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早期的历史进化思想

历史进化论,是康有为早期社会政治改革思想的基本支柱,也被视为康有为早期社会政治改革思想近代性或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在早期康有为看来,进化是贯穿人类迄今所认识的整个宇宙运动过程及人类历史过程的一大特性.康氏有关进化思想,受到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直接影响;同时,康氏发掘并创造性地阐释了早期儒学中的"三统之法"、"三世之义".康有为极力张扬进化论,在于说明和改变现实中国落后于人的局面.     

为自由鼓,为平等呼,为大同书--纪念《大同书》公开发表70周年

本文对康有为的社会变革思想和大同社会理念进行了初步评介.指出康有为的社会变革思想融中国传统哲学变化日新的观念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想为一体,具有变法图强、强国富民的积极社会意义.他所鼓吹的改良维新主张,又显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同样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是儒家大同理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理念融通的结果.     

康有为政治发展观的人道主义向度

康有为既汲取了中国人文思想传统,又溶入了近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自然科学、社会政治文化精神和西方近代人道主叉价值观,形成其以人的解放和人类至善为目标的人道主义纲领。康有为的政治发展观中对君主立宪制和改良道路的选择,在其现实意义上表征了近代思想家对民族救亡的时代问题的回应,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体现了康有为渴望通过变革制度使得人性能得到圆满发展的人道主义价值溯求。     

"调和折衷"在杜亚泉思想中的方法论意义

"调和折衷"在杜亚泉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政治思想上,他以"调和折衷"的方法处理保守党和进步党、集权制与分权制、国家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关系,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文化思想上,他通过对中与西、新与旧的"调和折衷"建构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杜亚泉"调和折衷"的方法论有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思想来源,但在征引西方思想的表层下,隐藏着以中国传统文化参照,发明西方思想实质.     

评点老子与严复对立宪的检视

在学说上严复评骘老子主要针对康有为的尊孔贬老以求托古改制,在治学路径上他将老子无为而治之"道"与斯宾塞社会学思想互证,有中西会通的色彩.斯宾塞社会学思想的政治目的是为诠释英国君主立宪奠定学理.严复会通的目的无外乎论证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合法性.对日俄战争的反思是严复诠释老子的另一现实动力.严复借评点老子以论证日本对俄的胜利,实乃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借中国文化经典诠释西方民主制度,近代学者不乏其人,严复学贯中西使其更有典型性.     

论刘师培的“大道为公之世”

大同理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内容又有了极大的丰富,一大批思想家为大同世界所吸引,希望以此来拯救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在这些思想家中,便有刘师培.刘师培的 "大道为公之世" ,以人人平等为原则为核心,试图通过"均力主义"来消灭社会分工,以实行其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这是不同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的大同世界,是近代独树一帜、特色鲜明的又一种类型的大同理想.     

效率与公平--试论康有为的"共同富裕"思想

"共同富裕"是康有为追寻的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这一理想中,康有为为人们设计了"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健全发展道路,但在现实中,他仍没有摆脱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效率第一、公平第二"的陈规旧途.     

试析康有为《孟子微》的进化思想

在晚清"西学东渐"视野下,康有为《孟子微》一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康有为把传统思想与西方进化论相融合,从孟子思想中寻找中国社会适用于进化理论的可能性和标准,提出重"时"、重"仁"、强调阶段性发展的"三世进化"思想,并对严复译介、宣传的进化论展开理性矫正.康有为《孟子微》的进化思想演绎着传统和时代的双重变奏,折射出一代思想家调融中西方思想的智慧和勇气,对我们当下正确对待中西方思想文化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社会的公平思想管窥

公平思想是世界各国在走向近代社会进程中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冷静而理性地研究和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公平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轨迹,特别是梳理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脉络,使我们能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未来与发展达到管窥一豹的效果。     

论近代中国进化论"多源多流"的特点

近代中国进化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二是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观;三是西方进化学说.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近代思想家对进化论进行吸收和改造,形成各具特点的进化论学说.康有为吸收中国传统变易思想和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观,形成"三世"说的进化观;严复思想则是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思想的综合产物;章太炎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学说的影响,将革命引入进化论;孙中山信仰达尔文学说,提出"突驾说";陈独秀和李大钊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影响,分别提出"抵抗力"和"民彝"史观.因此,近代中国进化论具有"多源多流"的特点,在"多流"之中又有其共性.     

塞壅:康有为论中国专制的生存根基

塞壅,即阻隔,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康有为从对中国历史的思考中,得出了中国专制政体实质上即造成人与人之间分层阻隔、相互隔绝的生存状态,以便掣阻与统治。康有为震惊天下的"七次上书"即是对专制阻隔的最大挑战,并从深层思考上对此阻隔作了鞭辟入里的描述与揭示,从而标明必须以文化之光去烛亮人们心灵的晦暗蔽塞之处,方可有现代文明产生,方可成为现代人。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与维新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质是近代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面对汹涌而至的东传科学，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康有为对近代中国的设计，不管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清末民初，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嬗变经历着痛苦的挣扎与艰难的抉择，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时代必然性，其“经世致用”的价值指向也促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轨迹探析————以清末民初science概念内涵的演化为中心

中国古代的“科学”一词意味着“科举之学”及“分科之学”,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者率先用“科学”翻译science并赋予其近代意蕴。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国人或取道日本,或留学欧美,在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借鉴日本的翻译方式以“科学”指称近代science,并使其内涵不断演化和发展,其基本轨迹可归结为由侧重阐述“学术分科”观念发展到重视揭示“公理公例”之学,而科学方法论的导入及探索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观渐趋丰富、全面,使之具备“学术分科”的形态、探求“公理公例”的主旨以及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方法这三个主要方面。     

康有为教育思想新论

康有为是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教育上他有独到的见解和思想。一 ,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 ;二 ,特别重视普及大众教育 ;三 ,提出了教育是国家富强的基础的思想 ;四 ,主张开放式办学。他的教育思想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师法西学之异同

在 19世纪与 2 0世纪交会、中西文化冲合之际 ,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是师法西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对待西学问题上既有共同点 ,又有差异性 ,趣异而旨同。近代中国 ,西学东渐 ,由旧趋新 ,自东徂西 ,乃中国文化近代化发展之潮流。     

康有为的资本主义判断和世界大同理想评价

在西方文明对中国强势冲击和"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康有为以进化论历史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重新阐释传统大同理想,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歌颂过去转化为面向未来,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提供了文化前提。搞清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是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的必要条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康有为变通求新思想中的教育创新之智慧

要在变革中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并且要创办新式学校，改革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培养大批学贯中西、精通古今的通才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康有为变通求新的思想与实践，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研究和借鉴。     

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 ,都可以在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从现存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不仅写出了大量缘情绮靡之作 ,也有不少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 ,前者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 ,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 ,获致官职 ,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 ;后者则表现了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之把握从而居乱世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     

构建和谐社会:对近代中国三大乌托邦的否定

中国近代史上,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提出了各自的社会发展主张,如太平天国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企求的“大同世界”,孙中山提出的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这些主张实际上只能是乌托邦。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蕴涵更加丰富、更加准确、更加稳定的社会治理目标和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对时代的超越,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选择。     

康有为“新学”与晚清“小说界革命”——兼及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的“新学”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赖以存在的思想价值根基,从而使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正统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康有为从其“新学”思想出发对通俗小说的肯定与提倡,为通俗小说地位的历史性提升与士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与批评扫清了障碍,从而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乃至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