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

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何勤华本文对汉语“法学”一词在古代中国、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汉语“法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但多用为“律学”，且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有着重大区别；现代意义上的汉语...     

从科学方法论看李约瑟悖论的探讨

探讨李约瑟悖论,有内史与外史两个基本着眼点。后者论述煌煌,结论已为多数人接受,一句话,中国古代不具备良好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外部社会环境。近些年来,在将古代科学和技术概念进行区分的前提下,从内史的即分析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动因的角度出发,很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李约瑟悖论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①,即“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由此又从李约瑟悖论中引发了“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论争,并使李约瑟悖论所涉及的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主要是古希腊和中国科学的关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尖锐了。本文着重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试图对上述问…     

古代希腊、罗马、中国法学方法的比较分析

古代希腊、罗马都曾有过法学的辉煌,而罗马法则“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法学的发展是很有限的,但也曾有它的黄金时期：战国与西晋。本文试图从法学的方法探讨法学与立法的相辅相成,从而找出法学研究的最佳方法。一、古希腊法学的学理性古希腊法学基本特征是多学理而少经验,学者们对法的现象的研究是宏观的、抽象的、纯理论的,从德漠克里特到自然法学派,法学家们以学理的方法探讨法律问题,注重概念的界定,类的区分,分析概念之间的关系,把法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作为一个整体…     

"法学方法论生态化"不是开往春天的地铁

笔者认为生态学的方法引入法学,只是使传统法学研究多了一种具体方法,而对传统法学研究的“以人为本”的利益衡量机制和主客二分的研究模式这些方法论层面上的理论基石并未构成挑战首先,我们讨论的是面对生态危机法学领域内的方法论的创新问题,而不是在其它领域中的创新,那么我们必须遵守传统法学的概念规则。“当我们利用传统法学的概念体系,逻辑体系和理论体系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他们所使用的概念的含义,而且不得偷换概念,在这里前提下,我们再去找出传统法学理论的不足,健全法学理论体系,使法学同时考虑到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和愿望,并同样按照传统法学的学术规范去建立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将环境法的规则体系融入到现有的法律体系当中,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和进步。”而法学方法论生态化的话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哲学、生态学、伦理学概念,比如说“主客一体化”、“人与生态的整体利益”、“自然的内在价值”。但这些概念并不是法学家提出来的,也从来没有纳入法学的话语体系,特别在法学语境中,主体、客体和价值这些概念有着特定的含义,任意改变其含义将会使法学体系陷入逻辑混乱的境地。     

论“意”之义:中国古代两种文学阐释模式的生成

在中国古代诗学的话语系统中,“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对“意”的含义和意义的不同理解不仅形成了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的诗学本体论,而且形成了两种诗歌阐释模式和意义生产方式。“意义生产”这个提法意味着阐释过程中文本意义不是简单地被发现并被揭示出来的,而是被创造或被建构出来的。阐释本身即具有“生产性”。“以意逆志”“得意忘言”“可意会不可言传”中的“意”都是具有生产性的古代诗学概念。对“意”的深入探讨可以从一个独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义传达与诗学阐释方式的某些重要特征。     

儒家哲学的论证模式及其理性根基

就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问题,中西皆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文从儒家哲学论证着手,提出儒家哲学三段论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孔孟哲学论证与新儒家哲学论证之异同,分析儒家哲学论证的理性根基及其逻辑类型,从而解答中国古代到底有无逻辑的问题。     

傅山的有无观

有与无,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是宇宙本原和本质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傅山对历史上的有无之争作了总结性清理和改造,他提出的天地万物生于有与无的统一、万物即有与无的统一的“反常之论”,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探讨傅山的有无观,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有无”范畴的发展历史,是必要的。     

“契约”与“合同”之辨——以清代契约文书为出发点

通过区别清代的“单契”与“合同” ,本文指出 ,由于缺乏人格概念和平等价值 ,清代的契约关系体现为当事人之间的具体关系 ,其中 ,“单契”是一种不平等的具体关系的反映 ,而“合同”中则存在着相对平等的具体关系。在清代 ,“契”与“合同”是不同层次的概念 ,“合同”与“单契”才是平行层次的概念。 1 90 0年以后 ,西方大陆法学传入中国 ,由于法典体例要求法学概念须在逻辑上保持统一 ,又由于古典契约理论只承认抽象契约关系 ,因此 ,中国法学中形成了“契约”与“合同”两个概念相互排斥的格局 ,并延续至今。以民间借款契约、格式契约等现代契约活动为例 ,本文试图说明 ,现代契约中仍然存在着因“议价能力”、垄断地位等因素形成的不平等的具体契约关系。因此 ,一方面 ,在现代法中 ,仍然有维持契约范畴内概念的多元性和层次性的必要 ;另一方面 ,除抽象关系外 ,今后对现代契约的分析还应适用“具体关系”这一概念。     

迷失的范式:法学立场的检讨

中国自海禁大开以来,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漫漫征程。但当借鉴和移植并未能达到所预期的理想目标时,我们也逐渐重新审视和质疑: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法学自身的定位和出路到底是什么。本文在对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进行范式批判的同时,借用黄宗智先生的“文化双重性”概念,尝试对法学的当代中国命运作出自觉的反省。一蔡枢衡在抗战时期曾明确提出“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究往何处去”,[1]时至今日,邓正来先生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法学界掀起轩然大波,重新将这一使命摆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学同仁的面前。应该说,对…     

主子对中国“象喻”文学的贡献

庄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象喻”学家,他对中国“象喻”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古代“象喻”的概念、成因和功能等问题都进行过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从而解决了中国“象喻”理论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中国“象喻”的具体形态具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从而为中国“象喻”创作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模本和范式。     

和: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核心范畴

"和"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核心范畴。"和"与"同"异,却与"中"不可分。宇宙万物由"和"而产生,又存在于"和"的状态中,这是中国古代辩证法对宇宙万物本来面目的根本认识。"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观。"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解决今天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仍具有指导意义。     

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的非"懂"性

"懂"是现代文学理论范畴,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不以"懂"为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把"读"和"解"进行了区分,"读"和"解"都属于文学欣赏活动,但"读"比"解"更具有根本性,没有"解"仍然可以欣赏,并且不影响欣赏的性质,但如果只有"解"而没有"读",即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和体味,那就构不成欣赏。中国古代的"解"主要是文意上的,它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懂"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中国古代民事法律调整的独到之处

近年来法律史研究中对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的考证,都肯定中国固有民法强调禁与罚而非正面地肯定权利,其通过对公权力的规定相对界定出私权活动范围;古代法典是在实定性的私法体系外设想和构筑民事法律秩序的,正律正典仅仅是一种作为民事活动底线的最基本的要求;既然中国古代调整商品交换关系的大量的行为规则和裁判规则的存在不容置疑,那么,以成文法为表现形式的民法的直接渊源之外的民法的间接渊源,是理解中国固有民法的关键,从广义的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渊源多元结构的角度,不但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固有民法的实在体系,而且能够概括出其特有的调整模式。     

论证券法之“证券”——以《证券法》第2条为中心

由于证券法之"证券"应当具有严格的法定性,在立法以"列举式"定义证券却无法周延的情况下,可通过分析美国证券法判例中的"Howey Test"并结合我国证券法律实践,确立我国证券法界定证券范围时使用"兜底条款"所应当采用的标准。"资本证券"是一个在证券法领域颇受重视且频繁使用的概念,但是,在比较各国或地区的证券立法并对证券法理论进行回顾后可发现,"资本证券"既没有成为立法用语,也没有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对此,可在分析有价证券、证券资本的基础上,厘清证券法上的"证券"和有价证券、资本证券之间的关系。     

朝鲜李睟光“性情论”探析

李睟光的"性情论",不仅是朝鲜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朝文论关联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但是李睟光的"性情论",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性情"、"情性"的诗学范畴不同,李睟光的"性情论",既与程朱理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国古代文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在对这两个方面的承传关系中,更多的是出自于他的"重道而轻文"的哲学观与诗学观。     

“伦理法”的是与非

对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特征 ,人们的概括五花八门 ,然而“伦理法”的概括在近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伦理法”的概括应予肯定 ,但现有的理论解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 ,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伦理法”的概括只有基于世界法律发展的整体背景 ,基于立法、执法、守法等法律运行的全过程 ,才可能达致理论的完满。     

先秦冥界神话考——兼论《楚辞·招魂》的神话学价值

根据安德烈·朗格“万物有灵”论和荣格“原型”理论,灵魂不灭自然观在远古社会普遍存在,幽冥世界是上古神话领域一个重要的母题。中华上古冥界神话独具特色。在人神杂糅的上古早期,神鬼相混为一,没有明确的天界、地界和冥界之分。商周时期出现了冥府的雏形,但此时的观念是人死后的灵魂归于极其险恶高峻的大山之上而不是归入地下。昆仑山是此时“天堂和地狱之山”的典型代表。战国中晚期,《楚辞·招魂》的出现显示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冥府神话。它开创幽都冥界在于地下的神话内容,补充和发展了《山海经》《尚书》等置幽都于地上的古老提法,完整地显示了中国上古神话的三维结构模式,堪称是中国上古冥界神话的经典篇章。     

宋代"妖言"罪源流考

中国古代法律多以“妖言”罪名钳制思想 ,严厉打击妄言天命行为。唐律将其区分为涉及国运休咎和人命休咎两大方面。宋代“妖言”罪名内涵扩大 ,北宋早期禁“夜聚晓散” ,后期禁“吃菜事魔”。明清时期开始有了“邪教”的称呼。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司法的证据主要分为七种,但存在证据制度上的先天不足,表现在与西方重神判的宗教传统不同,中国审判重人判,重视口供与刑讯逼供的采用等。与西方法律相比较,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内容比较简单,加上证据采集手段的简单粗糙,官员注重自由心证,导致刑讯逼供频繁,冤假错案时有发生,证据制度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发挥得并不充分。     

太极“气韵”与朝鲜（韩）民族舞蹈文化及“韵律”之关联

"太极"独特的"气韵观"中,"气"论占据了古代社会全部意识领域,影响着中国舞蹈乃至东亚舞蹈艺术表现风格的形式及体系的建立;"韵"的审美价值的确立对舞蹈美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构成了舞蹈艺术之理念"气韵观".朝鲜(韩国)舞蹈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中国道教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