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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段天姝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6):81-86
文学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有如创作主体在文学发展的时间轴上以“影响的焦虑”这一形式与时间和时代产生互动和影响,其与地理空间也存在着更紧密互动的联系：一方面,创作主体受地理空间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因素的激发,并在题材、情趣、风格等方面受到地理空间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创作主体也通过创作活动反作用于空间,通过文学的中介对人文地理与地域文化形成塑造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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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随行的马欢撰《瀛涯胜览》、费信撰《星槎胜览》、巩珍撰《西洋番国志》。三书表达了明朝"宣德柔远",加强中外联系、"共享太平之福"的意愿。书中大量记载了海外各国的天时气候、"土产之别,疆域之制";记载了万里远航中"浮针于水,指向行舟"的行程;还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经济活动等各个方面,向国人介绍海外诸国的社会面貌,用以开阔明朝观察世界的视野。三书说明了中外交流的历史成就和意义,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的重要地位,反映出鲜明的世界性意识。 相似文献
3.
张箭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6(6):144-149
马欢随郑和三下西洋,担任阿拉伯语翻译,为下西洋的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马欢信仰伊斯兰教,是穆斯林。根据他会说阿拉伯语、信伊斯兰教、姓马,又主要说汉语用汉文写作,我们把他的族属识别为回族。他是回族历史文化名人。马欢写的《瀛涯胜览》记录了下西洋者的见闻和所到地区的概况。在“西洋”史地学三书中,《瀛涯胜览》对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载最详,因而最为重要珍贵,并且对后来的“西洋”史地学书和中西交通史书影响最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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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波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8(1):20-25
在《读史方舆纪要》中,顾祖禹认为,人类的历史活动一定是在具体的地域中展开的.对于人类的政治活动与军事活动而言,地利是重要的凭借.故在选择都城时,必须重视地利问题.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发展变化,具体的地利也不断变化.地利也需要人的努力才能发挥其作用.如何利用地利,让其有利的一面充分发挥出来,这需要人的作用.人的作用正确,则地利可以得到发挥,反之,则可以导致地利的不存."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无于亡."在历史的发展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而都城的设置,作为王朝的重大政治举措,都与当时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局面息息相关,所以"审天下大势"就是必须的.他综合各地的形胜并结合历史讨论,从而肯定了"建都之地,关中为上,洛阳次之,燕都又次之"的主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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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顾祖禹的历史地理名著,以明代政区为纲,记叙全国地理地物分布及沿革,包含的地理信息详细而全面,是一本常用的历史地理参考书。但该书卷帙浩繁,检索困难,且空间关系不易定位,因此以GIS技术为支撑,构建信息化的管理、检索系统显得非常必要。而构建该系统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地名信息的解析及其关系的构建。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地名条目的鉴别与分割。在总结《读史方舆纪要》行文特点基础上,提出了条目鉴别与分割的原则。第二,地名所属行政系统的确定,即按照地名隶属关系,将其分为普通政区与军管型政区两大系统。第三,政区地名隶属关系与层级关系的确定,即按照明代行政区划的特点及《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确定地名的上下隶属关系与层级关系。第四,非政区地名类型的划分,即按照地名所代表的地物性质,将其划分为山脉、河流及其他地名三大类型。从这四个方面出发,提出《读史方舆纪要》地名挖掘、分类解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古籍地名数据库建设和信息化提供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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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方舆纪要》系顾祖禹撰写的历史地理名著,对后世裨益颇深,但由于篇幅宏大、流传曲折,传世本中仍有错漏之处。整理本《读史方舆纪要》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的记载便存在数量、名称前后矛盾以及错漏情况。究其原因,或存在两种可能：其一顾祖禹撰书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其二后人整理过程中出现了疏漏。通过相关史料的比对,可以发现顾祖禹在撰写《读史方舆纪要》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明清易代的影响;但从《读史方舆纪要》对清初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建置变化缺载的情况来看,顾祖禹对大同路、堡地理方位及建置沿革的记载,应只涉及明朝。《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天下郡国利病书》《（康熙）山西通志》等书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数目的记载与《读史方舆纪要》所总结的基本相同。《读史方舆纪要》中的错漏,可通过上述史料补正。 相似文献
9.
陈伟文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
本文通过对《毛诗序》文本的考察,认为《毛诗序》在解诗中寄寓了以民为本、为政以德的德政思想,其旨趣在于引古匡今,以道制君,有其历史进步性。本文又分析了《毛诗序》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毛诗序》虽然存在严重的附会政教的弊端,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其价值尚有待进一步发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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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继红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5):50-59
《日损斋笔记》是元代儒学名臣黄溍的一部带有考据色彩的读书笔记,涉及校勘文字、辨析名物、补正讹误、考证制度、疑古辨伪诸方面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损斋笔记》涉及《宋史》考辨,因其史料来源可靠,皆为不刊之论,可为今人勘误《宋史》提供确凿依据,并在历史上首开《宋史》考评之先河。本文分别从撰述旨趣、学术成就和后人评价三个方面入手,对《日损斋笔记》做了系统研究。 相似文献
12.
杨福泉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29(4)
扬雄创作<太玄>有其深刻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背景.<太玄>仿象<周易>,吸收秦汉以来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并与当时社会所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结合,构建了一个无比庞杂而又自成条贯的哲学思想体系.扬雄继承并发展了其师严君平"引<易>入<老>"的学术特点,他的<太玄>兼赅儒道,对后来的魏晋玄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似文献
13.
姚楠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4(2):1-4
《小城春秋》的艺术经验就是：把真实生活作为文学素材,在广泛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主动寻求批评,容纳各种意见,慎重取舍,化史入诗达到艺术精品。高云览的创作实践启示我们：正确处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继承与创造的关系、表达与修改的关系、创作与批评的关系。 相似文献
14.
论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编纂特点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本文主旨是通过对《新五代史》编纂特点的考察,揭示历史编纂与史家、时代的关系。体现于通排纪、传和善恶必书中"不没其实"的义例原则,反映了欧阳修以功业、道德标准评价历史和人物,并把功业标准作为道德标准承载体的理论;人物传全部采用类传的形式,揭示出北宋中期史学在经学影响下以儒家思想为品评人臣标准的倾向;而欧阳修对旧史志的高度简化,则反映了他以拾遗纠谬的态度和朴素的唯物方式对待历史上天人关系的思想,开启了二十四史中以"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原则书写纪、志的先河。 相似文献
15.
唐朝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汉书》是参照《史记》的体例编撰而成的。但是它创新发展,首开断代史编辑体裁的先河。在编辑内容上舍弃“世家”修“本纪”,详今略古的作表原则,“列传”的入选原则,“志”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对边疆民族的详实记载等,这些独树一帜的做法确立了它在中国编辑史上的崇高地位。 相似文献
16.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行文旨趣明确、实践影响深远。文稿既有写作、为人、行事的思想启迪,又有历史和未来的双重实践影响。引爆思想解放运动和助推改革开放是其历史价值,启迪人们续写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是其现实价值。剖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旨趣与影响,在弘扬理论创新的今天显得非常必要且意义重大。 相似文献
17.
宋代美学在追求理性的同时,又走向生活,走向休闲。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促使中国的休闲文化在宋代全面兴起乃至繁荣。宋代艺术审美在趋于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充分融合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宋人一方面在生活中追求艺术境界,另一方面在艺术中追求生活情趣,由此催生了宋代美学的休闲情调。“玩物适情”所昭示的美学旨趣便是艺术与生活的双向融通,是宋代美学重视生活并落实于生活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休闲内涵则包括了宋人对休闲的本体认同、“适”的工夫实践以及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 相似文献
18.
张慧远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胜鬘经》所蕴涵的美学思想极为丰富,本文从《胜鬘经》美学的思想基础,本性清净的心性之美,慈悲济世的人格之美,借喻说理的言教之美,不可思议的涅槃之美,说法过程的愉悦之美六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乘美学独特的审美观照。 相似文献
19.
姚振文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4):42-47
立足不同视角与不同层次,分析了孙子兵法中"知"的前瞻性、连续性、全面性、深刻性、科学性、艺术性、哲理性等思想特质及相应的借鉴价值,为孙子知胜思想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为人们从整体上理解和运用孙子兵法的求知方法提供了基本思路。 相似文献
20.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我国首次利用西方现代测绘方法绘制的中国地图。由于该图的绘制由欧洲传教士主持完成,它在欧洲各国广为流传,欧洲各国对清朝疆域的认识因此深受此图的影响。欧洲对清朝中国疆域的认识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把清朝的疆域一分为二,把其中明朝疆域部分认为是中国,其他部分则不是中国;其二,没有认识到,此后清朝的疆域仍然在发展变化中。产生第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康熙《皇舆全览图》的一个版本采取满文标注长城以北以及嘉峪关以西的地名,用汉字标注长城以南及嘉峪关以东的地名,西方传教士因此按照这个版本分别把满文、汉字标注的区域划分成中国和其他区域;二是受到当时西方地图中把长城当作中国北方边界的绘制习惯的影响。第二问题则因信息交流的受阻而致。康熙《皇舆全览图》完成时,新疆大部分地区还受准噶尔部落的控制,西藏地区未全部测绘,贵州及广西仍有部分生苗区游离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外,这些地区或依其他资料绘制,或留为空白;此后,雍正年间实行了改土归流,在生苗区设置了政区;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对新疆进行了多次测绘,编绘了范围更大的《乾隆十三排图》。但是乾隆时期的测绘成果,受自康熙末年开始的礼仪之争导致的中西交流中断的影响,没有及时传播至欧洲,国内则因为清初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禁锢,也使汉族知识分子有关长城之外的广大地区的地理知识长期停留在明末清初的认识层面上。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