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教化的式微与再造

百年中国乡村社会教化历经晚清的族长外控、民国的乡绅内化、新中国成立30年的村官外钳、改革开放30年的村民自律之后,目前呈现主体无明显承载性、内容多元分离性、功能相对削弱乃至丧失性等特征,为使乡村社会教化与乡村学校教学、家庭教养同质同构,当务之急应明确教化主体、提供教化场所、组织教化活动。     

边缘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郊村社区治理——以浙江省T村社区为个案

浙江省T村社区是一个介于城乡之间的城郊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村社区治理呈现出明显的边缘性特征:治理体制的双轨化、治理范围的村落化、组织结构的两栖化、组织职能的叠合化。城郊村社区治理的的边缘化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城乡二元性社会体制的制约、城郊村社区城市化制度的供给不足、城郊村社区的现实需求。     

建国初期乡村政治重建与灾害应对——以河南商水县救灾为例

乡村农户无力抵御频发灾害的侵袭,旧政府(权)既不能有效救济灾民也不能领导他们自救.而共产党新政权在乡村政治重建基础之上形成的政权下乡与党团下乡、工作队下乡、宣传下乡、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以及党--国家对生产的干预与扶助,使政府对灾民不但能实施直接性的救济措施,而且能积极领导、动员灾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并取得显著成效.但运动式救灾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折射出来的一些问题--民间自由借贷死滞、灾民副业生产中的外部"不经济"现象等,也值得思考.     

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在变迁中重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公社制、村民自治两次大的历史变迁。当前内外力量变化推动农村社区形态及性质变迁,使社区管理体制再次处于变革的十字路口。多元主体参与是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基本演进方向,当前实践中的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为社区管理体制的重建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借鉴。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从基本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模式四个方面入手重建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也为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注入活力。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全方面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 ,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 ,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 ,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 ,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 ,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从现代性到自然史:再探乡村与现代性命题——以韩少功“寻根”乡村书写为中心

乡村与现代性作为基本命题,一直纠合于近百年乡村书写的流变深处,并在20世纪80年代"寻根"思潮中得到了更为复杂矛盾的想象与呈现。韩少功作为这一思潮的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其由乡村书写走入的"寻根"困境集中体现了这一矛盾,即乡村与现代的两难。这一方面源于其对乡村文化的现代性想象本身即带有反现代性的自我悖反,以致走入了话语冲突的旋涡;另一方面也在于他通过文本实践,实际上走向了一个更为自然化的原初乡村世界。从阿多诺提出的"自然史"视野来看,这一原初乡村书写指向的正是一种超越性的乡村自然史。由文化寻根的困境走入乡村自然史的书写,韩少功不仅发掘出了新的乡村景观,也对乡村与现代这一乡村书写史上的核心命题做出了新的想象和探索。     

乡村社区中的法律与秩序——乡镇作为分析的单元

法律在乡村社会的实践形态是多学科关注的焦点,立足于乡镇这一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单元,提出与已有文化、组织、个体不同的分析路向,将乡镇作为一个秩序丛的集结点,最为充分地展现了结构与个体的复杂互动状况,成为观察乡村中法律与秩序的一个恰切单位,也为展现乡村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提供一种系统的和崭新的认识价值,避免了研究过程中的诸多层次谬误问题,在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缺失与重建: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探析

社区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它包括关系网络、社区信任和社区规范三个基本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普遍缺失,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城市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居民利益的社区化、发展社区非政府组织、构建互动频繁的社区关系网络和平等交换的社区规范是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     

新型综合性农协的发展路径探析——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为例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一个以农民精英为主导的,集经济合作和公共服务为一体的,跨乡镇的新型农民自治组织.该社区组织是在乡村治理出现诸多问题时应运而生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内外环境的困扰.综合性农协会走出困境,需要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以及农协会自身制度建设,并与基层组织和村两委形成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场所记忆视角下工厂单位社区遗产更新研究 ——以邯郸市邯钢百家村社区为例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立足内涵发展、提升社区品质成为城市更新的热点。课题聚焦工业遗产范畴内的企业单位社区,对过往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并通过实地调研掌握和反思邯钢百家村社区更新现状,从场所记忆理论出发对社区内的场所记忆媒介进行系统归类,探讨具有工业遗产特色的单位社区更新思路策略,对于推动工业城市转型、发扬地方特色意义深远。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提升研究——以临安白沙村为例

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指导,运用案例法对临安白沙村社区参与进行分析,探讨各利益相关者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现存问题,总结出基于政府、社区、行业协会、投资者四大利益相关者的社区参与提升路径,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社区重建中的基层治理转型——兼论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生成逻辑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地方政府充分利用社区组织平台,把乡镇基层和市直部门人员派驻社区,统一服务机构和标识,实现服务下移和重心下沉,为农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和"全程代理"服务.在政府与社区组织关系上,奉行互助、合作和双赢的理念,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方式合作提供公共服务.通过社区建设运动,促进了政府职能从管治到服务的转变,城乡公共服务的对接和一体化也将催生和引发政府行为方式的革命及基层治理的转型.     

我国城市社区定位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以北京市LG社区为个案

译自西方的社区概念 ,本意是指人们对其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区域社会。对于我国的社区建设来说 ,合理而恰当的社区定位是建立起与规范概念相符合的社区的前提 ,但是理论和实践部门对于如何定位社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在阐释社区的基本涵义的基础上 ,分析了关于社区定位的几种观点 ,并结合北京市LG社区的个案 ,指出我国当前的社区定位具有行政化和形式化的特点     

去单位化、社区记忆的缺失与重建——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的社会学分析

资源枯竭型城市①的振兴是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基础重建并行的过程,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基础重建的重要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也将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但“单位记忆”根深蒂固而“社区记忆”缺失使得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因社区意识淡薄、社区社会资本微弱而步履维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统一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开展社区建设、培育社区意识、重建社区记忆的重要内容与途径。     

现代化变迁中的乡村社区发展道路探讨——基于山东省新型农村社区的调查

从"村落"到"社区"的转变是当前中国乡村社区变迁的重要表现。基于不同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业产业化水平为划分标准,山东省目前形成了工业化推动下的就地城镇化型农村社区、城市化扩张下的"村改居"型农村社区和农业产业化推动下的合村并点型农村社区。对这三种类型农村社区的分析表明未来中国乡村社区的转型与发展不但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与整合,更需要借助国家"看得见的手"消除不利于乡村社区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提供新的制度供给,加强对乡村社区的支持和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