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书法六题

《史记》书法六题阎晓丽《史记》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其次才是文学著作。司马迁有一套比较系统的历史观和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的方法。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历史观。这种观点...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史记》写作

在“论考之行事”中 ,司马迁以“六经”为依据 ,关注着历史风云。“六经”作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基本原则 ,与“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有机结合 ,是司马迁把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尺度。由于《史记》带有厚今薄古的倾向 ,因此 ,这一原则又贯穿于司马迁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之中     

论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一再自称“述往事，思来者”。这既是其说明著史目的之言，更是对毕生治史反思之语，简洁的语言中寓含深刻的思想。根据《史记》的内容，可以从历史认识、以史为鉴的思想、考察历史的方法及人生价值观念等方面，体察司马迁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理解其“述往事，思来者”之义，把握《史记》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     

《司马迁史记名言录》序

编选《司马迁史记名言录》，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的同志们，在研究中开拓出这一新领域，这对领会《史记》要义，弘扬司马迁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实在可庆可贺。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俞樟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他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又一次明确地说，他写《史记》是为了“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可见“成一家之言...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开拓新领域 提供新视角──简评《司马迁与宗教神话》

开拓新领域　提供新视角──简评《司马迁与宗教神话》李静“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部《史记》，两千多年来赢得了世人普遍的赞誉，而司马迁，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史圣”，已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真正代表，其文化思想的精通，也已成为中国历史、思想史、文...     

试谈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

司马迁是一位才识卓荦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充分运用文学描写方法表现历史人物,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显现出历史面貌。《太史公自序》:“夫《春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虽是就春秋说的,实际也是他自己写作《史记》所遵循的准则。《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专写人物的。由于司马迁对人物的事迹作过多方面的了解、调查,又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并于其中倾注着自己饱满的感情,因此在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史记》《历史》比较论

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中国自春秋以来,以司马迁为旗帜,史学酝酿发展,两千余年,蔚为一博大精深的学问。而西方世界则以希罗多得为先锋,承继希腊传统,迄至今日,史学绚丽辉煌。司马迁与希罗多德,《史记》与《历史》,看上去,两者风格迥然相异,无可比较,然而他们同属历史学家,一东一西,相互辉映,司马迁的《史记》被中国史家奉为“正始之祖”,希罗多德由于撰成《历史》,被西方史家尊为“历史之父”。我们可以说,中西方史籍浩若烟海,其中恐怕就是《史记》和《历史》对于东西方史学乃至整个文化影响最大。将两者互作比较,究其短长,将有益于新史学。     

钱锤书文学研究的“对话”理念

“对话”是钱锺书文学研究的核心理念,其以“通观一体”的精神与“和而不同”的原则,努力寻求在“他者之镜”观照之下的中西双向平等阐发,以期实现话语双方“视域融合”之后的理论创化。这种“对话”,不但消除了不同理论话语之间的樊篱与沟壑,克服了中西文论难于“对话”的话语困境,而且实现了理论自身的深度开采与多元整合,因而对于我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以及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史记》看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进步性

《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史记》中很具特色的篇章,也是司马迁创立的经济史专章,其中包含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是他整个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做初步研究。     

北魏道武帝引文人参政问题考实

对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魏书》、《北史》、《资治通鉴》有不同记载。通过分析三种不同记载和相关史料,可以看出“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是北魏政权体系的重要部分;道武帝时期,在地方官制上,北魏的刺史、太守多任用代北武人,汉族儒生、文人的比重相当小;在任命“尚书郎以下”的职能部门官员时,不仅仅囿于儒生。因此,以《魏书》、《北史》“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这样的记载和断句来理解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比《资治通鉴》中对此条史料的记载和断句更符合当时的情况。     

台湾当局对美游说活动及其影响

台湾当局对美国的游说活动由来已久,对不同时期的中美关系和两岸和平进程产生影响。1987年以后,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了新的变化,已成为处理两岸关系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袁世凯与民初南北统一局面形成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然而时局复杂,满汉对立、边疆危机、列强窥伺,内忧外患加剧。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列强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传出“非袁不能收拾”的信息,清政府不得不启用已经“开缺回籍”的袁世凯,南方同盟派也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反正。袁世凯手握国家政权和重兵．以安抚为主解决南北争端,促使清帝和平退位,维护了新生的中华民国,避免了国家冲突、民族撕裂和列强干涉。1912年9月“四巨头”会师北京,推出“八点共识”,昭示了南北确已统一,中华民国确已建立。     

我国上市公司章程中的反收购条款适用浅析

在"全流通"的背景下,如何采取有效的反收购措施已成为我国广大上市公司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其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当属公司章程中的反收购条款.反收购条款在西方经历了长期实践,在反收购活动中具有重要价值.目前,我国反收购实践中可应用的反收购条款主要有绝对多数条款、分期分级董事会条款以及董事资格限制条款,但我国相关立法对反收购条款尚未有明确规定.论题对以上反收购条款的适用情况进行分析,以期在实践中更好地适用.     

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影响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渊远流长,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生发展所依托的重要思想理论,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思潮之一。西方自由主义传入近代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产生于近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同样源于西方,对中国社会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从这一角度出发,阐述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中国社会的不同影响。     

公正地对待经济法

长期以来,就有人对中国的经济法持讽刺、抨击和否认的态度,周大伟同志的<谁是佟柔?>一文即是如此,该文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对其予以反击和澄清,以论明经济法存在的正当性,并要求人们公正地对待经济法.     

先行先试:改革开放30年重庆实践及历史作用

在国家改革开放30年宏观背景下,重庆在推进改革的关键时期承担了三次国家意义的"先行先试".重庆改革开放实践.既成为重庆经济社会在30年间发生巨变的强劲动力,又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瞬间释放光彩,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走过的光辉而坎坷的历程.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启动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之际,重庆率先成为计划单列市并进行大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之际,重庆作为中国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进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沿阵地;抑或是在21世纪初中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之际,重庆作为国家批准的唯一省级构架下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肩负起为全国率先探索统筹城乡发展之路的历史使命,重庆都对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高度,理性回顾和总结重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经验教训,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北宋运河走向与政治、经济中心转移

古代开挖大运河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沟通,这也无形中影响了运河的走向。北宋运河走向的变化,与当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日渐分离,政治、经济中心向东、向南的转移有关。北宋运河也成为大运河历史走向从"弓背"向"弓弦"转变的过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