设有秩、啬夫或守。秦简"司空曹"表示的是县廷中处理司空机构文书、事务的令史之办公场所,是汉代县下司空曹的前身。     

关于《尚书》的几个问题——与刘国忠博士商榷

与刘国忠博士《走近清华简》一书中的观点商榷,提出10个问题,并阐述下列看法:《尚书》中的诰、誓、训、命是事前草拟,届时宣读的原始文献,而谟、典是史官记录,后人美化而形成的历史故事;《尚书》小序非孔子所作,是西汉人张霸伪托孔子而作;西汉《今文尚书》28篇非孔子录百篇尚书残本,其中《禹贡》、《尧典》、《皋陶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历史故事;西汉《古文尚书》16篇,是孔安国所献孔子家藏本;梅赜《尚书》不是西汉《古文尚书》,但两者并非毫无联系,是利用了先秦书籍曾引用的尚书篇名及语句,加以自己的阐发而另作;清华简中的两篇商书,命名为《尹至》,《尹诰》均不妥,应改命《汤尹之誓》和《尹谟》,真正的《尹诰》并不存在;《尹谟》非伊尹亲作,《史记.殷本纪》所记《咸有一德》是伊尹亲作,前者记灭夏前事,后者作于灭夏后,所以《尹谟》不是《咸有一德》;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是魏晋人编写的伊尹训戒太甲的历史故事,《尹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商汤与伊尹筹划反夏的历史故事,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所以文字全然不同;用《伊谟》与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对照,而断其为伪作,方法不可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闪耀着思想智慧,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朱熹不掩其思想智慧,不忍中断中国文脉,所以不完全否定梅赜《尚书》;对于西汉古文尚书16篇而言,梅赜《尚书》是伪作,但它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形成许多格言成语,深刻注塑中国人的观念,是真实存在的书,是价值丰富之书,当代人不可斥其为伪书,应该直称其为梅赜《尚书》。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

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史书没有记载,但这又是研究东汉人口史的重要问题。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是社会剧烈动荡和人口锐减的时期。具体而言,造成东汉初年人口锐减的原因主要有战争死亡、严刑苛法死亡、灾荒和饥馑死亡、疾疫死亡等。东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即约有户367万、口1800万。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原因主要有黄巾大起义、董卓之乱、李郭汜之乱、军阀混战等战争因素引起的人口大量死亡,多次发生疾疫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即约有户310万、口157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