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兴”与“情景”——解读谢榛“感兴”说

谢榛诗学上承严羽,其诗论在许多方面既留有严羽诗学的影子,又对严羽之说有所发展。谢榛以“感兴”论诗,相对于严羽“兴趣”说重在主体论上的界定,谢榛更重视创作论的阐说,强调自由创作的兴会与灵感。他进一步提出,兴是诗人“情景适会,与造物同其妙”的结果,从情景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内蕴,将严羽之“兴趣”说具体化,且启发了王夫之的“现量”说。他的“情景”说,也对王夫之、王国维的境界说不无启发。     

"感兴"与"情景"——解读谢榛"感兴"说

谢榛诗学上承严羽,其诗论在许多方面既留有严羽诗学的影子,又对严羽之说有所发展.谢榛以"感兴"论诗,相对于严羽"兴趣"说重在主体论上的界定,谢榛更重视创作论的阐说,强调自由创作的兴会与灵感.他进一步提出,兴是诗人"情景适会,与造物同其妙"的结果,从情景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内蕴,将严羽之"兴趣"说具体化,且启发了王夫之的"现量"说.他的"情景"说,也对王夫之、王国维的境界说不无启发.     

谢榛《四溟诗话》的诗歌创作论

谢榛《四溟诗话》的诗歌创作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兴会论,二是言意论,三是情景论。在兴会论中,强调要切实地以兴会作为创作发生的支点;在言意论中,既主张意主辞宾,又强调要立意、措辞两相自如;在情景论中,则极力申张情景交融,深入探讨到其内在的创作机巧及审美特征。谢榛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论的不断拓展与深入作出了贡献。     

中国意境论的消解——从王夫之、布颜图到王国维

意境说发展至清代渐呈分化、消解之象。诗文、绘画、戏曲等艺术领域各有不同的表现。其中王夫之的肯定景对于情的独立意义,方士庶的实境、虚境说,布颜图以情景即境界,李渔的以境界说人生的思想对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以及人生三境界论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与当时的实学思潮汇集在一起,从内部对中国传统的意境论起了消解性的作用。     

明清时期的审美感应理论

明清时期是审美感应理论的成熟期，王夫之、石涛、刘熙载、王国维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对心物交感辩证统一的认识既深刻，又各有特点。王夫之的“情景相生”论，石涛的“神遇”“迹化”论，刘熙载的主客体“相摩相荡”论，王国维的心物交融论，分别探讨了审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用感应理论来透视意象与意境的构成要素，指出感应方式的不同是形成不同意象和意境类型的原因。审美感应理论还渗透到读者的阅读、欣赏过程中，形成中国特有的感应接受理论。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意境”说刍议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拈出＂意境＂一词,以之论元剧之美。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境,历来学术界争论较多,但基本观点偏重于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王国维所论元剧＂意境＂之美则侧重于表现戏剧情景逼真、语言质朴、自然通俗、落尽铅华之美。王国维慧眼独具发现了元剧之意境美,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其别样之美,从而奠定了元剧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四溟诗话》之“情景论”分析

明“后七子”谢榛《四溟诗话》的情景论，主要是在唐宋情景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谢榛的可贵之处在于第一次把“情景”认定为诗歌创作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因子，认为这是作诗的根本，并且不能割裂开来。其“情景”论可解读为“景”是诗的媒介，“情”为诗的胚胎；好诗应该“情景相因”、“情景适会”。     

明代后期两位诗话家对诗趣的集中论评与阐说

明代后期,陆时雍和许学夷对诗趣予以了集中论评与阐说.陆时雍评诗视域较为宽广圆融,对由"才"、"情"、"理"所衍生出的诗趣都体现出推赏之意;他对诗趣的化俗为雅性、自然随意性、有无相生性、表层生发性等作出了阐说.许学夷评诗最为推尚"兴趣""对"意趣"、"机趣"、"奇趣"也表现出称赏;他对"兴趣"的偶然生发性以及性情为生发"真趣"之本予以了阐说.他们为古典诗学"趣"范畴的不断深化和完善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古典诗辞教学中的思索

中国古典诗辞中 ,情和景的关系非常密切 ,几乎所有的诗歌都追求情景结合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所有古典诗辞都能达到“情景相生”、“情景交融”的境界 ,即便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也会因情景结合的程度不同 ,使诗歌的审美意向表现出不同的艺术形态。王夫之的“妙合无垠”当是古典诗歌所追求情景结合的最高审美形态 ,达到此艺术境界的应为“神于诗者” ;而“情中景”、“景中情”则次之 ,为“巧于诗者”。可见 ,“情景交融”中也有洞天。     

试论李煜词的现代研究

从王国维开始,李煜词的研究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以"境界"说为理论核心,王国维对李煜词的研究达到了更新的理论高度和更高的审美层次。20世纪初叶至新中国建国前,是现代李煜词研究的奠基时期,尤其是对于李煜生平事迹的考证、词集的整理笺校、作品的分析探讨以及成就地位的评价,都有着一些开拓性的成果。1956年,关于李煜词的大讨论,虽然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李煜词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煜词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研究方法更为多样,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李煜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王重阳审美教育思想研究

王重阳在道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全真教的创始人,他有着丰富的审美教育思想。其审美教育思想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组成:一、独特的艺术意象;二、因人施教,各适其材;三、绘画、诗歌是实施教育的主要形式。他不仅用这种审美教育方法直接点化了马钰、谭处端等弟子,而且这种审美思想也被其后继教徒李道纯、吴镇等继承。     

沧浪不话王维论

严羽《沧浪诗话》论诗，重妙悟、倡兴趣、标举盛唐“气象”，极崇李杜，亦激赏孟浩然，独于王维很少涉及。拟从严氏理论与王维诗歌的离合入手，浅论《沧浪诗话》不论王维的原因：在根本上，严氏的用世之志与王维诗中佛理禅意具有隔阂；在风格上，严羽推崇雄壮之美，激赏李白的豪迈飘逸和杜甫的沉郁顿挫，而对王维诗“不落人间声色”处，则有意排斥；就人生体验看，严羽身处季柬，布衣一生，其个性气质、人生境遇与身处盛唐、“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王维迥异，而更接近于“不才明主弃”的孟浩然。     

实物·实事·通考——由王国维商周礼制研究看民国学者对传统考据的科学化推进

王国维的商周礼制文化研究,包含基于实物材料的器物文字考据,基于实事的礼仪制度考据,基于制度变革的文化通考,在考据中加入现代科学元素,有力推动了礼学考据的科学化,实际破除了三代王统道统的经学观念,促使礼学考据向实证礼学、传统经史之学向现代史学转型。     

意境:一个范畴的现代旅行踪迹——以王国维、宗白华与李泽厚为例

以王国维、宗白华和李泽厚为例,对意境理论的现代阐释做还原性的描述,以呈现意境在20世纪之主脉及其踪迹。意境能够引起当代国人的共鸣,一方面由于上述王国维、宗白华和李泽厚对意境的理论塑造,另一方面更由于现代人的文化身份之焦虑需要意境来化解。在新时期的文学领域,意境则受到来自文学现象的新变的疑问,意境的普遍化与其局限性之间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王国维的“观”论 ——兼论“境界”是艺术本体

本文拟就王国维所言之"观",从生成背景、发生条件、与天才观及境界论关系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进一步深化对"观"之认识。王国维所言之"观",既以中国古典诗词为批评材料,脱离不开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又以西方哲学界叔本华等人的审美直观认识论为理论立足点。这两种理论传统存在深刻的文化背景差异。这种差异集中反映在审美观照的发生条件及与天才观、境界论的理论联系之中。并借此说明王国维拈出"境界"二字作为词的艺术本体,即作者以审美直观认识到世界、人生的普遍本质,并作词以表达之,此词即有"境界"。     

《王遹墓志铭》考释

王遹是北宋临城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王氏一族与北宋大文豪苏轼、苏辙在文学、姻亲等方面有密切联系.新出土的<王遹墓志铭>为研究苏、王两家族关系、北宋科举制度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诗话美学

纵论历代诗学,有一点非常突出,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诗品》发展孔子“兴观群怨”说,奠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唐代释皎然《诗式》,从精神境界谈艺术构思:“须至难、至险,始见佳句”。同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风格立品,是自觉美学追求的开始。宋代欧阳修作《六一诗话》,探讨诗作如何“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拓了审美深层次。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注重诗人的修养,要求主题隐蔽“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世研究陶、李、杜、韩、苏诸大家,更提出诗的人格精神。清末民初王国维综合神韵说、性灵说,创立“意境论”,把“真景物、真性情”作为有无意境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