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

基于明、清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大统一政策的政治文化感召以及南迁德宏后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在近代与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侵的重大历史契机中,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由族群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向更高层次上的升华,使云南景颇族的政治文化具备了良性发展的基础。     

景颇族的原始宗教习俗

景颇族约有8万人,大部分聚居于云南省潞西、瑞丽、陇川、盈江和梁河等县的山区。到了解放前,景颇族的原始社会制度虽已濒解体,但产生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原始宗教仍以传统或者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在景颇族社会精神生活中起着作用,颇值得研究。现试从五个方面,就景颇族的原始宗教观进行初步的探索(注)。     

景颇族的婚姻形态

勤劳、勇敢并素享好客美称的景颇族,有八万余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区,其中陇川、潞西、瑞丽等县是他们最集中的居住区。解放前,由于景颇族进入以地缘联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已有长久的历史,单一姓氏、支     

耿马县景颇族和谐的多语生活——语言和谐调查研究理论方法的个案剖析

通过对耿马景颇族语言使用情况的定量、定性分析,结论认为,耿马县景颇族的语言生活是一种和谐的多语生活.具体表现在:普遍稳定地使用母语;全民自觉地兼用汉语;部分景颇族能够兼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不同的语言功能互补、和谐共存;语言态度开放包容.不过,耿马景颇族语言生活中也存在若干相关的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加以解决.     

自发秩序与和谐——以景颇族解纷为例

处于习惯规范调控下的景颇族社会几乎就是一种自发秩序。文章从具体的案例分析着手，展示了景颇族社会自发秩序的魅力；接着论证了这种自发秩序的合理性及其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中的运行限制，最后阐明了自发秩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论纠纷解决仪式的阈限及功能

纠纷解决仪式是解纷机制的外在载体,并直观地展示解纷机制的公正性。文章以维克多·特纳的阈限理论、符号理论和正反结构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把静态描述和动态场景结合起来,深入阐释了景颇族解纷仪式的场域,并分析了景颇族解纷仪式的法文化功能。景颇族解纷仪式对当今审判仪式的完善和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具有重要启示。     

69 木脑纵歌

“木脑纵歌”是景颇语的音译，意思是歌舞盛会或大伙跳舞。这是景颇族驱恶扬善、祝颂吉祥如意、欢庆丰收的传统节日，也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节日。在云南省德宏州的瑞丽、陇川、潞西等景颇族生活的地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至十七日都要举行景颇族的木脑纵歌。在节日来临之际，景颇族选定一块天然坪场阔地为舞场，在舞场正中央架好木脑标栋，示栋（用木柱搭成的标牌）上有舞形图。     

入选作者、作品简介

桑耀华
　　桑耀华,男,云南洱源人。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专业。原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云南大学政治课教研室哲学教师,参加过云南民族调查及云南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编写工作,现已离休。著作有：《德昂族简史》（主要撰稿人）,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德昂族》,民族出版社出版;《茶水清清话德昂》,云南儿童出版社出版。参与调查、整理并编辑《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编辑《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辑《思茅、玉溪、红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论文主要有：《茫蛮和金齿族属试论》,（《云南社会科学》）,曾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金齿国盛衰简论》,（《中央民族学院学报》）;《景颇族山官问题初论》,（《民族学研究》第五辑）;《论近代景颇族社会的半部落半封建性质》,（《云南社会科学》）;《部落释义补正》,（《辞书研究》）等。     

论近代景颇族社会的半部落半封建性质

本文认为,近代景颇族社会是从部落或部落联盟社会向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社会过渡的,因它既脱胎于部落社会,又受封建社会的强烈影响,故一方面保留着原始部落社会的许多痕迹,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封建领主、地主制的不少特征,许多尚未消亡的而且是比较浓厚的部落因素与发展着的封建社会诸因素同时并存。若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作些比较,中国有些城市资本主义发展快,帝国主义势力强,而有些地区则封建势力强,还有一些处于部落、奴隶、农奴等历史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但起主导作用的政权是封建的和殖民地的结合体,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参照这个结论去观察认识景颇族近代社会性质,认为用“半部落半封建”来反映更恰当些。     

云南陇川邦瓦寨景颇族“家务建设”的历史考察——直过地区民族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过渡问题研究

(一)“家务建设”在邦瓦寨引起的变化云南省陇川县邦瓦寨座落在县城东南面的高黎贡山余脉的邦瓦山梁上,面临龙江河谷,与潞西县的西山隔江相望,距陇川县城约十五公里,海拔一千四百米,属于亚热带气候。这里土壤肥沃,物产丰富,适宜种植咖啡、紫胶、桔子、砂仁、棉花等经济作物。宽阔的山场和常年不衰的青饲料对于牧放牛马骡羊等牲畜十分有利。邦瓦寨居住着单一的景颇族载瓦支(五、六十年前迁入的四户汉族和两户大山支景颇族,在语言习俗等一切方面都完全同化于载瓦了)。全寨一百四十六户人家散居在长约五公里的山梁上,分为上中下三寨,五个生产队,现有八百五十四人。解放前,邦瓦寨和其他所有的景颇族村寨一样,政治上处于土司山官的双重统治之下。     

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理论起点评析

历史主义是从历史的联系和变化中考察对象的原则和方法,它是一种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前提是承认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它的基本涵义是:尊重历史的实际,注意历史的演变,以是否推动历史的进步作为判断考察对象的价值标准;历史主义方法论与阶级分析方法论同属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但历史主义方法论更具解释力和生命力。     

1920年井田制辩论: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

192 0年井田制辩论不仅在经济史上有重要意义 ,更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代表着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辩论根源于治史理念上的歧异 :史观派的胡汉民、廖仲恺视史实重建为中心任务 ,史料派的胡适以史料整理为首要工作。针对井田制问题 ,双方的立论角度和研究门径截然异趣 :前者侧重于井田制的经济史分析 ,努力借取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方法 ;后者着眼于井田的史料沿革 ,谨守广搜精考、穷源毕流的清儒成法。作为方法之争的井田制辩论 ,史观派最终占了上风。其后史观、史料两派的命运却大为不同。     

历史社会学兴起的学科基础探析

历史社会学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所产生的一门学科,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社会学的历史反思是它产生的母体学科,社会史的繁荣则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动力。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行为、历史事件、历史结构、历史制度或体系的学科,立足现实、研究过去是其主要的学术思路,解释过去、了解现在是其基本的学术目标。     

历史剧也是一种历史文本——从清宫戏看历史人物的再创造

历史剧对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再创造应该把握一个适当的尺度。长期以来,由于清宫戏的热行,"戏说"历史已成风气,对历史人物的随意虚构和编造现象日趋严重。失实的翻案,漫画式、符号化的人物塑造,导致观众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的误读。历史剧创作在坚持艺术个性的同时,应该建立与历史文本相适应的史剧理念。     

探索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王学典教授访谈录

从学术思潮角度来清理 1 949年以后的中国史学史是有相当合理性的。因为当一种学术倾向成为左右全局的“思潮”时 ,这种学术倾向事实上就具有了相当的意识形态属性 ,而脱离意识形态属性来谈论中国当代史学则会远离真相。 2 0世纪 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坛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控制 ,从 90年代开始 ,中国史学已基本上走出意识形态的笼罩 ,形成了多元化格局 :唯物史观派史学 ,西方式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和所谓“国学”的复兴。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将会长期共存。中国史学要想融入世界史学主潮之中 ,必须加快学科整合的过程 ,抓紧调整现有的概念、范畴、术语。在目前背景下 ,《史学概论》课程的首要任务是训练学生的洞察力 ,特别是训练学生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现今社会的洞察力     

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

历史的神话往往是被历史的书写者有意或无意缔造的,人们一旦接受了神话化的历史,便不再对神话以外的书写感兴趣,对已浮出水面的新鲜史料也视而不见.被许许多多部文学史约定俗成书写出来的"五四",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五四".历史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相貌的"五四",也许因为书写者习用非第一手资料,甚或因为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编排成了单色调的统一面孔.几乎任何一部文学史书写出来的"五四",都是出自同一模具的产物,近乎千部一面.尽管时至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但有关"五四"诸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仍被文学史遮蔽了,与之相关的许多人与事和因果的逻辑关系常常呈现出史料不足的简单,学术结论也往往显出缺乏实证的草率甚至武断.我们对真正读懂"五四"还有不小的距离.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规律还是原则：马克思历史必然性的再讨论

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同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的区别在传统的研究中一直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实际上,如果简单地把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理解为历史内部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就从根本上回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思想的实质,是指出历史的运动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原则而非规律,正是这一点使得历史成为“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