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时履行抗辩权之适用

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设立,对于平衡双务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障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增进交易双方的合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的理解和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本文重点对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的条件、方式、效力、限制等问题进行了粗浅的探析.     

同时履行抗辩权及其存在的问题探析

同时履行抗辩权在《合同法》中的确立,无疑是一项法律制度创新,然而在其理论认识、实际运用及操作问题上还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价值取向、法律基础、适用条件、适用中应注意的事项及规定本身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以便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和行使该项制度,促进我国合同立法的再完善。     

浅议我国合同法的拒绝履行权

本文阐述我国合同法增设的拒绝履行权,强调合同当事人要享受该权利,就应当在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不按约定履行合同,且未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行使,并要严格按照该权利的条件进行,否则,等于自身违约.拒绝履行权的规定有助于合同当事人全面履行合同.     

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若干法律问题初探

合同抗辩权是对抗履行请求权的重要法律制度.我国合同法借鉴国外抗辩权的立法经验,形式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抗辩制度.抗辩权的本质是拒绝权,可暂时中止合同履行.正确理解和援用抗辩权,有利于平衡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减少交易成本和不必要的诉讼.     

行使合同抗辩权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通过对《合同法》中确立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这三种抗辩权行使的条件、程序、效力的逐一分析,指出“三权”的异同点。从而,使合同当事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领悟、适用法律所赋予的抗辩权,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国《合同法》中的预期违约与不安履行抗辩权

预期违约与不安履行抗辩权之间无论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在举证责任上都存在着种种不同 ,可以明显看出两者之间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我国的《合同法》对分属于不同法系的这两种制度进行融会 ,将两者并立于其中 ,显然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自身权益 ,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宽泛的救济方式 ,给合同自由原则留下了更为广泛的法律空间     

合同履行障碍制度的路径选择

传统的合同履行障碍"事实构成进路"不可能统摄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所有的履行障碍形态,将原来用于填补法律漏洞的积极侵害债权、缔约过失责任与交易基础的丧失这些判例制度法典化,仍不能克服其本身内在的缺陷与不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较理想的能覆盖全部障碍渊源的进路即"法律效果进路"应运而生.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在选择合同履行障碍"法律效果进路"时,完全可以以"义务违反"和"不履行"的复合标准为连接根据,即在一级层面上采取"义务违反"和"不履行"的"法律效果进路",而在债务关系的二级层面上完全可以建构规制给付不能、迟延给付、加害给付与保护义务侵害的多重体系,以顺应现代债法发展的主导趋势和开放潮流.     

论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的拒绝返还抗辩权——基于《民法典》第157条与第525条的解释论

鉴于《民法典》以“债权形式主义”为主的物权变动模式,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的双方返还中,返还原物的请求权可以是物权请求权,返还价款的请求权则只能是债权请求权。返还双方权利的不对等可能导致双方利益失衡。基于《民法典》第157条对双方返还“同时性”与“对等性”的内在要求,宜赋予返还当事人拒绝返还抗辩权。若一方不履行返还义务,另一方可准用《民法典》第525条的规定,以拒绝对方要求相应的返还的请求。在双方陷入“返还僵局”后,返还原物义务人可对标的物进行变价,以所获价款优先清偿其债务,以实现《民法典》第157条的立法目的。拒绝返还抗辩权原则上采“存在效果说”,但对于变价效力与优先效力的行使,宜采“行使效果说”。     

论行政契约缔结与履行的特殊规则

行政契约与私法契约有本质区别 ,但行政契约的缔结与履行是否必然排斥私法原理或私法规则 ?如果不必然排斥 ,私法规则的适用空间又有多大 ?对这些问题 ,国内外学者观点不一。由于行政契约的主体和目的具有特殊性 ,因而不能毫无保留地适用私法契约的普通规则。那些只能适用于行政契约的专有规则 (公法或行政法规则 ) ,不能用私法规则替代 ;对行政契约领域存在的那些公法或行政法未作特殊要求的问题 ,援用私法规则并不影响行政契约的公法属性 ,因而可以有条件地适用。所以 ,行政契约的缔结应基于公权并合乎公益 ,行政主体对缔约相对人的选择应遵循公开和竞争原则 ,行政契约的履行应在强调行政主体特权的同时充分尊重缔约相对人的权利。     

现代政治文明的结晶:政党与民主

政党与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结晶 ,现代政治就是围绕这两个轴心而展开。政党是不完全政治民主的产物 ,它存在就是要节约政治交易费用 ,推进民主进程 ,实行人民的意愿。政治体系通过它的过滤作用 ,将大众民主转换成精英民主。由于各国人民民主与政党发展的历史顺序的差异 ,在借助政党实现人民民主的道路选择上有不同的特色。     

法律行为效力的限制条件研究———论不完全控制条件与不平衡条件

人们为了追求最大利益又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必然采取各种措施。人们在实施法律行为时 ,附以限制法律行为效力的条件 ,就是为了减少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带来的风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附条件的法律行为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在某种意义上 ,附条件的法律行为的有关法律规定 ,有利于加速民事流转 ,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历史和现实的结点上:新时期乡村出路的探索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探寻乡村的出路问题理应成为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是由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背景下探寻乡村出路的时候,一种新的乡村发展理念能否在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给予我们的启示与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这两者的聚合中得以培育,这将成为新形势下乡村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新乡村治理理论视野下的以乡村诸要素“现代性”培育为核心内容的乡村社区建设运动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涵的一个较为合理的社会学解释。     

赠与人"撤销权"的厘定与赠与制度的基本构造

理论上对赠与人撤销权制度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赠与人的撤销权为民法撤销权体系中的特例之一,它实际上应被称为"撤回权",并具有后悔权的意义,在性质上更类似于解除权.赠与人的任意撤回权与赠与合同的诺成性攸关,是旨在弥补赠与被立法确认为诺成合同后对赠与人要求过苛的弊端而设计的救济性手段.任意撤回权的行使虽为法定,但赠与人亦应赔偿受赠人因此所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且其责任基础不是一般所认为的缔约过失责任而应是违约责任.     

收入不平等的公众感知与态度: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相对于事实的收入不平等而言,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与态度更能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整合与稳定。以国际比较的方式研究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结果表明:中国公众所感知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低于多数市场转型国家,人们所能容忍的收入不平等却高于多数市场转型国家,与其他市场转型国家和传统的市场化国家一样,人们所能容忍的收入不平等随着感知到的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而增加;中国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社会位置的影响,但高等教育的作用则相对明显;中国公众所能容忍的经济精英的相对收入优势与其他市场转型国家和传统的市场化国家相比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差异,而对政治精英相对收入优势的容忍度较高。     

区分信托合同与信托:昆山纯高案的另一种说理路径

区分信托合同关系与信托(财产)关系,有助于厘清不同层次的法律问题。信托合同关系主要解决受托人是否承担信义义务、能否请求委托人转移信托财产的问题。信托(财产)关系主要解决信托财产是否独立以对抗第三人的问题。昆山纯高案的争议属于信托合同关系范畴,法院根据合同法规则进行裁判并无不当。该案中并无第三人对信托财产提出请求,不存在信托财产关系范畴的争议。已有文献在信托是否有效设立层面对信托财产是否具备确定性的讨论,存在偏颇。     

市场结构与企业的选择:共同代理,还是独立代理

共同代理理论研究了共同代理形式相比于独立代理的很多优势,但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采用共同代理的形式。文章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市场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对代理类型的选择。模型结果表明: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企业比较倾向选择独立代理;在垄断性竞争市场下,制定较高价格的企业比较倾向选择共同代理,制定较低价格的企业比较倾向选择独立代理。     

谢丽.奥特纳与《珠穆朗玛峰上的生与死:夏尔巴人与喜马拉雅登山运动》

本文主要介绍了谢丽·奥特纳对喜马拉雅、夏尔巴人的研究情况,并对其著作《珠穆朗玛峰上的生与死：夏尔巴人与喜马拉雅登山运动》一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做了较为详细的评介。     

阐释的权利:《公》、《穀》释例举隅——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上)

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理论,肯定了接受者对文本视界再创造的权力。这为我们考察今文家对《春秋》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春秋》无达辞"虽出自董氏,客观上却是《公》《》解经与董氏释经共有的逻辑前提。这一逻辑前提不仅为今文家释经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同时也道出《春秋》的可阐释性和阐释的无限性的特点。《公羊传》、《梁传》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书法"的训释,是《春秋》视界与今文家视界相互融合的表现;其"咬文嚼字"的功夫也有益于汉语训诂学、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