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弹性生产空间与制度厚度

弹性生产地理已经成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取代传统"福特制"大生产的一股潮流,新产业空间形成、差异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使得古典区位论面临理论困境,同时推动了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的制度转向。通过"制度厚度"的概念剖析及其对当代全球弹性生产空间的重塑机理探究,作者分析了制度厚度的"地方化"和"空间化"——影响弹性生产地理的两个关键因素。     

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分析

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仍是一种参考美元为主的“软盯住”的中间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注重于短期稳定,既存在技术支持上的困难,同时也制约了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向均衡汇率的靠拢,影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和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因此有必要通过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完善,逐步纠正汇率水平的偏差,促进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为最终向更具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过渡创造条件。     

公共财政支持西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续性研究

西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需公共财政予以保障,就西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实践来看,中央和地方分别从“出口”和“进口”环节给予财政支持.但财政支持西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缺陷,如基础养老金偏低,“一刀切”的财政分担结构拉大了西部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地方财政“补进口”造成了西部农民养老不公平.为此,应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经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界定各级财政的分担责任,改变“一刀切”式的财政标准为“弹性”财政补贴标准.     

经济发展的制度功能效应分析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和驱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种有效的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三方面的功能效应:约束主体行为与经济关系,减少社会经济的无序和不确定性;明确产权,降低经济机会主义与交易成本;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经济各要素的潜力充分释放.在一个动态环境中,原有制度会逐渐固化,蜕变成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制度创新的要旨是消除制度的“固化”与结构惯性,打破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建立一种“联系实际——创造性破坏——多种路径选择”的制度创新范武.与其它经济性资源一样,“好”制度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也会出现短缺.因此,制度必须不断创新,破除旧的制度而形成新的制度供给.     

“退出权”及其制度功能

提升制度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依赖于健全的制度结构和协调的制度体系,这是中国现实制度转型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制度是“退出权”存在并彰显其积极制度功能的制度基础;“退出权”是在现实制度结构约束下制度主体依据自身需求考量从某种经济和社会行动中自由退出的权力,是制度结构的构造性属性体现.制度架构中的“退出权”具有支撑制度平台、保障制度绩效和加速制度变迁等重要制度功能.以宽广的视野解读“退出权”可以领悟其中更加丰富的制度内涵.     

养老金与信托制度相结合的适用性：制度空间与路径选择

我国的养老金面临巨大的支付压力以及保值增值压力，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投资运营普遍引入了信托机制，且取得了积极效果。我国有必要将养老金与信托制度结合起来以化解养老金的现实制度困境，这一结合不仅必要与可行，而且具有法律上的适用性。养老金与信托制度相结合的法律实现机制主要包括“产品模式”与“机构模式”，立法者应当给市场主体更多的选择，促进不同法律实现机制之间的互相竞争与适时替代，进而提升养老金制度的规范弹性与应有活力。     

刍议我国当代农地制度的演变

我国当代农地制度的改革经历了三个高潮，即土地改革、农业合作社及土地联产责任制。反思我国农地制度的改革，曾带来了农业生产的繁荣，也导致过对农业生产的极大破坏。鉴于此，积极推进符合国情的农地改革，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更是建设新农村的需要。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辨析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应加以严格区分和界定。混用“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会造成用“伦理制度”的研究来取代“制度伦理”的研究,从而不利于伦理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误用“伦理制度”来取代“制度伦理”,则不利于个体创新能力的培养。     

朝鲜财政金融制度的特点及发展展望

朝鲜的财政是执行国家经济计划的工具，具有地方预算被包括在国家预算之内等特点；金融制度具有附属于财政制度、金融机构主要以银行为中心组成等特点。金正恩执政后，虽然为扩大财政收入规模和提高银行储蓄率做了部分调整，但未对财政金融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会加剧通货膨胀，阻碍企业的发展、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及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利于“货币循环结构”和“根据元的统制”。展望未来，朝鲜财政金融制度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在坚持现有财政金融制度的框架下，做局部调整，但这不利于经济增长；另一种是导入市场调节机制，建立以价格信号为导向的现代财政金融制度，这很可能成为必然，因为这才有利于经济增长。     

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四大主题探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采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打破了新经济地理学视空间为绝对容器的传统观念,赋予空间以主体的地位,从而有力地阐释了后现代社会中空间景观的变化与异化.本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研究主题归结为空间生产、集体消费、弹性积累以及不平衡发展,深入分析探讨了它们的内在作用机理,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空间维度上的矛盾与冲突.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促进鞍山经济发展

鞍山市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工作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特别自1996年以来的10年中，发展迅速。逐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切合我市实际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社会住房保障体系，有力地促进了鞍山房地产事业和经济的发展。在建立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公有住房出售、租金调整、安居工程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住房分配货币化、发展住房金融等方面整体推进、不断深化，多次被国家、省评为“全国房改和房地产业管理先进单位”“房改工作先进城市”、“安居工程先进实施城市”、“房改优秀单位”等。     

经济转型时期的非正式制度缺失

非正式制度具有内生性、依附性、边缘性、排他性和替代性特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与之相容的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会导致正式制度失效。非正式制度缺失导致的正式制度失效,正好可以解释全要素分析中的“残差”问题。在经济转型社会的生产函数中,应引入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发展中,尤其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因素。     

探寻煤矿安全生产的制度基础

我国煤矿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对“经济人”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由于缺乏对“经济人”的有效约束,至使煤矿经营者、政府官员、矿工在煤矿开采中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和动力而忽视安全。为了保障煤矿安全生产,需要制定有效的约束机制来对相应“经济人”实施约束。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该通过引导性的方案,来整合相关各方的利益要求,形成各方都有动力维护公共安全的制度空间和价值基础。     

国际制度"谐振":"制度圈"的区域化与全球化研究

运用包含制度资本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制度资本的转化系数对本国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从而证明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即当制度资本为正且两国“实力”相当或结构对称时,国际制度的建立就可以达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选择的一致。由此,认为要积极主动地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制度的“谐振”,以有效地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     

制度末梢的匹配窘境及其社会治理

制度末梢是制度系统中处于末端的制度环节.在制度实践中,处于末端的制度环节经常被忽视,产生大量诸如“河边步道清洁方式”的“类问题”.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不能显示“类问题”在制度系统中的真实寓意,由此大大折损了系统效能,其机制则来源于“类问题”的共性特征;而“类问题”的主要障碍并不完全在于经济性约束,绝大多数可以借助“理念性力量”和“参与性力量”加以解决.总之,制度系统的实质不是体现在制度环节之间重要性的排列,而是组成制度系统的各环节的有效实施和实现各环节之间的有效衔接!“河边步道清洁方式”是此类问题的一个生动缩影.广泛且长期存在的此类问题汇聚成一种负能量,正在侵蚀已经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并有可能成为中国制度转型的一种现实障碍;但同时在制度末梢表现出来的“类问题”也为转变制度建设方式提供了实践依据.     

落实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要多渠道克服“空账”——以山西省养老保险制度为个案的研究

养老保险制度的“空账”问题是制约养老保险发展的桎梏。克服“空账”落实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可以按照不同行业划分不同的退休年龄 ,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以降低当期支付规模 ;要进一步拓宽养老保险基金的融资渠道 ;要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有效运营使之保值增值 ;还要不断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管理     

农地“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制度变迁与绩效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地权利的分割和配置为主线展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地产权与经营改“公有公用”为“公有私用”模式，“两权分离”得以逐步确立。实践证明，“两权分离”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最优制度选择，其制度绩效得到了充分释放。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该制度安排开始显现出负面效应。“三权分置”是因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其在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维护相关主体权益、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制度绩效。但是，“三权分置”并不排斥“两权分离”，两者将长期并列运行。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要秉持渐进式路线依法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充分预见并防范其可能风险。     

秩序危机与制度渐变:拜登政府的世界贸易秩序改革方略

作为当下世界贸易秩序具体时代表现的“自由国际贸易秩序”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亟需变革。可是拜登政府对上述秩序的改革方略却在回归多边“国际主义”的同时又对前任政府的单边“内顾倾向”有所继承,前后存在诸多矛盾。通过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渐变分析框架以及对国家自主性和秩序的制度弹性空间等变量的识别,发现拜登政府的改革方略在数字贸易领域借“美国模式”的普及推广呈现“转换型”特征,在全球价值链贸易领域因积极构建安全联盟呈现“堆叠型”特征,而在传统货物贸易领域通过“选择性自由化”呈现“偏移/僵局型”特征。面对拜登政府重塑世界贸易秩序带来的制度性挑战,中国须根据不同次级议题的特性制订具体应对策略。     

制度、组织与经济绩效

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作为约束社会群体中的个体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规范体系,实际上,制度本身不会产生效率,它只有和人或组织结合在一起时才能促使其效率的增长(或负增长)。对实现组织目标效用最大化的“效率原则”的坚持使经济学家们常常将组织看作一个理性系统,因此他们更加关注组织的正式规则的建构;与经济学家所持的“效率机制”不同,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强调“合法性”机制对于组织目标、形式和内部运作产生的重要影响。这里的“合法性”不仅仅是指正式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价值观念、行为的社会期待等非正式制度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制度与行为

新制度经济把制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在不同的制度与不同的经济绩效之间建立了一种对应关系。其实在制度与绩效之间还有一个中介变量，即行为。在制度既定的短期中，制度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行为决定着经济绩效。当然在长期中，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会是单行道，绩效又会反馈影响制度，或者使制度维持不变，或者通过非制度行为使制度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