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辽金元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

辽金元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北方民族接受中原汉文化的结果。基于此,从辽金元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入手,分析和研究了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的过程、发展特点和文化内涵,对其后世研究民族文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

继十六国之后的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及汉文化修养明显加强。汉文化修养的提高使北方胡汉大族在文化上渐趋一致。南方汉族政权统治者也因此改变了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传统看法。在此基础上民族融合最后形成。民族融合的形成,对其后历史影响至深,其中最主要的是观念的改变和政策的调整。观念的改变,使传统的“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遭到否定;政策的调整,使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少数民族贵族在上层统治集团占据重要地位。当时接受汉文化是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的普遍现象,除十六国时期延续下来的民族外,增加了北朝统治民族鲜卑拓跋氏、宇文氏、高句丽等。     

十六国时期的政治感生神话与民族融合

十六国时期存在大量的政治感生神话,它们大多并非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的产物,而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民族融合背景下将不同时期的汉文化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宗教思想等文化因素重新综合的结果。     

宁静中的自信与优雅——论万玛才旦小说创作的特色与意义

万玛才旦是一位擅长用藏语和汉语进行创作的藏族作家。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宁静中的自信和优雅。与其他藏族作家比较,他所表现的寻找主题重点不是困惑、焦虑和担心,而是一种希望的寻找、自我意义的寻找和民族传统文化幸存的寻找。他通过"寻找",表达的是一种对自我内心和民族文化的守望。由于他对藏、汉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使他在对藏族传统文学和文化的继承方面,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信和从容。     

元代维族文化名人贯云石散曲中的易学思想

贯云石虽为少数民族作家,但他对汉文化非常热爱也十分熟稔,其散曲中就有不少易学思想,如对阴与阳、乾与坤、龟与占卜、三阳交泰等的认识与表达。通过对贯云石散曲中的易学思想的解剖,让我们洞见了一位少数民族文学家难得的经学素养,更为我们多侧面多角度深入地理解贯云石的散曲艺术魅力提供了一座津梁。     

儒学对唐末五代北方民族将帅的影响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战乱、动荡,打破了以前鲜明的民族畛域,汉人大量北逃,北方民族则乘乱内侵。这使汉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北方民族社会。其中,汉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对北方民族成员尤其是将帅、君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儒学理念尤其是伦理观逐渐由浅入深地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打下了烙印,使他们逐渐摆脱了愚昧及原始性,而接受了儒学倡导的孝、忠、礼、信等伦理、政治观念,逐渐汉化。这对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深化无疑意义重大。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君主尚文论略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并在战乱中建立各自的政权。少数民族君主们不同称度地接触、接受和推行汉文化,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他们重视汉文化教育,实行“学而优则仕”。少数民族君主的尚文体现了其对汉文化的情感及心理认同,是其建业立国和巩固统治的必要条件,对加速各少数民族封建化,加快民族融合有巨大作用。     

民族融合与民族的发展繁荣——与蔡运国同志商榷

在1988年第2期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蔡运国同志在他所撰写的《社会主义社会与民族融合》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不是民族融合时期而是共同发展繁荣的时期”这样的观点。目前,许多民族理论研究界的同志都有这种观点。在这里蔡运国同志把民族融合与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看成是两个不相容的时期。从他所述的民族融合所应具备的根本意义的四点必要条件和对融合与发展繁荣的时期划分,我们很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进程中,民族融合与民族繁荣发展有前后两个阶段可分。象这种绝对地把民族融合与民族发展繁荣划分开来、独木成林的观点,我们认为是不科学的。下面,我们将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提出来,与蔡运国同志等商榷。     

元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特点

民族大融合时期元代少数民族汉诗创作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少数民族诗人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 ,但他们所创作的诗歌却仍然保留着少数民族的气质 ;因为出身、地位的不同 ,文化心理、民族情感的差异 ,造成其诗歌题材的多样化 ,大大地拓宽了元诗的题材 ;他们的汉诗创作由于在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多元继承的同时又保存了他们的原创性思维 ,因而具有独特的意境和风格 ,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瑰宝     

谈兄弟民族对元曲发展的贡献

元曲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元曲是当时兄弟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兄弟民族与汉族作家(包括演员)共同向民间学习,勤奋创作,遂使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元曲繁荣还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和条件有关。     

民俗文化与韩少功的文学叙事

韩少功是一个深受湖湘民俗文化影响的作家。对民俗文化的书写，乡村风景、民俗风情的书写既是他倡导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同时，它又成为一种符号，始终寓含着时代气息和作家对生活、生命状态、文化、历史的思考。他的创作以其鲜明的地域色彩与深刻的哲理沉思成就他独具个性的文学叙事。     

汉武帝的音乐才情及贡献述论

汉武帝在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代价,彻底击败了匈奴,巩固了汉民族的地位。在武帝时代,军事、文化、天文、农学诸方面均成绩卓著。正因为他在许多方面的功绩,常常使人忽略了其在音乐方面的才情和贡献,所以鲜有人对此进行论述,据此而撰文,以飨读者。     

韩愈与衡湘文化

韩愈诗文将＂衡湘＂合称,＂衡＂多指衡山,＂湘＂指湘水。韩愈途经衡湘一共四次。他的作品涉及到了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经历,尤其是第二次与衡湘文化密切相关,写下了著名的散文《送廖道士序》和诗歌《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岳衡山是道教的圣地,而韩愈信仰道教。他的散文创作先于诗歌创作成熟并且影响了诗歌创作,最突出的是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     

敢问路在何方：皈依还是超越？－试论张承志与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及其文化功用

艾特玛托夫的影响是张承志体认天山民族心情、将自己的精神探索向宗教领域延伸的原因之一.艾特玛托夫经历了对本民族伊斯兰文化和俄罗斯基督教文化的两次超越,达到了促进不同宗教文化融合、统一的世界文化的层次.张承志则背离汉文化传统皈依伊斯兰教,用被他拒绝的汉语言诉说实际上说不清的哲合忍耶派.他失去了读者.     

清初统治者民族心理探求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曾经采取过很多政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其中最早的就是“剔发易服”政策,并且曾经停止一段时间后又推行则更为残酷,原因何在?本文将从三个不同的方面,以全新的角度探讨清初统治者之所以残酷地推行此政策的原因和它对汉族人民的巨大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了解清初的一些历史。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萌芽探析

毛泽东韶山时期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他早年国民性改造思想萌芽的主观条件。而国家危亡和"民智黑暗"的社会现实、近代第一次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以及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勃发是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早年毛泽东萌芽时期国民性改造思想由国民性批判、新民目标建构、国民性改造途径组成。     

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思考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关于"民族走廊"的理论,指出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西北民族走廊以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为主干道,南北有两条平行的辅道,还有与之交叉的南北通道。围绕西北民族走廊,历史上有氐羌、匈奴、鲜卑、汉、藏、蒙古、回纥等民族频繁进出,在此长期交往,并出现了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定居于此的民族。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中国的主要宗教也在此传播会合。西北民族走廊地区的历史演变,又与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区紧密相关,而且在历史上多次影响全国。今天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的发展又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研究西北民族走廊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民族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李觏诗歌简论

李觏的诗歌在宋诗中独具一格。他的诗内容比较充实,常常涉及政治的得失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能较真实地反映出他生活时代的面貌。从艺术上看,他的诗歌雄劲质健,清丽婉转,极有情致,诗的意境和用词造句较为奇特。从承继关系看,李觏诗歌受韩愈等人的影响,已初露"江西诗派"的端倪。     

从梁启超文化思想变迁看中国文化前景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与多变的时代一样，其文化思想也几经变迁，他处心积虑几十年探索中西文化问题、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给后人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理论思考。中国文化的前景必然是选择现代化，一方面它将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且毫无条件地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实现创造性的综合与再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