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制度: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刚性"基础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忠诚的问题,它直接关涉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与秩序状态.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一般把合法性维系在意识形态和有效性的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则更多地依赖宪政制度来维系其合法性基础.现代社会,随着人民主权观念的日益普及和增强,宪政制度已成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刚性"基础.因此,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建构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宪政基础,便成为中国共产党21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     

奥菲视域中的新社会运动——基于新旧范式的比较

通过对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新旧政治活动范式的比较,奥菲论证了新社会运动是化解福利国家矛盾、解决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有效途径,并最终强调抵制和阻止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进一步盲目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将超越现代传统社会运动而在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从新社会运动所关注的主题、行动者、行动的模式以及价值意识上来讲,奥菲视域中的新社会运动以民主化、交往形式以及集体认同为其政治目标,因而属于认同政治.     

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     

国家政治场景下的边民认同探究——以近代以来中越边境地区云南段为例

中越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原本居住于同一区域的有历史渊源的边民群体由于国界线的明确划分而归属于不同的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对两国边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各自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国家归属意识.但边民对所属国家的认同总是与具体而实际的民族利益的情感相联结在一起,它不可能离开国家语境而单独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在国家制度的设计中充分考虑边民权益的获取和传统表达的机会.     

马克思与近代政治个人主义

政治个人主义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其理论基础由霍布斯和洛克奠定,其核心主张是强调对个体人格的尊重、对个性自我实现的赞美和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保护。马克思极其重视个人的价值,就此而言,马克思与近代政治个人主义具有一致性。但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解与近代政治个人主义完全不同,马克思关注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即作为人类解放目标的无产者;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最终目的,但个人只有在集体中通过"自由的联合"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国家认同建构的现实途径:大众媒介与"想象社群"的形成

在一个现代世界里,与地域、部落、家庭和宗教密切相联的"前现代的"认同被粉碎了.传统的身份资源(教堂、家庭、地方社群、民族国家等)处在日益的衰落之中.在该语境下,最大意义上的"政治社群"--民族国家的维系、巩固与重构成为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大众媒介对"想象社群"的形成所起的促进作用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新途径.     

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

"礼法传统"是中华法制文明在数千年世代相传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以"礼"之精神为指导,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及"差序格局"为依归的立法精神、司法理念及执法原理。"礼法传统"的典型特征就是"礼法合一"。古代中国法律保障礼治秩序,礼治支撑法律。而"现代法治"则是西方社会历史及文化的产物,其实质在于以法律支配权力,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都必须遵从法律、崇尚法律,法律至高无上。本文以法律史的视野重新审视"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的关系。意在说明中国现代法治既有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经验的一面,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与时代特征。现代化的法治,必然有传统的基因。"礼法传统"就是中华法制文明区别于西方法治文明的最重要特征。在建设中国现代法治时,礼法传统蕴含的固有理性因素、机制及生成原理,更值得我们重视与挖掘。     

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政治观之比较

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而自由主义则是西方历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政治学说,两种迥异的学说影响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国政治讲究"合",追求大一统,而自由主义注重"分",注重权力的制衡;中国无宗教背景,因而在内在自律上不如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由此而来就是西方人的规则意识强于中国人;儒家重集体,集体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而自由主义看重个人,个人的价值、尊严、利益等成为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     

法治的古典训诫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理想,乃至政治正当性的基准。可以把它理解为"法的原则"与"治的原则"的互动关系。以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家对西方法治理论贡献卓著。亚里士多德把法治作为一项统治原则置于其对政体的讨论之中,阿奎那则在此基础上延伸了对法的本质的探究,从而把法治视为政制和法律体系运行良好的标志,是更为根本的法秩序固有特征的外在表现。从古典法治观向现代法治观的演进伴随着法的因素的增长,这也使得现代法治理论家倾向于以法的原则界定法治。     

现代文学的口语崇拜观念及其理论误区

口语崇拜是一种与写实主义、个性主义、大众化等思潮相互呼应的现代文学观念,它的产生与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语言观对中国的影响有关.由于五四新文学的领导者及以后的理论家主要以语言变革的逻辑为其口语崇拜主张立论,当现代语言变革特别是"汉字革命"的合理性受到质疑时,文学中的口语崇拜观念便面临理论危机.口语崇拜观念还面对着从文学自身出发而产生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声音在现代文学史上虽不是时代最强音,但却切中要害.     

浅析政治认同与地方政府绩效的关系

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应看成是一种治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比地方政府范围更大的对话空间,政治认同正是这个空间中联系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纽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认同是社会公众基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而对其权威的认同,是作为政府社会资本的政治认同,是区别于传统政治认同而存在的,它为地方政府职能的履行提供了秩序保障、技术支持与制度保障。政治认同有利于规范社会公众行为,提高自治能力;有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促进合作。政治认同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营造和谐的政治环境的基础,是提高地方政府绩效的前提条件。     

三种新政治观的共识与差异

吉登斯、U.贝克与Z.鲍曼构成1990年代以降西方社会理论界的三驾马车,他们分别从解放政治、决策缺陷与秩序追求三个视角达成反思性的共识,即西方现代内蕴的政治悖谬在全球化进程中愈发凸显,将代之以新的政治形式。他们各自编织生活政治、亚政治和共和政治的新图景。三者在共识基础上的差异形成一种彼此互补性的关联,即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立场、U.贝克的世界主义方法论和Z.鲍曼的后民族国家视野。     

论新时期爱国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实现途径

完整的爱国主义是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有机统一.新时期爱国主义的内在逻辑要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塑文化认同根基;同时还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确立政治认同核心内涵,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儒家文化中的"忠恕之道"为现代爱国主义的实现提供了方法和思想资源.     

个人观念的变迁: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思想分析

埃利亚斯在《个体的社会》中指出,个人与社会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必须实现从传统的实体思维转向关系思维来探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个人具有社会性与个体性的两大面向,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个人认同经历了传统的"我们认同"向现代的"个人认同",再向更高层次的"我们—自我平衡"的认同变迁。     

论宗教改革与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关系

以确立信仰的至上性和《圣经》的唯一、最高权威为主题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蕴含着非宗教或反宗教的世俗化倾向,即表现为宗教的人文主义化和对教会权威的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它作为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标志,为以个人主义、相对主义、法治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本內容的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规定了基本方向——个人的体验与感受是判断一切事物的基础,因而成为现代西方政治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新身份政治兴起及其对西方国家治理的挑战

身份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具有久远的思想渊源,而作为一个现代概念的身份政治则有其特定内涵。这一概念的兴起,是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变迁的结果,主要与少数族裔和群体争取身份平等和政治权利的运动,以及左翼学者从身份视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关。身份政治的内涵又在时代环境变化和内生变量作用下发生变迁。21世纪以来,"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特朗普当选总统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加速了其演化,促生了一种较传统身份政治内涵发生部分逆转、主张权利方式更加激烈、诉求和意识形态更加复杂的新身份政治。新身份政治蔓延带来了"新部落主义",加剧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对抗,使其面临的政治认同困境更趋严重,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制度根基及其协调运转的政治环境由此受到破坏,导致"对抗与分治"的西式国家治理逻辑走向异化。这也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镜鉴。     

东西"情圣"的合流与唯情论的乌托邦——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与"浪漫爱"的兴起

"浪漫爱"的兴起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它与传统的瓦解、现代个人的出现相伴而生,是人性解放特别是人的感性解放的突出表征."浪漫爱"带有"以情求道"倾向,它追求的是爱的唯一性、永恒性和至善、至美性,它在现代成为一种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超出性爱本身,具有了超越凡俗的精神意义.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兴起可视为这种现代浪漫爱的滥觞,其中<红楼梦>和<茶花女>的相遇,为这种浪漫爱的兴起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唯情派继承了明清以来以情抗礼的文学传统并与西方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实现了对接;他们所表现的爱情具有超凡脱俗的乌托邦特性,本土禁欲主义道德与西方纯情、浪漫之爱与此结成了同盟,这是现代性初兴时期浪漫主义反世俗的"人的自我神化"倾向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     

革命、改革与现代再造:村社集体变迁的历史逻辑

学界关于中国村社集体的认识分歧巨大。村社集体是勾连国家与社会、上层与基层、政党与群众的结构“接点”,也是勾勒传统与现代、内生与外源、革命与改革制度变迁的历史叙事“接点”,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村社集体的过去、现代与未来具有重要的理论优势。文章从结构与历史两个层次,展开了村社集体的本体论、村社集体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村社集体在治理结构中的功能等三个方面的讨论。中国村社集体是家户制的社会本源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复线历史博弈后的双向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传统和新基础,但宗教性的家户认同与集体主义认同式微,需要建立基于功能的工具性认同。学界需要建立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的产权制度优势的共识,真正使村社集体的权能行使通过制度化落地。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国家试图打通乡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村社集体需要在结构和技术上适配现代治理场景。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鲁迅的生命悲剧与庄子思想的联系

鲁迅的生命悲剧体验不仅浸透着西方现代生命哲学思想,而且也与中国传统道家文化即庄子悲剧精神具有密切联系.庄子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与鲁迅对人生的困境、悲苦的体验非常相似.个人与社会总体秩序往往处于矛盾、冲突之中,个体生命往往被社会所吞没;个体生命之间也存在着对抗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