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东亚革命文坛的“一朵孤云”

蒋光慈是最早倡导并实践"普罗文艺"的革命作家,他的小说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前后这一段历史的社会动荡和人生沉浮,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作为一个从农村社会底层走进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知识分子,蒋光慈短暂的一生是孤独的、矛盾的,他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处于痛苦的挣扎状态,显示了革命时代先驱者丰富的灵魂冲突。蒋光慈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革命文学初级阶段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局限和缺陷,他在创作上的"失败"代表了左翼文学的"一种集团的倾向",对于左翼文坛的"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左翼浪漫文人人格精神之反思

在“艰难的选择”中历经的精神矛盾与痛苦是大革命前后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现实和思想特征。以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为内核的浪漫精神是左翼浪漫文人走上政治革命的起点 ,也是他们陷入两难境地的基因 ,并由此导致了启蒙与革命的错位、个性与信仰的对立。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

一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重要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可以而且必须结成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是因为,农民特别是小农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革命性,决定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盟友。毛泽东从建党开始至大革命高潮前后,通过对农民进行阶级分析,一步一步地认识了这个问题,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对待农民这个最重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以革命开拓者的姿态步入革命途程的。还在长沙读书时,他就曾不止一次地利用暑假,徒步去浏阳、宁乡、湘阴、岳阳、安化、益阳、沅江等县农村,调查了解农村情况。1918年首途北京时,因黄河涨水,火车被阻,他利用候车时间,同伙伴们一起到河南偃师农村进行访问、考察,了解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剥削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所以,毛泽东在建党以后,直至大革命高潮前后的岁月里,不仅较早地认识了     

《北斗》:走向革命的摇篮——丁玲左翼文艺思想的形成

红色的1930年代,丁玲的文化身份由稿酬制度下的自由主义作家转变为左翼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完成了其革命意识的转变.这转变的原因是多维的.1930年代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是丁玲转变的重要原因.从这一位置,丁玲开始走向革命,不再仅仅是革命的旁观者,而是在实际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亲身体验劳动者生活,广泛地接触人民群众.这一切促进了丁玲的左翼文艺思想的形成.     

女性与革命——以1927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

女性与革命,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履历中,既表现为"互为因果"的依存关系,又呈现出彼此冲突的逻辑悖论.本文以1927年大革命为背景,聚焦于茅盾、白薇、谢冰莹、叶紫等几位参与并表现大革命时期女性与革命关系的作家与作品,借助历史文献,对大革命中的性别关系及女性体验,进行细致阐释和理论论证,以期能够通过文学,返回历史现场,透过性别体验,对革命文化的复杂性,进行一番新颖而有效的审视.     

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     

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毛泽东初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产物。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体现了革命初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分析和考量。其体现了在考察过程中,毛泽东坚持的实践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以及群众原则,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原则。毛泽东将农民视为中国革命重要力量,强调农村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农村大革命在报告出版后迅速高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蓄积了力量。     

沈从文、老舍和左翼文学关系疏离原因探析

老舍和沈从文与左翼文学流派的关系较为疏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少数民族身份所致.民国之后革命派对满族的排斥,导致老舍对政治和革命的恐惧,以至于站在冷眼旁观的位置.满清王朝对湘西苗族的血腥镇压和沈从文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汉族对苗族无辜百姓的杀戮,使具有苗族血统,具有多年从军经历,看透了所谓"政治"和"革命"本来面目的沈从文对政治和革命极为反感.他们都是在"五四"启蒙精神的感召下登上文坛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促使他们仍然传承了传统文化再造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主题精神,追求文学的独立价值,反对文学依附于政治.     

左翼作家的革命叙事下潜隐的现代市民想象

对于左翼叙事,研究者往往更多地关注其激进的革命主题与红色意义,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上海二三十年代现代都市发展与市民文化背景下,茅盾、丁玲等左翼作家的某些文表现出一种写作意图与实际流露情感的断裂。这种断裂反映了他们的左翼革命价值观与内心真实的价值取向之间的错位。本文试图对他们在革命叙事下潜隐的市民情感和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略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期两种不同道路的选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共中央个别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机械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搞"中心城市暴动",使革命蒙受巨大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了农村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成功打下了基础.     

左翼文艺界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和批判

在"五四"文学革命力量衰竭的过程中,左翼文艺界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促进了"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向.左翼文艺界虽然承认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精神--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接受西方近代化,但他们时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和批评趋于贬低.     

试论近代日本右翼的“三阶段”发展路径

近代以来,日本右翼一直是活跃在日本历史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不仅影响了日本的对外政策,更影响着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本文旨在通过对近代日本右翼的分期、流派及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分析,尝试性提出近代日本右翼的"三阶段"发展构想。即:近代日本右翼是经过了"观念右翼"的勃兴"、革新右翼"的发展、直至"法西斯右翼"的蜕变三个阶段,并在这一逻辑前提下认为将近代日本右翼视为法西斯右翼的观点过于简单。     

论左翼作家之政治趋向

在残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化、世俗化、大众化作为仁人志士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的救国使命,决定了左翼文学突出的政治倾向。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体趋向群体、社会价值疏淡文学价值、"社会化"倾向加重。本文着眼于政治文化,通过文学与政治之关系探讨来解析左翼文学政治化倾向的因由和影响,力求真实再现其历史本貌和本质。左翼文学作家的政治化倾向客观上限制了对艺术本质探索和审美追求,以及艺术个体自我的个性发挥,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对于贫穷落后的平民文学,左翼作家却做出了历史性的功绩,对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王朝“革命”到社会“革命”——“冲击-反应论”与近代中国“革命”的转换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尽管中华文明曾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自然经济的惰性、宗法社会的钳制、专制政治的高压,中国几千年来只有改朝换代的王朝革命,而没有出现经济升级、政治变革、观念更新的社会革命。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商品经济、自由观念、民主政治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才趋于解体,中国才实现“革命”的转换,从循环的王朝革命走向真正的社会革命。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关于拓展辛亥革命研究的几点思考

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日渐兴盛的今天,或许向社会—文化视野的转换,也不失为拓展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选择之一。有几个方面可以拓展:即超越事件史与运动史的革命话语研究;由革命的历史转向历史上的革命研究:关于革命类型和革命普泛化问题研究;以辛亥革命为基点,在总结20世纪一系列革命或非革命现象基础上,形成关于革命的学理性研究成果。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达尔的民主权威理论评析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革命和民主问题成为当代世界的最重要主题之一。达尔认为，个人选择标准、能力标准和经济标准是判断民主权威的三个重要标准。他得出结论认为，在一个良善的社会当中，民主权威也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而且，直接民主、复决制民主、代议制民主、委员会制民主等民主形式各有优劣，人们应该根据现实政治状况选择适合自己模式的民主。     

革命和改革视角下中国现代化的加速进程

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应对各方面的冲击维护其统治必然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而自觉或不自觉推动了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障碍,必然要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反动政权统治。革命和改革是推进现代化加速发展的助推器。中国现代化在特殊条件下展开,从而导致中国革命和改革对象复杂性、历程曲折性、领导者多元性和特殊性。     

论孙中山的革命坚定性

能够看清历史潮流,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的孙中山,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他的革命坚定性,主要表现为能够高瞻远瞩,确定并勇于实践革命理想,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在成功面前淡泊名利。孙中山的革命坚定性是他事业的强大推动力。     

“家”与“家乡”:流动者的乡土情感——“留洋流动”与“农民工流动”的比较

家的流动能否让流动者持续饱有家乡情愫?借鉴享廷顿对于移民研究的三种类型(旅居者、归附者和双重忠诚者)对两类流动(农民工、留洋流动)作了规模、结构及情感归属上的描述性比较;然后根据伯克的认同变动理论对三类型流动群像作归因解释,基本的研究结论有:(1)当家离开家乡时,流动者对家乡的情愫是分类型而异的;(2)就对家乡的眷念因素而言,农民工更侧重于土地,留洋者更依从文化;(3)流动者乡土情感的异质性分类,与流动者个体对认同标准、感知、比较及其行为的选择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