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唐初儒学之士的历史选择

隋末唐初儒学之士的历史选择杨荫楼我国封建时代的儒学之士大多有着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他们对社会的变革最为敏感。每当社会发生大的变动时，这部分人便风云际会，一展雄才。隋唐之际的儒学之士，即以极大政治热情和睿智，投身社会，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选择。...     

谈隋末农民战争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

近两三年来,有一少部分同志,在隋末农民战爭研究中,特別强調了隋末統治阶級的內部矛盾麄冋J为在隋皇朝建立之后,进一步限制或削弱世族的力量,在經济方面,隋前期,令州县“大索貌閱”和“输籍定样”,来搜括世族蔭附,巩固均田制度;在政治方面,罢九品中正,海内一命以上之官,皆由吏部辟暑,煬帝时,并建进士科来选拔官僚,这样,对世族也是进一步的削弱。由于隋皇朝一貫以来,在經济、政治各方面打击士族,因此隋末农民大起义发动,士族也参加农民起义,来反对隋皇朝的統治。他們还列举了当时地     

表彰抑或利用:唐代德政碑刻立的政治意图

唐代德政碑的刻立,里面夹杂着各种复杂动机。对于申奏刻碑的百姓而言,他们有的是发自内心为良吏奏立德政碑,有的则是受地方官员驱使。由于朝廷重视基层百姓对地方官的评价,因此,耆老、百姓等记录官员治绩的"状",以及耆老对地方官的评价也就成为申奏刻碑的重要依据,这成为他们被地方官利用的价值所在。对属下官吏而言,他们为州刺史、县令或藩镇主帅立碑,带有巴结逢迎的目的,因为地方长官手中握有辟署权、荐举权等,双方之间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有的属下官员则借助德政碑来表达对碑主的知遇之恩;此外,在为长官申奏刻立德政碑的同时,碑阴题名也能间接为他们自身带来政治声誉。对碑主而言,德政碑可以为他们带来良好的政治声誉,从而为考课带来好处。中晚唐时期的节度使还可以借朝廷的德政碑,获取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对唐朝天子而言,刻立德政碑,可以为天下官员树立良吏典范,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维护秩序的目的;当中央势弱之时,天子又借助德政碑来笼络强藩。可见,唐代德政碑刻立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动机,而不仅仅是出于表彰美政或善政这样简单的理由。     

同治时期东北民众武装举事性质再认识——以马傻子举事武装“杀恩合，坐盛京”口号为中心

清朝同治年间,东北地区爆发马傻子领导的武装举事,提出“杀恩合,坐盛京”口号。当代学者大多认为,这是农民起义的政治口号。但综观恩合在奉天的行迹,其缉盗捕贼、镇压举事武装不遗余力,遂与江湖绿林、举事武装皆结冤仇。因此,举事武装提出“杀恩合”,确系个人恩怨所致,并非一句具有明确政治意义的口号,更不能作为判断举事武装性质的依据。     

隋唐与吐谷浑关系述略

<正>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动乱的时代,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直到隋代,混乱局势才告结束,“五胡”所建的国家政权也随之消失。然而,“五胡”之一的吐谷浑却从西晋末年立国青海而延及隋唐,仍为势力较强、地域辽阔的封建王国,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与强盛统一的隋唐频繁交往,关系友好。本文试对隋唐与吐谷浑的关系予以论述,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政治文明建设中地方政府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思考

扩大社会有序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和根本动力,其中,地方各级政府在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方面意义重大,采取切实有效的途径扩展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巩固自身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基础,有利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进政治文明进程。     

东汉民间士人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

东汉迎来我国古代民间士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数量大增。他们长期活跃于乡里,凭借博厚的学识与道德,树立一定的私人威望,在地方社会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民间士人平息乡讼、感化民众、普及教育,改善了社会风气、促进了文化发展,与官方"道洽政治"的教化目标相一致,有利于地方政治的平稳运作;另一方面,士人们努力保持人格与道义上的独立,或拒召不仕,或抗衡长吏,与官方"野无遗贤"的主导意识相冲突,客观上不利于地方政治的顺利运作。在地方社会与政治的有序运行过程中,民间士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唐韓笠《壶关录》之史料价值

唐韩笠《壶关录》是一份极为重要的隋唐历史文献,它虽不是正史,但却内涵今隋唐正史中严重遗缺的内容。特别是文中关于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密生平事迹的记载,则大大地丰富了各正史《李密传》中的李密形象。其中李密族属、瓦岗军檄文、李密与李渊之间的书信、徐鸿客进李密书、越王杨侗给李密两封诏书等,均可补隋唐文献之缺。     

最高(政治)决策者的效用函数

最高(政治)决策者效用函数的核心目标是维护和巩固统治权。这也是其实际目标。为此目标,他们必须向社会公众提供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公共产品,这构成其正式目标。而且,他们对正式目标的完成状况要达到社会公众所能忍受的最低安全值水平,否则政权将会出现动荡,故称之为安全目标。为防止政权处于崩溃之边缘,他们存在着对正式目标的完成状况要高于安全目标水平的动机,故称此为其保护带目标。然而,对每一类公共产品在维护统治权中的权重及其认识分别取决于社会公众的相互博弈和最高(政治)决策者的主观估计,因此二者往往并不总是一致。当某些公共产品的作用被最高(政治)决策者忽视,其供给指数将为0,即统治权的维护实际上就存在着缺口。此外,意识形态影响着最高(政治)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对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及其价值的评价,具有晕轮效应,这使最高(政治)决策者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调整成为有利于维护和巩固统治权的行为。     

元初乃颜 哈丹之乱

蒙古汗国时期建立的诸王分封制,对于调动各部的武装力量,加速征服战争的进程,巩固对占领区的军事控制,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统一全国局面的逐渐形成,诸王分封制开始走向了它的反面,一些实力雄厚的蒙古诸王逐渐滋长了与元中央政权的离心倾向,他们或者拥兵自立,或者觊觎皇位,酿成了元初蒙古诸王的一系列动乱。     

试论雅典演说的政治功用

在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演说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领袖通过发表演说不仅可以影响公民大会的决策和陪审法庭的判决,而且还对传播民主观念、教育民众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政治领袖而言,演说就是他们获得领导权并对之进行巩固和维护的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     

从无为而治到儒法兼综--文景时期地方吏治的历史考察

本文以地方吏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为切入点,兼及中央政治的变化,从实际操作层面对文景时期地方吏治的演化,作了系统考察.认为在汉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方针的指导下,地方吏治宽松,虽然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政治空间,但是也加重了汉初本就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坐大的诸侯王国、富裕的工商阶层与权行乡曲的游侠势力交叠在一起,使得汉廷的地方统治秩序日趋紊乱,地方吏治日益腐败.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日益茁壮成长,他们中的儒法兼综之辈,面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文景时期提出了政治革新的要求,并受到了一直在谋求皇权扩张的皇帝积极而有力的支持."孝文本好刑名,"反映的正是皇权试图扩张的实质.两者的努力在根本上改变了此前的地方统治格局.这次变革影响深远,后世循吏与酷吏兼用的吏治风格即肇端于文景时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发展历史上,文景时期有其特别重要的一面.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锻造对党绝对忠诚的新闻铁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地方主流媒体,特别是城市广播电视台,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媒体党建的"根"和"魂",坚持党性原则,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积极创新有为,不断巩固、拓展党媒主流宣传阵地,全面提升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和竞争力,为讲好地方故事、传播地方声音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一种民主化序列的分析范式

政治转型即政治体系的民主化,一般遵循威权政体的崩溃、民主政体的创设、民主政体的巩固三个序列阶段.韩国政治转型较为完整地遵循了这样一个民主化的序列范式.经由民主化转型而实现民主的韩国,其民主政体的巩固正处于由消极巩固向积极巩固的转进过程中,这期间既要求宪政结构的优化,更要求建构起对新的民主制度起支撑作用的政治文化.市民社会可以提供这样一种介于并融通个人与国家两个政治主体的中间阶层和文化支持.     

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

本文尝试从精英成长的模式来解释市场转型与地方政治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认为 ,市场转型与地方政治秩序的失范不必然是一种因果关系 ,2 0世纪 90年代 ,社会抗争事件之所以呈现上升趋势 ,地方社会精英的功能丧失是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不仅使他们失去了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能力 ,更为突出的是 ,他们反而成为加剧社会抗争事件的动力。     

汉元帝时期儒生的政治参与研究

宣、元之际乃西汉政治文化一大分野,元帝以降,儒学日益发达,对政治影响日深,儒生的主体意识也空前高涨,他们常以儒教大义为依托,畅言复古改制,积极参与政治。文章以汉元帝时期儒生群体的政治参与为研究对象,总结当时有代表性的两类儒生群体的政治参与方式,指出正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政治参与,才导致了各自不同的政治命运。     

唐太宗执政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面对隋末唐初百废待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复杂的严峻局面,唐太宗李世民心存忧患,治不忘乱,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分析探讨其执政思想并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对于新时期巩固我党执政地位、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淮南子·齐俗训》政治思想浅议

《淮南子·齐俗训》从语言风格和思想归趣上都与《庄子·齐物论》有密切关系,是对《齐物论》的延伸与发展。《齐俗训》的作者有感于现实政治中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矛盾,而将关于风俗时宜的讨论引入到政治问题的探讨中,提出地方风俗与文化在价值上并无高低优劣之分,理应对地方的风俗、礼法和文化进行尊重和保留。《齐俗训》中的政治思想反映了汉初部分学者对"汉法"的反思,以及他们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之协调问题的思考。     

雅典民主政治的质量衡量

政治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经历了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和伯里克利改革三个阶段,这也是旧体制解体、民主建立以及民主巩固的三个阶段。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衡量应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即民主政治的结果、民主政治的内容、民主政治的程序。衡量雅典民主政治的质量,目的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