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体验与早期左翼小说的革命叙事

伦理化的精神创伤体验是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叙事特征,它开启了现代小说政治化叙事的先河.张闻天的《旅途》和蒋光慈的小说分别以情爱和困厄为中心,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角度为早期左翼小说的政治叙事确立了方向.     

流动的“乡土”——1990年代以降台湾乡土小说管窥

针对台湾学界晚近提出的＂新乡土小说＂、＂后乡土小说＂概念,文章尝试通过考察女性的乡土书写与新世代的乡土书写,以＂乡土＂的流动性窥测1990年代以降台湾乡土小说的发展样貌。     

左翼作家的革命叙事下潜隐的现代市民想象

对于左翼叙事,研究者往往更多地关注其激进的革命主题与红色意义,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上海二三十年代现代都市发展与市民文化背景下,茅盾、丁玲等左翼作家的某些文表现出一种写作意图与实际流露情感的断裂。这种断裂反映了他们的左翼革命价值观与内心真实的价值取向之间的错位。本文试图对他们在革命叙事下潜隐的市民情感和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论“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的变异

作为革命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一支,“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在蒋光慈、阳翰笙等作家的革命乡土小说实验遭到艺术上的失败时,柔石和叶紫们在革命的乡土题材中平添了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艺术色调,使得本是廉价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变得更有思想的深度,也更有艺术的意味。     

启蒙、革命与女性——以20世纪女性作家乡土小说为例

从五四到新时期,女性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对性别身份的确认,是在宏大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中展开的,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党派、阶级的烙印,因此一边是启蒙现代性给女性带来的人性和欲望释放的可能,另一边是各种主流话语笼罩下的被忽略了的性别牺牲甚至是无法掩盖的性别压迫.这种境遇来自于政治话语的功能性压抑,也来自女性自身精神“现代性”的困惑和艰难.     

“自我”与“乡土”的关联——论萧红与师陀乡土想象中的现代诗性

所谓的"现代诗性",并不是单纯指作品的意象、语言等外在层面的诗化特征,而是主要体现在其反映人的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即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以及生命意义的追问和探询。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萧红与师陀的独特性在于,对于生命感性与个体意识的叩问与反思成为其作品中的现代诗性的主要源头。在"乡土"与"自我"内在关联的建立上,他们站在了同时代作家的高度,同时也具备了某种超越性。本文主要以《呼兰河传》和《果园城记》两部作品为例,对两位作家建立在本体性存在基础上的"现代诗性"进行比较分析。     

简论日据时期台湾“左翼”文学中的“革命＋恋爱”小说

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自3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变动的时期，由于当时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受到世界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深刻影响，台湾小说创作的主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作家走上了“左翼文学”的道路。     

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