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

王渔洋诗学在《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集部中引述王渔洋之说多达二百余条,其许多诗学观点都与王渔洋诗学有密切的关系。《总目》第一次站在学术史和清代诗歌史的高度,对王渔洋诗学进行全面的总结,指出了其以“神韵”为核心的诗学理论诞生的历史必然和时代意义,分析了王渔洋诗歌的渊源所自、创作特征和末派流弊,并对王渔洋、赵执信的诗学论争进行了评述。分析《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总目》诗学批评与清代诗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清高密诗派对王士的评价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代表人物,选辑清初诗坛四大家诗辑成《偶论四名家诗》,以辨明诗道。宪乔认为,渔洋诗"清远为尚",神韵为宗,诗学王、韦,能得唐人诗意。肯定其"怨逸伤远"的才情韵致,"典远谐则"的自然本色。同时指出,渔洋诗追求清淡雅洁,有时情景志兴落不到实处。认为渔洋诗长于"明靓轻圆",与杜甫郁勃沉着的风格相反,所以其学韩学杜诸作,虽极为排宕以取古拙,终不能排。     

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清高密诗派对王士禛的评价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代表人物,选辑清初诗坛四大家诗辑成<偶论四名家诗>,以辨明诗道.宪乔认为,渔洋诗"清远为尚",神韵为宗,诗学王、韦,能得唐人诗意.肯定其"怨逸伤远"的才情韵致,"典远谐则"的自然本色.同时指出,渔洋诗追求清淡雅洁,有时情景志兴落不到实处.认为渔洋诗长于"明靓轻圆",与杜甫郁勃沉着的风格相反,所以其学韩学杜诸作,虽极为排宕以取古拙,终不能排奡.     

张谦宜《絸斋诗谈》与清初格调诗学的承传

张谦宜《絸斋诗谈》保留了其师杨师亮及其本人的诗说,其特点是以文法讲诗,或不免流于细碎,但也形成思理详密的长处,既长于阐释通行的诗学概念,也善于揭示诗作运用的技法,与王渔洋神韵论所代表的山东诗学主流殊为异趣,可以说是明代格调派到乾隆间沈德潜格调诗学的一个桥梁,是格调诗学在清初的守护者和承传者。     

从《花草蒙拾》看王渔洋词论与诗论之关系

王渔洋的神韵诗论影响极大，而其词论却相对淹而不彰，有论者以为王渔洋的神韵诗论形成在先，进而影响了其词论；而有人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笔者通过对王渔洋词论专著《花草蒙拾》成书时间和内容论点的考察，参以王渔洋扬州五年的文学活动，发现渔洋词论和诗论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影响，二者共同推动了王渔洋神韵论的丰富和深化。     

王士禛与桐城诗学

王士禛神韵诗风长期影响着清代诗坛,桐城诗学中也有神韵的色彩。王士禛与桐城几大家族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其编选的《古诗选》直至晚清都被桐城派视为诗学教科书。桐城派文学主张重神,推崇淡远超逸的神韵境界;向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结合,于二者中更重视阳刚之美,而创作却偏向阴柔;强调学力与天赋兼重,提倡禅悟之境。这些都与王渔洋的神韵诗学甚为吻合。尽管清代后期王士禛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桐城诗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越佚山左门庭,弃其家学"--兼论赵执信诗学的诗史意义

清代康熙年间王渔洋主盟诗坛,神韵诗风因皇权的支持席卷天下,独赵执信以《谈龙录》等展开论战,影响深远,这是清初"诗家一大公案"。赵以在野之士,抗衡名公巨卿,虽未根本动摇王渔洋的地位,但其诗论与创作奏出"变徵"的不协调之声,是清诗由初期转入中期的过渡性代表和衔接桥梁、中介,肇开乾隆时期袁枚及近代的龚自珍、黄遵宪等,为清诗嬗变的一翼和主要轨迹,具有诗史意义。     

“神韵”与“性灵”的消长——康、乾之际诗学观念嬗变之迹

康熙至乾隆之间诗学的嬗变,显示为一个王渔洋神韵诗学被扬弃而袁枚性灵诗学逐渐主导诗坛的过程。其间重要的契机是叶燮诗学由其门人沈德潜和薛雪传播、发挥,在江南诗坛产生重大影响。以薛雪、黄子云、吴雷发为代表的江南诗论家将叶燮诗学中自成一家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而查为仁、桑调元等另外一些诗人则激活了古老的性灵概念,在雍正至乾隆初的一段时间,为性灵诗学的发展造好了舆论声势,做好了理论准备。这些人物都与袁枚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其诗学也为袁枚所熟悉,作为性灵诗学的前驱,有必要从诗学史的角度对其历史意义加以重新认识。     

“以学入诗”与“切实而化”——翁方纲对清诗出路的忧虑和探寻

翁方纲作为清代乾嘉诗坛领袖之一,很注重示人以作诗途径。他在细致梳理文学史之时,对清诗的出路表示忧虑,并以修正王渔洋诗学理念和接力其诗坛地位的气魄,为清诗找到了一条出路:内容上"以学入诗",切合清人学问背景和生活实际;方法上主张"切实而作",以结束"神韵"末流空虚之弊。     

《涛音集》与新城二王早期诗学思想

清代诗人王士禄、王士禛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二人早年初登诗坛时一起编选的明清山东掖县诗人诗作《涛音集》,是他们总结明清山左诗歌、阐发诗学观念的一次自觉实践。这部选集早于王士禛的《唐诗神韵集》,其评点集中体现出他们对杜甫“老成之境”和唐人“妙境”的推崇,审美上倾向于雄浑高古和兴象神韵两种风格。这两个方面是二王早期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二王尊杜与贬杜、神韵诗学观念的形成以及二王诗学的联系等,都有重要意义。     

“文学自觉说” 与汉代文学风貌

本文梳理了"文学自觉说"的学术史,并藉此探讨了汉代文学风貌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文学自觉说"最初只是就魏晋时代的理论批评风气而发,它也只是在理论批评的层面上才具备科学性。后世学者的种种建构和解构,背离了"自觉说"的初衷,增大了"自觉"一词的涵义混乱,同时也模糊了"文学"的概念。这段学术史,不断加深着人们对汉代文学风貌的辨析和认识,但也存在矫枉过正之弊。事实上,从文体、修辞、内容三方面看,汉代文学仍有诸多模糊、依傍、质朴之处,其更多地延续了先秦文学,而与魏晋文学之间差异明显。因此,就"断限效应"而言,"魏晋文学自觉说"仍具有合理性。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     

复见天地心,艮止圣贤境--《复》、《艮》二卦义理与宋儒心性之学

宋代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易》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多端而丰富,但占据主流地位者,当属围绕“性与天道”这一哲学核心问题的探讨而发展起来的新儒学———理学,宋代《易》学的总体发展也与此相关。宋儒论《易》,特别注重《复》、《艮》二卦,并对此二卦的义理作了独具特色的阐述与发挥,从中显示了宋代《易》学之时代特色及其与宋儒“心性之学”之密切关系。     

关于书法之神

"神"是品评书法艺术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书法艺术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然而,在书法实践中,如何更准确、更有效地把握和追求书法之神呢?经过对古代相关论述的归纳和总结,可以得出这样几点:一形全,二质强,三舒泰,四润泽,五变化。得其五者,神采自生矣。     

论宋代的诗歌句法理论

宋代诗歌句法理论极为丰富。宋人所说“句法”含义宽泛 ,至少可析为 11种 ,但中心意思是指诗歌语言的组织方法。宋人谈句法相当普遍 ,但基本上围绕杜甫诗来讨论 ,可说是杜诗句法学。宋代句法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 ,它标志传统政治诗学向语言诗学的转变     

从"通"到"无"——从东汉儒学到玄学的理论与实践突围

两汉学术与思想以求“贯通”为特点,主体“心”在东汉儒学贯通天人与古今中的诠释地位突显了出来。面对东汉以来的社会变乱,党人集团道德实践的失败和魏初文人化儒生的生存困境,使长期作为思想潜流存在的道家登上了思想前台。玄学思想家开始探索人与道的逻辑关系而提出“无”本体论,以此寻求一个更优越、更本源的思想与社会立场,从而把握个人和天下之命运,思想范畴也由儒家的“通”转向玄学的“无”。     

试论夏族精神符号的内涵与起源——以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解读

传世文献中,夏族祖先被神话化,并被赋予上"终极"、"恒定"的内涵意义,传达出夏人超越有形、认识本源的精神诉求;这与夏文化遗址的观念性建筑——宫殿建筑中的"向心"结构,在阐释模式上是一致的。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吻合性均表明夏人已孕育出"一元——中心"的思想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与本时期为夏人所接受的"盖天"宇宙学说相关。     

建安诗歌的审美追求——从曹丕的“诗赋欲丽“谈起

论述了曹丕诗作“清丽”之美代表了建安诗歌的审美追求;他重视诗歌形式美——“诗赋欲丽”的审美主张由多种缘由使然;他的“诗赋欲丽”说是我国诗论进入审美时代的宣言,引领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文学风尚。     

“抬类词”共时分布的历时考察

表示“两人或两人以上合力举物”义,现代普通话用“抬”,方言中还有“扛”和“舁”,历史上这些词之间存在着竞争替换关系.从东汉起“舁”一直是通语中的主导词,直到明代被“抬”所取代;与“舁”基本同期出现的“扛”,历史上很可能是一个南方方言词,元以来也曾北上过,只是清以后逐渐从北方撤出;“抬”始见于唐代,明代以后逐渐成为新的通语主导词,“抬”很可能起源于江淮官话,然后往北往南扩散     

从西周气候的变迁看《豳风·七月》的写作时间

西周前期是温热天气,到中叶气候转入寒冷干旱期.根据西周气候的变迁和<幽风·七月>一诗中的物候现象,以及文献考古材料,可以证明<幽风·七月>作成时间不是在周初,而应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