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性质看汉初《论语》面貌

《竹简论语》不属于三《论》中的任何一《论》,而是三《论》之外的一个杂糅的汉代早期写本。它能够反映汉初《论语》的一些面貌。     

定州《论语》分章考

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论语》之性质约有二说,李学勤先生以其为《齐论》,刘来成、单承彬先生则认为是《鲁论》。实际上,王素先生已经指出,由于郑氏注本以及传本或今本都是融合本,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齐论》和《鲁论》,根据这种比较是无法确定简本《论语》的性质的。王素先生认为简本分章一般较今本为少,从而否定简本为《齐论》说。但考今本章数,三十章以上凡六篇,而简本虽已残缺,其残存的十枚章数简高于三十章者即有五简,简本最高章数四十七章也高于《集解》本最高章数四十四章。因此,王素先生根据古书《齐论》章数多于《鲁论》的记载所判定的简本和今本《论语》归属,恰恰是南辕北辙。有学者认为汉代《论语》文本的出现都是在《古论》发现之后,本文不能赞同。武帝时经学出现由齐转鲁的倾向,以《鲁论》为主,融合《齐论》的文本应在张禹之前就已出现。因此,八角廊汉简《论语》很可能是与古、齐、鲁三家《论语》并行而内容互有同异的一种文本。     

从《论语》看孔子的隐逸思想

孔子是春秋后期一个积极的用世者。但对古代高士和当代贤哲的向往和推重,一生落魄的坎坷的经历,让他对隐逸有一种难舍的情结,并形成一整套有关隐逸的理论。首先,他提出了关于隐逸的原则:一是"邦无道",二是"道不行"。其次,他谈到隐逸存在着不同的层次选择,即"贤者辞世,其次辞地,其次辞色,其次辞言"。再次,他还论及隐居生活的自我人格完善,也就是要保持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这些思想对后世文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章“攻”字义补释

《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章,一般将“攻”释为“治”或“攻击”,但是这种解释与《论语》文义有矛盾。所以,前有范氏、戴望以义理解经,训“攻”为“专治”“执”,后有钱穆承范氏之学,训“攻”为“专攻”。训“攻”为“专治”“执”“专攻”,虽较训“攻”为“治”或“攻击”合理,但是加一“专”字解释,却缺乏训诂学根据。结合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功乎异端”与《诗经》中“敦弓既坚”“我车既攻”与《毛传郑笺》中“盬,不攻致也”“攻,坚”以及《荀子·议兵》中“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等证据,可证“攻”确实可以训“坚”,“坚”有“坚执”义,则《论语》此句可释为“坚执异端而不改变,这就有害了呀”。     

从谐音和异文看《醒世姻缘传》的声类现象

从谐音、异文材料探求明末清初百回长篇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所反映出来的声类现象,主要有四个方面:全浊声母的清化;知、庄、章的合流;舌面音[t()]、[t()]、[()]已经产生;零声母字范围扩大,这些为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仪征胥浦汉墓竹简《先令券书》未释县名辨析

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竹简《先令券书》1号简中的■字,以往释作“亥”“定”“仄”“昃”“今”“乞”诸字,皆未安。从字形、文例、文意来看,该字应释作“與”,读作“舆”,意指舆县。《先令券书》首句释文应改作“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與（舆）高都里朱夌,庐居新安里”。101号墓所在之地为汉代舆县都乡高都里,舆县城址当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竹简秦汉律与唐律

通过对竹简秦汉律与唐律的比较,尤其是篇目体例与有关诉讼方面一些具体法律条文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虽然在从秦汉时期到隋唐时期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从一些具体法律条文到整个律典的篇章体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则是高度一致的。     

从竹简《文子》中道与德的关系看早期儒道关系

学术界对于儒家和道家关系的重新认识,不应该开始于郭店楚简的出土。在竹简《文子》中就已经有了"儒道相谋"关系的蛛丝马迹。通过对竹简《文子》中"道"与"德"两个重要概念及其关系的分析,可以说明"德"是早期儒道之间相互联系的结合点。     

从词语引用看《论语》对《文心雕龙》的思想影响

《文心雕龙》一书引用《论语》达80多处,其中大部分为一般意义上的字词引用,同时在重视教化,强调仁孝为本,思想内容纯正无邪与表达方式合乎正道,文学与德行相互促进,重视文采,文质相称,"文疑则阙"以及"君子疾名德不章"等思想方面,《文心雕龙》受到了《论语》实质性的影响。     

从《论语》看孔子的诚信思想

关于诚信的地位,孔子提出“信”是“仁”的必然要求,是立身的关键、建立朋友关系的基础和维护朋友关系的准则,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以及政治的基础;在诚信的标准问题上,孔子坚持“义以为上”、“义以为质”;关于诚信的实行,孔子提出“谨而信”、“敏于事而慎于行”,好学以使信合于义等观点,表现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由竹简《文子》看原本《文子》的思想

竹简《文子》出土后,研究者对《文子》思想理论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但多数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仍限于今本《文子》,或者将今本《文子》与竹简《文子》混为一谈,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所以许多旧说值得商榷。本文以竹简《文子》为研究蓝本,从残缺混乱的简文中提炼出原本《文子》的思想概貌,认为原本《文子》应是老子道家向黄老道家过渡的中间桥梁。     

《论语正义》诠释特点新论

清代是《论语》诠释的高峰,刘宝楠著《论语正义》乃《论语》注疏史上集大成之作,其突出成就主要有三点：第一,在“例”“法”方面,参仿焦循《孟子正义》,主邢昺《论语义疏》的“疏体”规范,勇于打破“疏不破注”的传统,大胆构建新疏范式;第二,以最详实、精审的考据成果为《论语》注解作一总结,既兼收并蓄,会通汉宋,又精于审断,取舍得当;第三,自觉践行“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治经理念,探寻微言大义,重视形上建构。刘宝楠特殊的成长背景,孕育了他会通古今、不主一家的学术个性,形塑了《论语正义》超迈前贤的卓异成就和独特价值。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人《论语》看孔子的教学方法

本文在简论孔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从注重言传身教、因材施教、提倡启发式教学、善于培养学生兴趣、认真听取教育对象的意见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教师教的方法;从提倡学而不厌、注重实事求是、主张学思并重、鼓励择善从之、提倡不耻下问等五个角度分析了学生学的方法.     

再读郭店竹简《老子》

目前学术界对郭店竹简《老子》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在郭店简本《老子》之前已有一个较完整的《老子》原本,简本则是它的节选本;另一种认为,简本《老子》是一个完整的原始传本,今本则是在简本的基础之上增篡而成的。本文认为,简本《老子》很可能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多种老子语录或著述中的三组文字,是春秋末年流传下来的,至战国晚年才由后人合编增补成较完整的帛书本《老子》和今本《老子》的。至于简本《老子》与儒家的关系,虽说简本《老子》没有后来的“绝仁弃义”那样公开反儒的文字,但亦有贬抑儒家思想的倾向。对于这点我们也是应当加以注意的。     

从陶渊明诗文中的典故看《论语》对陶渊明的影响

《论语》在东晋时已经基本成为一部儒家经典,陶渊明对《论语》更是十分熟悉,并且在其诗文中屡屡化用。通过对《论语》和陶渊明诗文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论语》质朴、隽永的语言,对陶渊明"语淡情深"的语体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陶渊明积极入仕和自甘归隐的人生向往,是对《论语》中仕与隐思想的一脉承袭,他对自然的爱恋,他所具有的仁者情怀也都受到《论语》和谐理念,仁爱主张等或多或少的影响。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国控告文书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所载的控告文书,是秦国重要的司法文书。它的产生是秦推行连坐法及对捕罪犯者和告奸者实行奖赏法的结果。秦依据公室告、非公室告控告的内容不同,将文书区分出受理控告文书与不受理控告文书两类。秦对受理的控告文书,经审核依内容属实与否,分别对控告者采取购、不购、论、不论等有奖有罚的四种处理方式。     

从《论语》看孔子的“无为”思想

道家从老子起就极力主张自然无为,然而这种思想绝非道家独有。实际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也主张自然无为。关于这一点,却很少被人注意到。本文将以《论语》为主,谈谈孔子自然无为的思想。首先,我们应对自然无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自然”,并非指自然界,而是指“本然”,即事物本来的样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中的“自然”即这个意思。“无为”也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指不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断,一切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淮南子》对“无为”有一个很大篇幅的解释：“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