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

沪宁铁路成为官办外债铁路的原因1895年,临时兼任两江总督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先提出沪宁铁路全路建筑计划。在最初的沪宁铁路建设方案中,张之洞只是主张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筹一段之款”,“办一段之路”,并无借外债修筑该路的意图。但是,沪宁铁路最终却演变成了一条官办外债铁路,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使沪宁铁路建筑计划的实施面临着官款难筹的窘境。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大量军费开支及战后对日巨额赔款,使清政府在战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正如清政府户部奏折所反映,“方今国用匮…     

晚清时期“裁厘加税”问题的历史考察

厘金制度是中国近代国内贸易中一种重要的征税制度.关于"裁厘加税"问题,清政府与列强进行了一系列谈判,成为中外商务关系中的一大难题.中英马凯条约关于"裁厘加税"条款的规定,表明了列强提出的"裁厘加税"的虚伪性.而在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内腐朽的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通过"裁厘加税"的途径来建立有利于国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保护关税制度和废除国内封建的关税壁垒、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晚清台湾地区铁路建设经费主要来源分析

晚清时期,台湾地区铁路建设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台湾地区自筹经费和中央专项铁路经费中的"台湾省解款"两个部分。其中,官办体制下的台湾铁路建设经费来源主要包含海关税收和厘金;中央专项铁路经费中的"台湾省解款"则主要来源于厘金。台湾地区铁路建设经费的主要来源及其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晚清财税制度的新变化。     

论清政府铁路决策的出台

铁路决策既是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朝野上下议论的焦点,又是求强、求富宗旨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商战”策略在政府决策之中的反映。从1874到1887年,清政府历经近14年才做出铁路的决策,到1906年,清政府基本上对各省修筑铁路请求都予以批准,使铁路利国利民的共识得以充分体现。围绕着铁路的修建问题的讨论,朝野上下还引出了海防和边防运兵、富国利民、与列强争利权等现实的主题,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在求强求富道路上艰难曲折的历程。     

清末民初沪宁铁路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纵观近代中国铁路的经营,多数铁路管理不善,交通事故以及因之造成的矛盾冲突频繁发生,危机重重.沪宁铁路运营初期亦如此.地方政府与沪宁铁路局认真分析总结事件发生的原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完善其管理,从危机预防、化解及善后处理等方面适时地采取一系列灵活且行之有效的危机化解措施和管理策略,切实加强了沪宁铁路沿线的交通安全.至20世纪20年代,沪宁铁路引发的公共危机在全国铁路中属于较少者,其管理被称为“国有铁路的典范”.     

试论厘金制对晚清财政的影响

厘金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重要的商业税制,开创于1853年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特定环境下。最初它仅是一种临时性的筹饷措施,之后却发展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税制,直到1931年才被南京国民政府裁撤。厘金推行的过程中给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自从厘金制开创以来,各阶层人民的反抗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清廷关于"裁厘"问题却多次议而不决,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厘金与晚清时期的国家财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厘金打破了传统的财政税收结构,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四大支柱之一,对国家和地方财政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     

晚清政府以夷制夷策略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运用

19世纪后半期,东北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成为列强妥协斗争的场所.晚清政府在维护自身利益及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过程中多次运用了以夷制夷策略,先后经历了在处理朝鲜问题上联合列强制衡日本,甲午战争后联合俄国对抗日本,义和团运动后又联合日本牵制俄国,以及在晚清末期联合美英平衡日俄势力.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本质是一种均势战略,其实施的前提是国家的实力.晚清政府分化瓦解、相互制衡的以夷制夷策略不仅不能真正地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反而促使列强的妥协与联合,使得晚清政府更深地陷入到列强的包围之中.晚清政府"制夷"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更大程度地为"夷"所制.     

近代外国教会在华创办的慈幼事业

近代外国教会在华创办的慈幼事业引起了我国民众的普遍反对,成为平民与教民矛盾的焦点之一.虽然外国教会在我国创办慈幼事业主要是为了发展教会势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虐待婴孩的一面,但客观上,外国教会办堂育婴抚孤拯救了部分濒于死亡的儿童,迫使清政府重新考虑官方的育婴问题.     

洋务外交决策方式的新变化

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的外交决策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枢与地方讨论决策和地方督抚自主决策是两个明显的表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政府固有的双重外交体制的存在和地方势力的不断扩张。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决策空间,也反映晚清决策重心不断下移的趋势。     

民国时期的浙江营业税述论

厘金是晚清政府为镇压天平天国运动、筹措军费而采取的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显现,从而导致国民政府时期裁厘改税的施行.作为裁厘后财政收入减少的弥补举措,中央有统税和特种消费税的举办,地方则为营业税.浙江作为实施营业税较早的省份,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和原因.     

盛宣怀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它深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而作为这次革命的直接导火线則是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及其所引起的广大人民的保路运动。盛宜怀是当时清政府制定并貫彻铁路国有政策的邮傳大臣,在势如燎原的保路运动中,他自然要受到万人唾駡。作为清末买办官僚头子,他扮演了促进革命爆发的一个主要反动角色,并不是偶然的。他是近代中国早期的官僚資产阶級的一个典型代表,是帝国主义势力和清朝反动政权相結合的化身之一。他和袁世凱都是李鴻章一手提拔的。袁世凱主要在軍事上、政治上繼承了李鴻章的反动衣鉢,盛     

保守中的趋新——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思想之再分析

在晚清时期关于修建铁路的争论中,刘锡鸿提出了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的思想,该思想不仅使他成为反对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也历来被学界视为封建顽固势力的典型代表.那么,到底应如何看待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的思想?从刘锡鸿个人的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君主专制制度等方面入手分析可知,一味强调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的保守的一面,而忽视其合理的一面,未免有失偏颇.刘锡鸿提出反对修建铁路的思想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原因.我们不仅要看到当时无论反对派或赞成派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也要看到制度因素对晚清时期铁路建设进程的影响.     

厘金与晚清财政变革——以湖北为例

本文以咸同年间湖北的厘金制度、厘金收入为考察对象,运用档案等相关史料,对湖北厘金制度的起源、演变进行考证辨析,统计咸同年间湖北历年的厘金收入。并对湖北厘金由应急的临时税转变为经制化正常税的过程进行探讨,认为厘金的经制化固然是官文等地方强势督抚力争的结果,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同治年间中央财政对厘金的依赖程度已远超地方财政。其后镇压捻军、回民起义、收复新疆、兴办洋务、创建海军乃至中法战争、甲午战争诸事不断,国家财政开支总体而言有增无减,清廷欲回复至太平军兴前以农业税为主、中央财权高度集中的"祖制",无异于痴人说梦,使厘金经制化,提高国用款在厘金开支中的比重,成为唯一可行之道。     

试论晚清的商办铁路政策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其铁路政策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官办与商办之间摇摆。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中止了商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咸同时期清中央与地方对财权的争夺——以厘金整顿为中心

厘金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财权的消长。从厘金整顿反映出咸同时期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既有争夺,又有让步,充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对财权争夺的复杂程度。晚清中央财权的不断下移、地方财权的急剧膨胀的局面,正是在中央与地方曲折的、反复的争夺中逐步形成的。     

同治早期的江苏省厘金制度小议

起源于咸丰年间的江苏省厘金制度,在同治朝早期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重建与规范,最终形成了一张密布于江苏境内的厘金征收网络。这张厘金征收网络为江苏厘金由战争税转变为经常税提供了制度保障。     

厘金制度和子口税制度比较浅析

厘金制度和子口税制度是近代中国实行的两种新的税收制度。这两种制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现拟就二者关系进行对比分析，以观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一产生原因较析厘金制度和子口税制度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税收制度，是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逐步形成的．厘金制度肇始的直接原因是太平天国起义的用发．清政府为镇压起义，“筹款”、“助幼”，解决财政困难，万不得已于1853年实行了此权宜之计。当时清王朝内外交困，对外鸦片战争耗费军费和赔款总计约7000万元左右①，鸦片贸易所引起…     

晚清“厘金”起源新探

厘金是晚清创办的一个新税种,属于商品流通税性质。它的出现,很快成为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据191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贾士毅著《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3页)论及“晚清咸丰时之财政”中说:“咸丰三年(1853)……军饷之取资于此(厘金)者,十盖八九。所入当岁在千万以上。”《清史稿·食堂·会计》中载,光绪十七(1891)年,全国厘金收入1630余万两,约为地丁收入2360万两的69%。1840年鸦片战争后,厘金又成为满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的主要来源之一。这项税种一直延续到1931年元月(湖北于1930年底)才被南京国民政府裁撤而告终。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谈判是清末清政府积极修约实践的重要事件.这次修约涉及中英关系的诸多方面,并对晚清中外关系的整体格局有所影响.在这次谈判中,有关外人参与中国口岸米谷转运出口的问题,成为修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英双方几经会谈,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使清朝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在这次议修商约谈判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在清政府积极修约态度的变化之中,还可以看出其中对外交涉与内政变化的密切关联,外交观念的转变中有对外国势力逼迫下政治经济主权利益的切实诉求.这种努力虽然不能改变屈从列强的大格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清末政府外交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光绪末年显露的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成为国人外交观念转变之趋向.     

清季路权问题与中国近代化意识

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西方列强借修约之机向清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以攫取在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借此打开中国内地市场,进行全方位的侵略运动。由此引发清政府内部围绕铁路问题的广泛讨论。本文拟以此间列强觊觎中国路权的侵略活动和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为切入点,剖析在传统小农思想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交互作用下,清末近代化意识形成的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