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中国新诗审美规范的探索者

本文立足于现代性的视野,探讨了袁可嘉有关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张及其价值。面对40年代中国新诗的“感伤”困境,袁可嘉从新诗创作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和“新诗戏剧化”的拯救方案,这无疑对当时的诗坛具有纠偏化弊的作用。同时,作者还从文化的角度,对新诗的现代性问题予以深刻的反思,从而坚持了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这种对审美现代性的执着追求,无论对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给予文学的压抑,还是大众文化给予文学的冲击,都具有某种反抗和颠覆作用。     

论老子的文学观念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观念是以其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由于老子的政治理论为"君人南面之术",以"清静"、 "无为"为旨趣,因而他对文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就文学观念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老子的文学观念与孔子的文学观念正相反对.如果说孔子所提倡的文学即文教,企图以西周传留的礼乐文献和礼乐文化来教化人民,那么,老子所提倡的道学则是道教,即以先王传留的道论为旨归来影响人民.老子揭露礼乐文化对社会政治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为人们理性对待礼乐文化和深入思考儒家文学观念提供了思想武器,补充和修正了儒家的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关于"民智"问题的探讨

从西方传来的民主观念在近现代中国变成了所谓"民智问题",迄今为止,"民智问题"成为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政治观念.它是西方民主观念在适应中国现实需要过程中的一种变异,是西方民主政治理念同中国社会落后历史积淀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因而这种论调既不符合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活生生的政治现实,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因此它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思想障碍.扫除这一障碍,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思想前提.     

文学与政治;当代文论中"本质主义"话语的分析

文学服务于政治需求,这是断定"二十七年"文学本质主义主要缘由.出于对政治的片面化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极力和政治撇清关系,试图寻找文学自律,但这并没有使文学完全摆脱本质主义的影子.当下话语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微观政治淡化了本质主义色彩,文学和政治在关系主义维度上开始重新对话,它们也隐含着滑向"绝时相对主义"的危险.因此,文学的政治诉求并不绝对导致本质主义,如果梳理各个时期的政治以及文学的具体观念,文学、政治和本质主义的关系就显得相当复杂.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超越"专制"与"民主":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的比较优势

治国之要,唯在用人.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作为一个"模式有机体",在领导力量、价值取向、运转方式上与"专制"和"民主"体制下形成的官员选任模式相比,展现出明显的模式优越性.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通过政治守正提升模式有机体"免疫力",通过文化创新提升模式有机体"精气",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强壮模式有机体"骨骼",为超越"专制官员选任模式"和"西方民主官员选任模式",提供了政治保障、文化支撑和制度支持.     

启蒙的复调：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思想的三种向度

启蒙是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极其重要的思想指向.它主要有三种向度:一是胡风等"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遵循五四和鲁迅文学传统之路进行思想启蒙,这是行进中的思想探险;二是延安诗派等现实主义诗学以毛泽东的《讲话》为精神源头,更多地关注于政治层面,尤其强调对知识分子作家、诗人进行"逆向"思想启蒙,即由启蒙的"主体"转变为"客体",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政治形势的需要;三是袁可嘉等"九叶"现代主义诗学关注的视点是艺术的审美启蒙,这是"诗言体"艺术自律的文化呈现.这三种不同向度的启蒙构成了多维的思想空间,使40年代的诗学思想显现得更加丰富、厚重和深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

在中国,"文学"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词汇,文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也长期占据着中国文化的核心位置.但历史上的"文学"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在向"文学"的现代涵义的演变中,关键的时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关键的变化是对文学体裁的重新认定,对文学性质和功能的重新认识;起关键作用的是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美学思想、知识分类体系以及现代高等教育模式的输入.     

理想"国民"的"现代乌托邦"——晚清"乌托邦"小说新论

晚清新小说界首先选择政治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中的乌托邦小说作为传播其"改良群治"和"新民"理想的文学载体,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乌托邦"小说与晚清时期个人观念之间的必然性联系,而晚清政治叙事小说的所得与所失也都与此密切相关.从"个人"及个人观念的角度分析晚清新小说中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学现象,不仅凸显了它的基本特征,也对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作出了阐释.     

诗学的政治: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

20世纪30年代日趋政治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生态是京派审美主义生长的重要场域.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既是对现代政治和经济的批判和超越,也在现代社会变迁中表达出怀旧的感伤,隐含在"感伤"里的却是现代政治无意识,是现代社会的理想叙事和审美幻象.京派的审美主义是特定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是一种"政治"诗学,它以想象的对抗方式重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审美的同一性和复杂性.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作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诸子确立的.先秦诸子眼中的"文学"含义宽泛,指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统称.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吕氏春秋>作者为代表的杂家学派,虽然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将"文学"看做"文治教化之学".这种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错位的文学对抗--重评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

三十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是以胡秋原、苏汶等为代表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以左翼陈营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交锋,胡、苏以文化自由主义的宽容性和审美性拆解对方的"武器论",左翼则以政治性、工具性规定文学的功能和创作;一方执著于文学的本体自由,一方坚守着文学的伦理自由.这是两种文学观念、标准的对立和碰撞,是一场错位的文学对抗.     

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马雅可夫斯基“情结”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外源性成因是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准确地说,左翼文学在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创作理念、主题话语诉求和审美精神气质上更多地受益于马雅可夫斯基及其创作。在作家的创作价值立场或身份认同、角色认定上,左翼作家群体与马雅可夫斯基具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主题话语是"革命",左翼文学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亦可视为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文学的创造性重构;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大众化取向是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现代性信念"的审美转述,从文学大众化中寻求"现代性"精神也是左翼文学的基本创作诉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除了雄壮豪迈的主旋律之外,还存在着柔弱感伤的音调",左翼文学在为暴风骤雨的时代倾情歌唱的同时,也留下了知识分子自我"柔弱感伤的音调"的心灵记录。     

"抗战与民主"旗帜下的文学生产和编辑出版行为

抗战爆发至共和国成立前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毋不庸置疑,"抗战和民主"旗帜下的文学生产和编辑出版行为,都属看不见硝烟的另一战场文化战线.由于二者的互动极其自然地以民众或读者为主导,因而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新文化"现代性",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实现的前提.另外,战时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受制于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表现形态也极其错综复杂.     

艺术还俗--90年代"先锋"创作观念的嬗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使得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家们所面对的文化语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样他们的创作观念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嬗变.本文探讨了文学领域里的"先锋派",在90年代艺术创作观念从先锋走向市场、走向世俗的嬗变过程.     

认真对待"托克维尔问题"

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问题意识可被概括为"托克维尔问题",包括"民主铁律"、"自由至上"、"结合难题"三个层次.时至今日,这三个层次都未得到充分的认知与妥善的解决.托克维尔本人对"文学政治"的批判及其方法立场提示我们"托克维尔问题"不可能通过理论构造得到妥善解决,但它为现代政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评判标准.我们必须更加认真和全面地评估托克维尔思想的价值.     

现代派新论

一、有关研究方法的反思在迄今为止的现代派文学研究中,不论是以袁可嘉为代表的观点,还是以徐迟为代表的观点,我们都不难发现它们各有不足和缺陷。正如一位年青的新方法研究者指出过的,许多年来,当我们用习惯的传统方法分析研究人文科学时,总不难从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分别找出许许多多的原因来。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深感困惑的,不是他们怀疑自己的观点的局部正确性,而是一旦把自己的观点放在整体中,放到历史发展中去看,就会发现各种原因互为因果,而自己不过是抓住了人文学科关系链条中的一环而已。袁可嘉的立论较为透彻地分析了政治形态对文学的影响,但他把政治看成文学的终极要素,忽略了整个社会结构母系统中的其它构成,显然是片面的。在文学史研究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     

浅论袁可嘉对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

袁可嘉借鉴西方现代派诗学理论,用"包含的诗"修正象征主义纯诗疏离现实的倾向,拓展了新诗的表现内容;他对人生经验与诗经验的关系、艺术的象征性、诗歌的玄学性等的论述,纠正了新诗大众化后偏离诗的本体发展的倾向.综合两股诗潮之后,他构建了一种"中国式"的现代诗学体系,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

文章提出了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问题的存在,分析了法治建设中"政府悖论"问题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传统文化、路径依赖和政府失灵等因素,指出了"政府悖论"问题的必然性、复杂性、长期性,认为解决"政府悖论"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法治观念的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