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反弹成因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在经历了持续低迷后开始出现反弹。本文基于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和“低生育率陷阱”假说,从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对欧洲生育率反弹的成因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国际人口迁移、文化嬗变作用下的个人主义思潮、宗教弱化、非婚生育观等是欧洲生育率反弹的重要影响因素。欧洲国家多年来通过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完善公共服务等政策强制降低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阻止了生育率的持续下滑。由于欧洲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存在差异,所以在制定促进生育率反弹的政策时具有不同的思路和侧重点。文章通过数据分析总结欧洲各国总和生育率反弹的方式和程度,并对欧洲典型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进行简单评估。研究发现以减轻女性照顾家庭的责任,保障女性在职场的权益为出发点的“去家庭化”政策比主张传统的家庭分工,女性照顾家庭的“再家庭化”政策更为有效。而兼顾“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政策的国家生育率反弹最为明显。     

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的检验与再阐述

本文从低生育率陷阱原假说出发,利用低生育率典型地区宜昌的调查数据检验并尝试重新阐释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数据结果表明,社会学机制的自我强化效果是存在的,保证其作用发挥的理想家庭规模是通过纵横两个方向的社会化过程习得的。纵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父母的子女数量,横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同辈人的常见子女数量和其所处的计生政策环境。社会化过程具有退行性特征,因此育龄人群的理想家庭规模更倾向于较小的值,在社会学机制的作用下,育龄人群最终生育数量更倾向于小于其父辈。由此,低生育率实现了代际传递,进而实现了自我加强。但是这并不表示这种自我强化机制是不可改变的。     

增加教育投入或可减少低生育率负面影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统计学教授彼得·麦克唐纳的研究报告《低生育率：东亚的困境》称,良好的教育可以帮助东亚地区降低低生育率带来的负面影响。麦克唐纳表示,从长期来看,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其劳动力规模也会随之下降,这将为社会、经济带来一系列挑战。他说,低生育率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这将产生“低生育率陷阱”。“为了降低低生育率造成的负面影响,政府可以尝试增加教育投入”。他解释称,“众所周知,良好的教育有益于人们的健康、财富和幸福,且教育水平与寿命预期和经济增长间呈正相关性。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起其他人可以工作得更久,同时也有更多的途径服务社会。”另外,麦克唐纳还表示,东亚国家可以通过帮助女性在生育后重返劳动力市场来鼓励生育。     

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续下降视角

人口老龄化现象主要通过人口转变理论解释,由于生育率下降不满足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设想,人口转变理论对人口老龄化的解释力受到挑战。从制度的角度研究社会养老制度建立以后形成的"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对生育率的影响,以期解释人口转变结束后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从生育率下降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发现,在"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制度下,养子收益减少、养子成本提高、家庭养子资源比例减少,使家庭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提高养子成本、降低家庭养子资源比例,由于家庭缺乏养子激励,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进而导致更严重的老龄化。老龄化一旦形成,具有不断强化的机制。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韩国人口老龄化过程及其启示

韩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60年代以后的生育率下降直到目前的超低生育率,韩国人口在世纪之交快速进入老龄化阶段。预计初婚年龄的升高、持续的低生育率和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将会使韩国人口进一步老化。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已经为韩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成为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韩国的老龄化过程、现状以及采取相应的对策,将对中国具有启示意义。     

论稳定低生育水平

中国经济已进入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新发展阶段,从可持续发展计,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必须把已出现的低生育水平稳定住。我国已经是低生育率国家,但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定。从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来看,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使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协调起来,积极寻求扩大内需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结合点,增加计划生育的政府投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处理好稳定现行政策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机制改革与创新的关系。     

日本和法国的少子化对策及启示

日本和法国同为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尽管导致两国少子化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两国都为扭转少子化趋势推出了诸多举措。法国少子化对策的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推出了名目繁多的家庭补贴制度;二是积极创建工作育儿两不误的环境;三是在总和生育率尚处于并不太低的水平时就及早推出了各种举措。反观日本,日本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推出了诸多举措,但收效甚微,重要原因在于日本在总和生育率已降至很低水平时才调整人口政策并且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力度远远不及法国。法国少子化对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企业、劳动者的紧密配合,举国一致为此付出努力。可见,要想从“低生育率陷阱”中摆脱出来,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及早深刻认识少子化的消极影响,举国一致付出艰辛努力,政府、企业、社会形成合力共同应对。     

中国的极低生育率

随着生育率转变的全球化,越来越多国家的生育率达到低水平.生育率不仅降到更替水平,而且越来越低于更替水.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对低生育水平的进一步分类:当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称作低生育率(low lity);当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5以下时,称作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而当总和生育率降到1.3以下时,称作最低或极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     

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

本文介绍了目前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问题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论述了人口数量控制与几种人口现象的关系 ,论证了低生育率水平下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首要任务。最后认为 :对现行生育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的意见仍需要审慎考虑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人口问题之探讨及其对策

日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均处于低生育率水平,但各自所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人口问题迥异,应对战略不尽相同:中国台湾地区地狭人稠,人口减少未必是坏事,应以稳定生育率为首要,鼓励适龄结婚,带动生育率回升,放宽移民政策,移入高素质人才,提升竞争力;日本总人口已经负增长,应鼓励生育,改革教育,坚持能力主义;中国大陆人口面临结构和数量双重压力,应以调整人口结构和控制人口数量并重为首要任务,提升人力素质。     

2000～2010年中国生育水平推算——基于“六普”数据的初步研究

文章根据公布的"六普"数据,对2000～2010年中国生育水平进行模拟推算,并与往年普查及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2000年"五普"0～14岁低龄人口漏登2 056万人,女性漏登率高于男性,1岁和7岁组漏登率最高;2000～2010年育龄妇女人数增长了7.86%,生育水平相对较低的35～49岁女性增幅较大;总和生育率经历了由降到升、再到稳中有降的过程,2000～2009年历年加总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1.48。另外,"五普"低龄人口漏登并未导致此前一些研究认为的近10年"生育率被严重低估"的结果,由普查与调查数据直接获得的总和生育率与推算值之间的平均落差仅为0.09。在生育率低走、育龄妇女人口规模缩小且其年龄结构持续老化的多重影响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应引起高度重视。     

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变动及预测

人口出生水平取决于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以及育龄妇女比重.文章利用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的初育年龄对其终身生育率进行预测,并据此测算1990年、2000年以及2010年三个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出生率,结果表明,这三个年份的出生率估计值均能够以较小的误差接近由总和生育率计算得到的人口出生率真实值.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解释了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持续下降以及近十年来始终处于低水平的现象,是由30岁以下的年轻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和占总人口比重共同下降所致.考虑到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文章还模拟了高、 中、 低三种预测情景下2011—2050年中国人口出生规模的变化,指出即使在文章设定的高生育水平方案下,人口出生规模也只能在短期内实现回升.因此,为促进未来人口出生数量渐进增加,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目标仍须适当提高.     

江苏太仓市低人口生育率原因剖析

江苏太仓持续降低的人口生育率引起人口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并不是人口生育过程中的波动造成的,而是呈现出比较稳定的逐年下降的趋势。本文通过历史数据剖析了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的成因,并依据在该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剖析太仓市妇女二胎生育意愿,预测未来太仓未来人口生育率的变动。     

对我国未来“内生型”极低生育率水平的预警分析

本文通过对世界“内生型”极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主要影响因素分析,采用横截面替代方法得出了在极低生育率条件下生育率影响因素的替代系数,并对我国生育意愿达到“内生型”极低生育率的时间进行了估测,为我国调整生育政策避免进入“逆马尔萨斯”陷阱的人口危机做出了预警,并结合实际对我国生育政策微调提出了相关建议。     

有关低生育率的几个问题

１低生育率的概念与事实 在过去的２００年里，人类人口经历了死亡率和生育率由高到低的“革命性”转变，人口学家们称之为“人口转变”。如果从量上来刻划这种转变，一般是平均预期寿命从４０岁以下上升到６５岁以上，总和生育率从６以上降到３以下。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历了这种转变。然而从发达国家的趋势看，死亡率和生育率在达到低水平后，仍然在继续下降。２０世纪末，发达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７５岁，总和生育率降到了１．５。因此，２１世纪的来临，往往被称作“长寿时代”的来临和“低生育率时代”的来临。 “…     

近年生育率显著"回升"的由来——对2006年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的评价研究

文章用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公开出版的数据资料对该调查所反映的"近年生育率回升"结果进行了研究与分析.通过对该调查的抽样方法、样本分布等方面的研究讨论及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比较,可以断定2006年调查在抽取样本上明显有偏,偏重反映了新近结婚并在户籍地怀孕、生育、哺育的育龄妇女,但严重遗漏了年轻、未婚的育龄妇女.因此,该调查显示的"近年生育率回升"主要是由于调查偏差所致,并不能代表全国的生育情况.文章分析了已婚总和生育率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之间在水平及年龄模式上的差别,指出这两种口径的统计结果之间无可比性.     

日本生育水平变化分析

日本作为少子老龄化最典型的国家其生育水平的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使用"寇尔生育指数模型"分析二战以后日本生育水平的变化,探讨其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二战后,1947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最高值4.54;之后生育水平不断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值1.26;近年来日本生育水平缓慢提高,2014年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42。日本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率下降及结婚率的降低。婚内生育率不断下降是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导致的婚内生育意愿下降造成的,生育不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也不再是妻子必须履行的义务。结婚率的降低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不愿过早结婚生子。婚内生育率与结婚率变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早期婚内生育率下降是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结婚率的变化仅起到辅助作用;中期结婚率的下降成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主要诱因,而婚内生育率水平则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生育水平有所回升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水平缓慢提高,结婚率下降对生育水平的消极作用也几乎释放完毕。未来日本在结婚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要想进一步提高总和生育水平就必须提高婚内生育率。政府必须在降低育儿成本、提高生育家庭的补助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家庭多生育子女。     

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27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北大核心

中国的生育水平长期提振乏力,借鉴世界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反弹经验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势在必行。以27个低生育率典型国家为例,在构建追踪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生育支持政策组合对总和生育率反弹的影响以及性别平等发展水平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支持“男性单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支持“双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更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经济支持政策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有稳定的正向关系,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受到性别平等发展水平的调节;在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应考虑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组合,并深度思考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情景,营造性别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