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转移农民工：乡村弱者维权的行为逻辑——以陕西关中某村为例

就地转移农民工在乡镇企业遭遇权益受损,其维权行为受到传统力量和市场力量双重影响并体现出乡村弱者维权的特有逻辑。就地转移农民工维权空间分两个场域：在企业交易市场中,农民工基于平等的契约关系、＂模糊的公正价值＂与维护尊严积极维权,但制度的契约合意性、具有伦理色彩的重复博弈和无讼的乡土传统又决定了农民工作为弱者维权不彻底。在更大的乡村场域中,农民工通过闲话、频繁流动等弱者的武器进行消极的不公开的维权,并对乡镇企业维护农民工权益起到积极影响。     

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干部队伍及工作状况调查与思考——以宁波市为例

通过对宁波市“两市两区”5镇50个自然村地问卷调查和分析,发现宁波市行政村干部年龄结构不合理、文化程度偏低,村干部工作的主要内容变化较大,对村干部需要强化激励,对村干部的考核不仅要严格与量化,更要科学合理。同时,要注意村后备干部的培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工作的长效监督机制。     

研究生信仰状况的调查与分析——以陕西部分高校研究生为例

通过对陕西部分高校研究生的调查,发现目前研究生信仰趋于务实性,功利化色彩鲜明,呈现多元化特点,体现出对自我的高度关注,并带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对研究生信仰的培养应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加强对研究生理想信念的教育和人生观、价值观的积极引导;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转变家庭教育方式,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研究生自身要注重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增强实践能力,做到知行合一。     

资源整合与利益共享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针对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旅游问题,以陕西袁家村为例,梳理了其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做法:一是坚守为民初心、共同致富奔小康;二是创新治理机制、共建共享有活力;三是推动产业融合、精心培育产业链;四是强化道德建设、传承文明蕴和谐。袁家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成功机理在于:统筹党建与发展,以强党建推动大发展;统筹资源与市场,以好创意创造大市场;统筹利益与治理,以好机制激发大能量;统筹文化与发展,以好文化铸魂大旅游。对袁家村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核进行探解,形成了关于乡村振兴基本规律和重大趋势的若干认知:一体化统筹;融合化发展;股份化经营;组织化壮大;制度化保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的调查与分析——以湖北黄冈市张塘村为例

以黄冈市张塘村为调研对象,采用调研问卷与实地访谈等方式,发现该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情况是：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民收入逐步提高;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生活环境不断优化;先进文化得到发展,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基层组织不断完善。其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也存在金融、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欠缺;环保意识差;民主氛围不浓等问题。为此,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引导农民实现增收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合理规划村庄建设,集约用地;发挥农村干部的主力军作用;依赖广大村民的积极参与。     

信仰方式与乡村社会规则的构成——以广东某村的信仰关系为例

借鉴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理论,围绕宗教信仰与宗族关系、宗教信仰与基层公共权威、村内认同机制与村落政治等几个层面的交往展开讨论。对广东某村庄社会资源及其分配关系进行分析,说明处在不同结构中的信仰行动者在资源获取过程中,往往能够调动其不同层面的社会关系,从而导致不同资源之间的转换。与此相应,不同信仰方式中的资源和规则的整合关系,也会建构不同宗教或民间信仰的信仰方式及其信仰结构内资源和规则的组合方式。这种组合形式,最终会使那种超越乡村宗族利益、宗教信仰关系之上的公共规则难以构成。     

陕西农村秦腔文化建设的调查?--以陕西关中农村秦腔剧团的调查为例

近年来,秦腔的发展随着农村文化的边缘化而日渐式微。从表面上看这是秦腔传承的危机,实质上反映了民间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衰微和农村社区公共价值认同的弱化。秦腔对当代西北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应该运用国家力量,以公共财政为支持引导农村秦腔文化发展,以重建文明健康的农村公共文化生活。     

政策供给有效：惠农政策实施效果研究——以关中7个县的调查为例

惠农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惠农政策供给有效的关键问题。从供给需求理论的视角出发,基于惠农政策的分类,分别从惠农政策受益程度和惠农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两个方面对关中7个(区)县惠农政策进行分析,发现:从政策供给层面来看,当前我国惠农政策供给契合了农民的政策需求,实施效果得到了农民的肯定,政策供给有效性较高。同时,基层政府对惠农政策的落实状况是影响其实施效果的主要因素;从政策需求层面来看,农民对社会保障类和教育培训类惠农政策的期待,构成了惠农政策进一步调整与完善的方向。上述结论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效启示,即乡村振兴战略中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契合农民的真实需求。一方面,国家政策出台需要充分适应农民需求的变化以强化供给的契合程度;另一方面,基层政府需要切实转变职能和作风,积极高效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各项政策,以提高政策供给的效果。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本研究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对沈阳地区72名幼儿教师进行测试,探讨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状况,结果表明：沈阳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成人常模,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为23.6%。各年龄阶段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基本相当,没有显著差异;不同教龄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基本相当,没有显著差异;不同班型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基本相当,无显著差异;不同学历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除强迫和恐怖无显著差异外,其余各因子都有显著差异。本研究还对幼儿教师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     

公交车司机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以成都地区为例

本调查运用SCL-90量表对成都地区公交车司机心理健康状况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公交车司机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公交车司机的婚姻质量对心理健康存在影响;学历越高的公交车司机心理健康水平越低;中年公交车司机心理健康水平最低;男性公交车司机心理健康水平较女性更低。据此,对提高公交车司机的心理健康水平笔者提出了适当的建议。     

高校贫困生基本状况调查与分析——以安徽理工大学为例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以及招生收费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高校中贫困生的人数逐年上升,高校贫困生问题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为了准确掌握贫困生的基本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开展贫困生的教育和管理,帮助他们克服困难,顺利完成学业,对安徽理工大学2003、2004、2005三个年级的18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实际回收问卷1763份,有效问卷1708份,统计结果:贫困生531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1.09%。     

儿童弱智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关系的初步研究——以宁强示范区为例

为了探讨宁强示范区儿童弱智患病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在调查当地儿童弱智患病率的基础上,用课题组编制的《秦巴山区乡村基本状况调查表》进行了社会调查,并搜集了当地政府填报的《农村基层组织、农村人口及从业人员情况》统计表,获得了示范区各乡的人口、耕地、农业、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数据资料。对数据资料的分析表明,弱智高发乡与低发乡在贫困人口、劳动力比例、年人均收入,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表明贫困山区儿童弱智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当前陕西农村村级债务问题的分析——以陕西省H县GH乡为例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相对比较落后,不少村级组织存在着收不抵支的困难,债务问题已使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开展工作的巨大障碍.从表层看,债务问题的原因在于收入少、支出多,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当前村级组织收入不足且来源定性模糊.因此,要解决目前的困难,表面看应增收节支,从深层看则应为村级组织确定出合法的收入来源.     

多重逻辑下乡村治理的“漂移”——以东北某村粮食补贴政策调整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本文构建了“行为主体—行动逻辑—治理绩效”(SLP)的统一分析框架，用以系统考察乡村治理全过程，并以实际案例验证分析框架的有效性。研究表明，乡村治理涉及行政村、村民小组和农户三类行为主体，分别主要对应政治逻辑、社会逻辑和经济逻辑三重行动逻辑。各行为主体面临的约束不同，行动逻辑及其组合也每每不同，由此引发的实际行动以及作为互动结果的乡村治理绩效便存在明显差异。基层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要充分考虑农户的现实情况，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衔接，促使多重逻辑良性互动，进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村干部角色及“无为之治”——以赣东D镇乡村为例

在对已有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实地调研,文章对村干部角色提炼出一个新的分析范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它不仅是对当下村干部角色更为客观、具体的表述,而且还可更精准地分析多数村干部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选择。他们大多工于心计、处事圆滑,善于在政府和农民面前不断变换脸谱,更善于利用职务之便和体制漏洞实现自身的利益。由于角色尴尬和素质所限,村干部难以有效地施展拳脚;工作叫苦叫累,但又希望能够连任;有"聪明"的头脑,却又实施"无为之治"。个中缘由,乃在于其"精致"的面具背后,隐含着"利己"的目的。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是乡村社会走向"善治"过程中亟需破解的难题。     

能源转型视域下“零碳乡村”的可行性和环保性——以陕西关中C县F村为例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农村能源转型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以陕西关中C县F村生活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为切入点,构建起基于“碳源—碳汇”平衡及“碳中和”评价框架的“零碳乡村”实践理念,通过对427户农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走访,掌握第一手数据及资料,对F村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量、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该村农户的炊事、取暖等生活能源仍以煤炭、秸杆、柴薪等固体燃料为主,可再生清洁能源使用量几乎为零;农户环保意识强但环保常识匮乏;结合关中地区资源禀赋特性认为,利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替代传统能源具有可行性,户均安装分布式光伏规模2.34千瓦即可实现清洁能源替代和零碳化,户均安装分布式光伏5千瓦,不仅能实现能源自给,还有具大的收益空间;F村商品性能源碳排放比例高于非商品性能源,其中,散煤燃烧碳排放占比在47%~50%之间,用分布式光伏发电代替传统的秸杆、煤炭、柴薪、煤电等,可为环境减排1 225.6吨~1 436吨的CO₂,环保性能突出。     

乡村治理创新中的地方政府——以浙江省J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为例

源于上世纪90年代J市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是一项农民创造、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在该制度创新中扮演了探索者、支持者、推广者、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村民自治背景下主动推动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主要是由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变迁、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现行压力型政府体制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等因素决定的。在j≥村治理创新中,地方政府应当理性地确定自己的行为边界,主动地推动村民的有序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