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薮》中的辨体论

对诗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方法。明代对诗体的“推源溯流”肇始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唐初、盛、中、晚分期的最后确立则归功于明初高楝的《唐诗品汇》。此后,格调派以“尚古”、“宗盛唐”为论诗的核心与标准,源流之辨和诗体之辨,成为格调派立论的基础。胡应麟作为明代复古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薮》的诗歌辨体和风格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颇为深远。     

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

汉赋用《诗》以词章解读经义,内涵修辞、讽喻、引述、经传四方面,彰显了一代文学之赋的时代特征与用《诗》的文学传统。汉赋用《诗》以文引言,通过直引、论诗、乐歌、取义、取辞诸方法,表现出修辞艺术由言词向文本转化的趋势;汉赋于《诗》兼取三诗,而以《风》、《雅》为主,体现其偏重言情、陈义而略于述德的讽喻功能;汉赋引《诗》由断章取义到取辞见义的转变、对文学意境空间的重构,也使文章的意义得以增强;汉赋用《诗》有着以传解经的意义,内涵赋词与《诗》义的互文性,决定了汉赋对《诗》的摹写特征。汉赋首次以文学文本形式用《诗》,其引诗、解诗、化诗的文学化表现,以及常见的公式套语与举一例百之法,既隐含了赋体中经义与词章的矛盾,又为《诗》进入后世文学创作领域奠定了基础。     

宾礼与春秋时代赋《诗》风气

春秋时期,贵族士人保留着温文尔雅的周代君子遗风。《诗》在对外邦交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邦国交际过程几乎通过《诗》来完成。在主观上,赋《诗》行礼、以《诗》明礼,主要在意其外交意义;在客观上,赋《诗》言志具有文艺鉴赏的意味。赋《诗》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遵礼而行,所以《诗》意本身便在政治和道德层面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或作为真理的依据而被运用。朝聘诗为"陈己德"的重要手段,是外交语言的诗化。《诗》本身的价值和影响往往与赋《诗》者的品德境界相辅相成。     

赋体渊源索解——兼说"命赋之厥初"

近年来,关于赋体源流之探讨,学界多有论说,意见亦纷纭杂出,莫衷一是.笔者本文拟就赋体之初义切入,溯源综该各家之说,寻绎诗骚、战国行人辞令、隐语等与赋体文学的内在关联及其各自于赋体文学之促生之功.继而比较屈宋创作心态之异,倡言成熟赋体作品成自宋玉之手.兼论宋玉当为文学史上以"赋"名篇之第一人.     

《历代赋汇》的汉赋编录与分类

《历代赋汇》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赋文学总集 ,也是汉赋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辑录汉赋多达 5 5家 ,计 1 92篇 (含建安赋 ) ,超过清以前所有的赋文学总集。编者将这 1 92篇赋作分为 32类进行编录 ,既展示了汉赋文学题材的多样性 ,又便于后人的仿作和研究。其分类思想多源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书 ,而又根据赋文学创作的实际进行了一些归并、拆分和调整。尽管《历代赋汇》在辑录汉赋时尚有漏收、误收、重收、不标出处等缺点 ,但它仍堪称是我国古代汉赋编录与分类史上的殿军之作 ,至今仍无一部书可取而代之。     

异曲中的同曲——英诗《乌鸦》与汉赋《鵩鸟赋》之比较

诗歌历来被认为是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精粹。中英诗歌虽用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背景下由不同的诗人们创作而成,但由于这些作品用来表现人间的喜怒哀乐这些基本的人间情感,故即使不同时代和不同语言的诗歌也存在很多的相似性。本文力图以文学的可比性为基础,分析爱伦.坡诗歌《乌鸦》与贾谊《鵩鸟赋》之相异与相似。     

“序体”源于商周铭文考

序作为一种文体类型,主要用于介绍著作动机和作品内容的编排次序.商周铜器铭文旨在介绍铜器铸刻的因由和展现器主身比先人、序列功名的内在意图,这正构成了后世序体文章的根本特征.因此,将商周铜器铭文视为最早的序体文章是合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这一点可以从<诗><书>等小序的创作事实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三边赋》之《西藏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的《西藏赋》,从作者及版本、赋作内容、特色与价值等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与当时特定时代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相结合,探讨《西藏等三边赋》所产生的时代背景。     

《诗经》"六诗"新考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流行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然而,由于《毛诗故训传》至两汉交替之际已成断简残篇,所以在东汉末年,《诗》学大师郑玄对“六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而孔颖达等又盲目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武断认同了郑玄的解读,致使后来的《诗经》学者陈陈相因,谬种流传。经考析,现存《诗经》文本中保存有风体诗83首,赋体诗43首,比体诗55首,兴体诗39首,雅体诗46首,颂体诗约39首。     

皎然《诗议》考

<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即传本<诗议>的前半,和传本<诗议>的后半以及皎然<诗式>,对很多问题的有不同看法,有的甚至走向两个极端.这二者可能不是作于同一时期,<诗式>定稿于贞元五年(789),作于皎然晚期,<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则当作于大历八年(773),甚至广德二年(764)之前,作于皎然早期.这说明,从<诗议>到<诗式>,皎然的文学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可能与大历贞元年间诗歌现念的变化.与当时一些士人性格作风和马祖道一洪州禅的影响有关.怎样更为准确地把握皎然及大历贞元年间文学思想面貌,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文图一个时代——汉赋与汉画像互文主题及其文化意义

文字与图像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在图像转向现代性知识背景下,通过图像来研究汉赋文学,即汉赋图像学,是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汉代是一个图像兴盛的时代,画像是汉代文化精神的图像彰显;汉赋是一代之文学,是汉民族心理的语象呈现。汉赋的祭祀宴饮、狩猎出行、乐舞百戏与宫室建筑等主题类型的文字语象,与汉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中同类画像的视觉图像相互印证、比较阐释。汉赋文本与汉画像在语言与图像的相互转换过程中,被赋予极为浓郁的象征性意味,其图文间的互文性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生命的内在驱动力。这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对后代艺术创作与民族形象塑造产生了极为深厚的影响,其所包蕴的民族精神及其深层意义世界彰耀后世文化主题。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西汉伊循职官考疑

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认为西汉所设伊循都尉属于敦煌郡的部都尉;伊循地区除存在隶属于敦煌郡候望系统的都尉职官外,还存在隶属于中央大司农的屯田系统的职官。     

汉赋文化特质简论

汉赋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其中还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意蕴。将汉赋还原到汉代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汉赋的精神实质。汉赋和汉代政治和汉代帝王息息相关,并随着汉代政治而勃兴或衰微、随着汉代帝王对汉赋的喜恶而或盛或衰;汉代经学占据汉人思想的主导地位,辞赋之士受经学影响最深,经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天人感应观念、君权神授观念在汉赋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播和浓重的渲染;汉赋有自己独擅的艺术意境,总体上讲究辞采华丽之美,讲究音韵之美,细分之,大赋小赋又有不同的审美趋向;汉代赋家多有论赋,从司马相如到王充,汉代的辞赋观大抵由全面肯定到折中批判再到全面否定。     

汉赋起源新论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楚辞>,或谓多源.我们认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所作的赋学批评而已,事实上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楚辞>原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至于汉赋多源说,实未揭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在何处.细案史料,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特定的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皦然分明.     

汉晋赋管窥

论文就汉、晋时代几篇赋佚文的辑录、认定、归并和篇名问题等进行了严密的考证论述。考定此前所谓东方朔《旱颂》为贾谊《旱云赋》中的文字 ,崔《武赋》佚文实即崔《武都赋》中佚文 ,该赋写了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的活动中心 ;论证了蔡邕所谓《协和婚赋》《协初赋》实为一篇 ,篇名应用《协初赋》 ;傅玄《团扇赋》《圆扇赋》《纨扇赋》本为一篇等。纠正了以往学界认识上的错误。此外 ,或对原文进行恢复 ,或增补佚文 ,或揭示其艺术上之特色 ,俱有助于对这一时期赋创作及有关作家之认识。     

试论王充的汉赋观

王充对汉赋创作中真实性与独创性的强调 ,对虚妄、因循与复古的不良文风的针砭 ,以及努力提高赋家地位、揭示创作规律的举措 ,都具有很多的合理因素 ,闪耀着理性的、智慧的光芒。但他对汉赋的夸张虚构与丽靡之辞持坚决否定态度 ,尤其是过分强调汉赋颂美、讽谏的社会功能 ,又未能超越儒家文艺观的藩篱     

新时期汉代抒情赋研究述评

新时期汉代抒情赋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是探讨了散体大赋的抒情性;二是对骚体赋、抒情小赋的抒情品质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三是从传承的角度,探讨了汉赋流变过程中诸多环节的抒情特点。这三个方面拧结在一起,不但拓展了抒情赋研究的空间,而且为重新认识汉赋各体的抒情品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汉赋与汉画像的比较看两汉审美心理

汉代审美心理较之先秦有很大发展,对比汉赋和汉画像两种异质媒介在艺术旨趣上的同构可以发现,汉代审美心理明显异于先秦审美心理。张扬、宏放、繁丽、朴拙共同构筑了汉代的审美情趣,这是大汉气象的体现,也是楚文化的再次张扬。在根本上,这种转变离不开国家的强盛,但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来看,则这一审美心理的变化也是中华民族认识水平进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