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

司马迁<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种本子及其在西汉藏、传情况,是该书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史记>文献诸多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客观地说,藏之名山本当为正本,实藏于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副在京师本当为副本,传于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副两本皆作者生前录写,俱为百三十篇完帙,是具有同等文献价值的原始文本.<太史公书>正本密藏不宣,副本在宣帝时由杨恽宣布.西汉民间流传的<太史公书>若干篇卷,乃出自副本系纯.两汉末年世乱,京师典籍迭遭浩劫,由于<太史公书>有藏、传两种本子存行于世,该书虽有少数篇缺佚或局部文字错乱,但其文本总体上仍保持稳定.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     

司马迁与班固的民俗观比较——从《史记》、《汉书》的史俗记载切入

司马迁和班固在撰史的过程中,以史学家的眼光,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一些非正统文化的因素,广泛搜集并记述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反映了历史进程中多方面的民俗事象,体现了史家论俗的眼光和意识.同时,二者在对民俗及其功能的认识、民俗与地理环境关系、礼俗及乐俗的见解等方面又形成了各自的民俗观,推动了我国民俗理论的发展.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论向歆父子文献编纂思想对班固《汉书》的贡献

向歆父子对文献的整理和编纂是继孔子之后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又一创造性的伟大工程,他们的《别录》和《七略》是中国古代编辑史不朽丰碑.向歆父子崇儒扬经、经世致用,求真务实、择善而从,辨章学术、传承文化的编纂思想和编纂方法,对班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向歆父子编校的中秘图书是班固编纂《汉书》的重要文献来源,向歆父子的撰述成果和观点被班固在《汉书》中大量引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向歆父子的文献编纂成就,也就不可能有班固的《汉书》.     

东汉简牍《和从书》所见东汉若干制度探索

从<和从书>来看,监临湘李永是中部督邮下属的监部派往临湘办案的属吏,例督盗贼也是中部督邮的属吏,其职守是捕斩群盗、核查各类案件.尹湾汉简中的"督盗贼"并非指"犹今之侍卫队长"的"门下督盗贼",而更可能是督邮属吏例督盗贼的省称;东汉时期临湘县的亩制是按一石种子能播撒多少亩地的标准来计算的,缴纳田税不是用谷子而是未脱颖的禾.简文中计算禾的重量单位"下石"疑相对于"钧",重三十斤.精张、李建都有各自的口分田,当属自耕农阶层.精女 正留下的十三石田并非口分田,而是具有私有土地性质的田产.关于财产继承问题,死者没有儿子也没有父母、妻子的情况下,出嫁的女儿也有继承权,女儿死后嫡长外甥有继承权.     

扬雄、刘向所见《九章》仅五篇辨证

屈原的《九章》是考见屈子行事始终和心灵轨迹的重要篇章,值得深入研究。现当代学者刘永济等认为,汉朝的扬雄、刘向所见到的屈原创作的《九章》只有前五篇,《思美人》以下四篇皆非屈子之作。然通过对汉朝《楚辞》的传播和版本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扬雄所见版本可能与今本不同;即使与今本相同,即使扬雄只模仿前五篇,也不能证明后四篇就是伪作。而刘向《七叹》中的＂犹未殚于《九章》＂,只要联系上下文来正确理解,就会发现其根本就不是说《九章》有没有写完的问题,而是说在《九章》中也未能殚尽（全部排解掉）＂心纷结＂＂烦错＂和＂志纡郁＂。种种证据都说明汉朝学者根本就没有怀疑《九章》非屈原之作。     

从《太史公自序》看我国古代史书编撰思想的沿革

《史记》作为中国古籍编撰史上继\"六经\"之后的里程碑作品,体现了司马迁卓越的编撰才能和匠心独运的编撰思想。《太史公自序》所集中体现的编撰思想在目的方面表现为学究天人关注人伦日用,文通古今绍续《春秋》遗风,成一家言倡导发愤著述等;体例方面主要是以人为纲,本纪、世家等五体互补;编撰方法方面是人以群分比类合传,事以类聚专题叙录,详今略古重视考证等。司马迁确立了纪传体在史书编撰史上的主流地位。     

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诠释与编校

自汉武帝实行儒术独尊政策至东汉末年三百年的时间里,《管子》的研究成果不多。其间,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探讨,如《管子》与管仲的关系,《管子》的早期流传,《管子》的思想指向、文辞特征等,在整个《管子》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刘向对《管子》的编校更是意义重大,它标志着《管子》散篇传播时代的结束和其定本传播时代的开始。由于司马迁是在为管仲作的列传中提及《管子》而非专论,刘向写的《管子叙录》又有交待未清之处,因而留给后世学者许多难解的疑团。     

《河渠书》中司马迁的水利思想

在《河渠书》中 ,司马迁把兴修水利与国家的富强、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赋予了“水利”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 ,使“水利”的含义更深刻、更广泛。该书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思考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后汉书》所见东汉谶纬流行论

从《后汉书》的记载来看,整个东汉上至王侯将相,下至普通百姓,无不以谶言事,以谶断事。上层统治者,以谶断事,以立朝策;王公大臣,以谶言事,以干预朝政;普通百姓则争习图谶,以求仕进。可以说,谶纬已经渗入到东汉王朝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汉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西汉立国之初,基于政治和军事、地理的考虑,定都于长安,但由于关中之地与"暴秦"的历史关联,这一帝都长期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与此相比较,洛阳城营建于西周初年,是周王朝的都城,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这样,长安与洛阳,也就分别成为秦制与周制的象征,所谓的两都之争,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形式。西汉王朝自武帝始,国家政治日益儒家化,迁都洛阳遂成为儒家士人日益强烈的政治冲动。东汉之后,国家新都定于洛阳,这可视为儒家士人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同时却又激起了"关中耆老"的情感反弹。班固的《两都赋》是东汉明帝时期为洛阳辩护的典范文本。在现实层面,这一作品加固了洛阳作为帝都的位置,在观念层面,则全面昭示了汉代儒家理想王城的建制方式。就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它提示人们,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和建设,虽然奠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但最终却是要在政治、伦理、哲学层面确立正当性。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或哲学、政治观念的物态形式,它承担着"器以藏礼"或"以器显礼"的重大使命。     

《尔雅正义》引“贾谊书”考

《尔雅正义》引"贾谊书"共有27例,从分析引"贾谊书"原因入手,对引例分布、训释方式详细分析,得出引"贾谊书"具有:分布广且集中、引例简洁、反某为某现象多的特点。同时指出,限于体例与语言理论,造成引书时的缺点与不足。     

《后汉书》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考释再续

续释《后汉书》词语46个。这些词语绝大多数既未被《辞海》、《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等普通大、中型语文辞书所收录,也不见于张舜徽主编的《后汉书辞典》,只有个别词语已被《汉语大词典》立为条目,不过,或者其书证远后于《后汉书》,或者在《后汉书》中的意义为《汉语大词典》义项所无。     

《一切经音义》引书考论

《一切经音义》是中古时期一部重要字书,它引用了唐以前约450多种古文献,在文献学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通过对其引书的整理,就《一切经音义》引书在文献学上的价值作一考析。     

《新序》、《说苑》、《列女传》为刘向编撰——兼谈刘向三书的小说史价值

南宋以来多有学者认为《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并非刘向编撰,他只是做了编校订正工作。此说不确。全面解读《说苑叙录》、《汉书》刘向本传和《汉志》著录,可知三书为刘向编撰;《论衡.超奇篇》所说刘向＂抽列古今,纪著行事……累积篇第＂,以及三书收录西汉当代故事,也都表明了这一点。刘向三书是唐前规模最大的短篇历史故事集,开魏晋六朝志人小说先河,创立了魏晋六朝小说分门别类的编撰体例和模式。刘向为汉魏六朝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古代小说史研究中不应也不能忽略的小说家。     

司马迁礼思想研究——以《史记·礼书》为研究核心

司马迁的礼思想主要反映在《史记·礼书》及《史记》其他篇章里。《礼书》是否为司马迁所写,历来争议颇多。从先秦汉代文献互引情况及《礼书》思想内容看,司马迁是其作者。司马迁的礼思想包括几方面：礼的起源说,认为礼源于养人之欲、因世情而制定;礼的原则,包括礼必从本,重中庸适宜,兼重情、仪,与时俱变,重等级次序等;礼的功用,包括规范人伦纲常、塑建社会秩序,提高个人修养,对治国强国、巩固政权、一统天下起着重要的作用。司马迁对尧、秦、汉高祖、汉武帝这几个时段礼制的特点提出精辟到位的评论。司马迁的礼思想继承孔子、荀子、《礼记》,自成体系,与《礼记》有同有异,在先秦汉代礼学史中应占一个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