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唐诗“意美”可译性分析——以许渊冲英译《江边柳》和《游子吟》为例

自十九世纪以来,唐诗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从未间断,众多译者力求最大程度将唐诗的＂意美＂体现在英语语境中。许渊冲是中国现当代翻译家中的杰出代表,认为诗歌翻译应尽量实现＂三美＂,即＂意美＂、＂音美＂、＂形美＂,其中＂意美＂是第一位的。但是,中英历史文化背景差异巨大,语言各有特点,英译唐诗是否能够完整再现原诗＂意美＂呢？在此通过唐诗与英语诗歌＂意美＂的比较,综合分析许渊冲英译《江边柳》和《游子吟》所展现的＂意美＂,最后认为唐诗的＂意美＂并非完全可译。     

汉诗英译的策略

在汉诗英译的过程当中,应该充分重视译者的主体性,而译者的主体性,通向译者的创造性。一旦抹杀了诗歌译者的创造性,也就等于取消了诗歌翻译本身。诗歌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诗语再生、再造的过程。散体译诗与诗体译诗以及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作为汉诗英译的两种策略,将长久地并存于国内外翻译界。     

古典诗词的可译性限度与创造性叛逆

中国古典诗词多用对仗、富于节奏感而且意境优美。在英译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常常导致诗词翻译的“不可译”。本文从中国古诗的意美、形美和音美的可译性限度来探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比较

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如何正确处理翻译中原作的形式与内容. 笔者以许渊冲的诗歌翻译"三美"理论为依据,从舍形曲意,意象尽失;求形曲意,意象缺损;求形存意,意象完整等三方面分别对翁显良、许渊冲、丁衡祁等名家的汉诗英译作品加以比较,探讨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问题, 以求原诗与译诗从形式到内容的最大近似.     

中国译论失语:文章学视角下“信达雅”的解读

21世纪翻译学学科地位在中国最终得以确立,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到了翻译学界的认同。翻译学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是集中于学科的理论构建。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就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史长久,影响深远。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很多学者推崇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都表明中国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等进行过探讨。但是目前中国译学理论多为借鉴西方近现代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失语。探讨中国译论失语的溯因显得极其重要,尤其是从文章学的视角下解读"信达雅",对于重构中国译论话语权具有深远的意义。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唐诗英译研究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唐诗英译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决定了唐诗英译和文化传播的效果。通过对唐诗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存在、支配和贯穿于译者对诗歌文本的选择、阐释及翻译策略的运用之中。以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的唐诗英译研究,有助于建立更宽容的译诗评价多元体系,指导诗歌翻译实践。     

加强变译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从规范视角审视变译理论在我国的接受考

从规范,特别是翻译规范的视角探讨了变译及其理论在我国翻译实践活动中的真实状况,在我国社会和翻译学术界的接受情况,指出译界需要加强对变译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翻译之失与诗人译诗

诗歌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对立造成了翻译的困难甚至不可译,相对于内容而言,诗歌翻译过程中流失更多的是因为不同语言的文字和语音差异导致的形式流失。＂诗人译诗＂作为一条挽救＂翻译之失＂的途径确实有其价值所在,诗人在语言的敏感度和诗歌音乐性方面的悟性和表现力远远超越非诗人译者,诗人译诗可以根据原诗内容选择适当的形式甚至创造新的形式,尽可能实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完美融合。     

建立译学评论 推动译学研究

本文旨在建立"译学评",明确"译学评论"的重大意义及其与"翻译批评"的关系,并在回顾我国译学评论历史与考察现状的基础上呼吁建立译学评论,完善翻译批评,推动译学研究。     

西方译论与我国传统译论——从所指、能指谈起

文章以翻译的实践精神为切入点,探讨了翻译的本质,重新审视了译者主体性与原作和读者的关系.分析了当前国内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现状,提出在借鉴西方译论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对民族传统翻译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这是我国翻译事业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     

论朱湘译诗中意象的改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人兼翻译家朱湘翻译了大量的诗歌。在译诗中,他对许多诗歌的意象做了改写。对比分析译诗和原诗可以发现,朱湘主要采用替代、删除、增添等方式改写原诗的意象,以求获得对等的翻译效果。通过运用这些翻译改写策略,朱湘成功地美化了译文,使译文获得了与原文相当的审美效果,从而实现了诗歌翻译之目的,为中外文学交流谱写了新篇章。在诗歌、散文、书信、文学评论等作品中,朱湘间接地表明了他改写意象的缘由。研究认为,朱湘的文化立场和诗学诉求是他改写原诗意象的两大主要原因。     

“纯诗”与“信、顺”——梁宗岱和梁实秋译《十四行诗》对比

拟通过介绍梁实秋的"信、顺"翻译观和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并通过对比两者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一首中的翻译实践,介绍两种诗歌翻译的标准,并通过实践效果的对比展示这两种翻译思想各自的长处和短处。     

变译理论关照下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外宣翻译

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加速发展,对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翻译在对外交流活动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从变译理论出发研究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翻译是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翻译的一次新的尝试.在遵循变译理论"内外有别"的原则基础上,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译手法,通过实例分析,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外宣翻译进行了探索研究.旨在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外宣翻译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从而为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流和民俗文化传播服务.     

以诗译诗 形神兼备

诗歌翻译是难度最高的翻译,关键问题在于译文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原诗的形式和神韵。要再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再现诗歌的音韵之美,诗歌的译者必须具备诗人的素质。     

基于“三美”论视角的英诗汉译的形式对等问题研究——以彭予译《红色手推车》为例

《红色的手推车》是美国意象派诗人威廉斯所作的一首名诗,这首诗形式独到,匠心独运,历来受到广泛的推崇.可是彭予对这首诗的汉译却是差强人意,在重现原诗的“形美”上出现了失误.本文将以诗歌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为理论基础,着重从诗歌的外在形式、内在形式以及独特的形式三个方面深入对比分析了原诗与译诗,从而指出了译诗在诗歌形式上的不足之处,并借此指出在诗歌翻译中,形式对等是关系到译诗的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论中国传统译论的批评属性

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的不同主要在于前者是基于过程研究确立翻译原则,建立翻译模型,而后者则是描述现有译文,进行价值判断,为读者建立译作阅读支点。中国传统译论术语主要源于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多数术语具有抽象性、主观印象性等特征,同时传统译论关注翻译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及价值判断倾向,因而具有批评属性,对实践缺乏指导意义。必须对中国传统译论话语基于现代性进行扬弃,以资构建科学系统的、对策性强的中国当代翻译理论。     

典籍英译的美学思想与译者的审美取向——以《茶经》《续茶经》英译为例

大连理工大学典籍英译研究所姜怡、姜欣两教授以《茶经》《续茶经》英译为研究个案,从美学视角分析译者怎样把握“美译”的内涵。探究典籍英译的美学思想和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审美取向,不难发现,译者选用或清新、或朴素、或凝练、或俭约的语言在译文中重现了原文的词句美、音韵关和篇章美,塑造了茶典籍英译的独特韵味。     

试论自译现象之于普通译者的借鉴作用——以穆旦诗歌自译为个案

作者与译者身份重合这一特征使得自译成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本文试通过分析穆旦诗歌自译作品,探讨自译现象对普通译者的借鉴作用。将穆旦诗歌自译作品与其他个别译者的译文进行分析对比后发现,穆旦自译的诗歌较原文虽然也有改动之处,但基本较为忠实,有时其他译者的译文比穆旦的翻译还要自由。从穆旦的自译作品可以获得的启示是：第一,翻译与创作并非对立;第二,文学翻译必须传递原作的精神内涵;第三,分析研究自译作品有助于译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原文意义。     

变译理论忠实性的“别样”演绎

翻译的最大价值在于内化外来文化，作为体现翻译价值的变译理论的提出，为译界带来新的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冲击了长期以来占据翻译研究主流地位的“忠实论”。在此就变译理论与忠实性的辩证关系，浅析变译理论如何解构突破传统的“忠实论”，以及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就原文与译文间寻找相互容纳的切合点，在信息、效果、美学层面达到忠实于原文的质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