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是”才是笛卡尔的本真沉思——对“我思故我在”内在含义的新解析

“我思故我在”由于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而影响深远,而我国学术界长期用经验论的解释原则去理解这一命题的含义,结果必然导致了对笛卡尔唯理论的哲学立场的偏离。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出发,认为“我思”指的是先天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思维规定性”,“我在”指的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人的真实存在”,“故”则强调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顺序。因此,“我思故我在”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我思故我是”。这一命题既是古希腊哲学以来的“人是理性动物”的现代性诠释,也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中所有理论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     

"反思前的我思":真正地回到事实本身--论萨特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搁置

笛卡尔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怀疑到只有“我在怀疑”这一当下最后的怀疑而不能怀疑为止,发现我在怀疑以我的存在为支撑点,由之而得出了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站在现象学的立场上来看“我思故我在”,由于笛卡尔自我的经验化、实体化,笛卡尔的“我思”还没有达及自我的意会之知,不具有自我明证性的“是者”,近代哲学确实性的支点动摇了。萨特以“反思前的我思”来置换笛卡尔的“我思”,就是认为“我思”不是原初意识,不是那道始源性的“光”,没有回到事实本身、回到人与世界的最初关联。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含义及意义

笛卡尔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是理性哲学的开启者,他第一个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的思想理论是是笛卡尔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对近代哲学史以及西方近代哲学有这深远的影响。     

洛克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倾向”问题及其哲学史意义

很多研究洛克的学者都注意到，通常被归类为经验主义的洛克哲学中存在着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如何看待洛克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洛克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通过系统地梳理可以发现，洛克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倾向不是洛克哲学的局部特征，而是洛克哲学体系的整体特征。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洛克哲学中之所以存在着突出的理性主义倾向，这与笛卡尔对洛克哲学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密不可分。所谓的洛克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倾向，实质是洛克哲学中的笛卡尔倾向，这是理解洛克哲学中为什么存在着理性主义倾向的钥匙。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是解读近代哲学的占统治地位的模式，这种解读模式是后世特定哲学史研究立场的产物，深层次看，洛克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倾向只有在这种解读模式下才会成为问题。只有打破这种解读近代哲学的僵化模式，才能正确地看待并最终消解洛克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倾向”问题。     

我思范畴的历史嬗变

笛卡儿“我思故我在”是西方哲学中争论最多的命题之一．这一命题不仅蕴含着近代哲学的开端，而且在很大程序上推动现象学运动的发展．研讨我思范畴的历史增变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承继的脉络，从而挖掘出以古典理性主义向现代非理性主义转变的契合处，为更深入地研究西方哲学抛砖引玉．一、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儿实行普遍怀疑后确定的第一原理．它在张扬理性、突出主体作用方面的巨大历史影响，自不待说．其间蕴含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析．（1）、个体间区别的我思依据．苏格拉底…     

普罗提诺有 “本体论”吗？——兼论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ｉｓ的哲学含义

普罗提诺的太一、理智、灵魂是否为“本体”（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ｉｓ），以及他是否有基于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ｉｓ 的“本体论”长久存在争论。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澄清了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ｉｓ并非普罗提诺的专门术语，而是通过 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和基督教 “三位一体论”才变成指称最高者的特殊概念。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ｉｓ的多义性必 须根据具体语境加以区分。在 《九章集》中主要表示相对具有独立性的实体或实存性。太一等三者更恰当地说是希腊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本原”，它们共同构成普罗提诺本体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的解释核心。     

简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历史嬗变与历史命运——从笛卡尔到胡塞尔和萨特

早在三个半世纪以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面对中世纪封建神学的淫威,喊出了“我思故我在”这条惊天地动鬼神的哲学原理,同培根一起开创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两个半世纪以后,面对着西方工业社会更趋严重的异化现象,“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响应笛卡尔的精神召唤,先后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和“反思前的我思”的口号,开创和推动了当代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把笛卡尔肇始的近代主体性原则和自我意识学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笔者认为,追叙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这一嬗变历程,有助于深刻了解笛卡尔     

对笛卡尔哲学的反思

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s,1596——1650年),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大陆理性主义的代表。他在哲学上给后人留下了《方法谈》(1637年)、《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年)和《哲学原理》(1644年)等几部著作。     

维特根斯坦对笛卡儿“我”的重新定义

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确立了近代哲学中"我"的地位,实现了哲学认识论的转向.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笛卡尔对"我"的界定是西方哲学弊病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并通过对笛卡尔"我"的重新定义达到消除哲学弊病的目的.     

笛卡尔普遍怀疑中的上帝、数学与恶魔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个沉思中做出了著名的普遍怀疑,它为第二个沉思中我思的发现及确立提供了前提。理解笛卡尔第一哲学的建构及其困难,必须以理解这一怀疑活动为基础。围绕其中上帝与数学的关系,恶魔假设的性质、功能以及范围产生了诸多不同意见。本文通过回顾相关文献认为,对感官性东西的怀疑通过恶魔假设之前的怀疑活动就已经完成,而恶魔假设只是加强了这一怀疑,并没有怀疑数学和上帝。在恶魔假设出现之前笛卡尔对于上帝与数学的讨论,才是第一个沉思最为困难的部分,在其中,数学和上帝虽然没有遭到怀疑,但却并不具有确定性。这一看似矛盾的两难关系突出反映了建立我思的前提与困难。同时,笛卡尔对上帝、数学与恶魔的复杂处理也构成了他对早期思想的自我批判,因而具有枢纽性的意义。     

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哲学的批判

在一定程度上，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可以被理解为是一项推翻笛卡尔哲学的努力。由“广延物体”入手，海德格尔提示出笛卡尔的“世界”存在论对世界的遮蔽，开辟了通向“此在”的路途。对“我思故我在”的剖析则昭明了作为特殊主体的“我”的确立过程及其哲学意蕴，清理出了笛卡尔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作为新时代形而上学的开端，笛卡尔的哲学导致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危机，海德格尔由此揭示出技术化的现代文明的形而上学根据，并为西方哲学开辟了新的视域。     

海德格尔论“我思故我在”

通过将“思想”理解为表象，海德格尔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解释为“我表象故我在”，并揭示了“我思故我在”隐而不显的存在论意义。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了主体，存在者之存在意味着表象着的主体的被表象状态，真理成为了表象之确信。海德格尔还考察了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并将笛卡尔把握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奠基者。海德格尔的重释是在“存在历史”框架下进行的，是其克服形而上学的重要步骤。     

“我思”还是“我在”——马里翁对海德格尔的批评

在论文《海德格尔与笛卡尔》和《自我是否作用于自身?慷慨与现象学:评亨利对笛卡尔的“我思”的解释》中，马里翁考察了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解读。他指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批评，旨在针对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笛卡尔因素。但马里翁并未将海德格尔中后期“世界图像的时代”讲演中的笛卡尔阐释纳入考察。换言之，马里翁对此问题的整体把握是有所缺憾的。本文试图推进马里翁对“海德格尔与笛卡尔”这个主题的讨论，通过考察《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批评，从整体上把握海德格尔对笛卡尔思想的理解与批评的旨归。     

简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历史嬗变与历史命运——从笛卡尔到胡塞尔和萨特

早在三个半世纪以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面对中世纪封建神学的淫威,喊出了“我思故我在”这条惊天地动鬼神的哲学原理,同培根一起开创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两个半世纪以后,面对着西方工业社会更趋严重的异化现象,“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响应笛卡尔的精神召唤,先后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和“反思前的我思”的口号,开创和推动了当代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把笛卡尔肇始的近代主体性原则和自我意识学说提升到了一     

笛卡尔经验科学方法论略

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es,1596——1650年)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①的创始人,在我国一直都被认作与经验主义相对立的“唯理论”鼻祖,更由于其哲学基石“我思故我在”而被误解为完全推斥感官知觉、拒绝经验的沉思哲学家,享此殊荣已达数十年之久。随着对西方近代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原有的“经验论唯理论对峙”界限并不是很清楚明晰的。经验主义者弗·培根的感性理性联姻、霍布斯对理性的偏爱、洛克的直觉知识为最高真理自不待言,就是作为理性主义者的莱布尼兹也提出了“事实真理”和“推理真理”的划分,斯宾诺莎则更是把容观存在的事物的共同特质作用于感官而形成的共同概念看作是理性的基础②。由此,我们不得不对“经验论”“唯理论”的范畴界定一改再改,最终达到了对“凡是在理智中的,必定先在感觉中”这一无法再退缩的古老命题的态度上:肯定该命题的,即为经验论;否定该命题的则为唯理论。③这一状况一方面说明了原来的见解有不恰切之处,另方面也反映了更深层的问题: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哲学家们恐不象我们原来认为的那样简单、片面、武断。本文提出,经验及经     

“我怀疑故我在”与“我思故我在”之区别

奥古斯丁的“我怀疑故我在”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两个命题的共同之处是无需质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确实存在的。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论证的出发点、“我”的含义和论证的目的三个方面。明确这三个方面的区别将有助于我们掌握奥古斯丁教父哲学和笛卡尔哲学思想的实质。     

我思、上帝与世界——论“笛卡尔循环”的内在性根据

通过文本的详细考察可以发现，我思并未在笛卡尔那里占据独一奠基者的地位,它与上帝是互为前提的， 即我思在思考的意义上优先于上帝，而上帝在存在的意义上优先于我思。这种看似循环的相互支撑结构在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库萨那里已屡见不鲜，但这并不意味着笛卡尔回到了经院哲学。笛卡尔哲学以及近现代哲学之不同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特殊之处是自我与上帝都以一个理性在原则上可以彻底理解、定义乃至掌控的整体世界结构为前提，因此我们不应仅仅纠缠于自我与上帝何者优先的问题，而要回到更重要的世界结构问题上去。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当代学术价值

笛卡尔从他的认识论出发所建立的理性主义真理观，对于我们现时代的学习、思考、创新仍具有指导意义。其“我思故我在”的当代学术价值最终体现为在怀疑一理性的螺旋循环中培养学习者的理性批判能力和抽象思辨能力。     

哲学为体 数学为用——笛卡尔哲学与数学的关系

笛卡尔是十七世纪法国杰出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是一个多种精神的统一体,由形而上学(第一哲学)、物理学(第二哲学)和其它各门具体科学三部分组成,前两部分可以看作笛卡尔的哲学思想,而第三部分是根据他的哲学思想原理建立起来的。笛卡尔一生致力于其哲学体系的建立,但只有“形而上学”研究才是我们现在意义下的哲学基本原理。考察笛卡尔的哲学著作,发现他的哲学思想与数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是欧洲近代第一个企图以数学为模型建立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人。     

近代唯理论中“我思”概念的缺陷

笛卡尔“我思”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西方近代哲学的正式诞生。这个原则影响极为深广。现在我们有条件从学理上分析这个原则,我们发现,这个原则一开始就存在重大缺陷,使唯理论陷入种种不可解脱的困境之中。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