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石刻《元佑党籍》

一九八二年我写过《流放岭南的元祜党人》一文,论述北宋绍圣、元符以及崇宁年间,先后被作为“元祐奸党”流放岭南的一些历史人物,他们历尽艰苦流离的情景,以及他们在贬所生活中传播了中原文化,对促进岭南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则继前作,路述“元祐党籍”和几个《元祐党籍碑》的历史发展,桂林石刻《元祐党籍》的历史价值,并及与它互为补充的融水《元祐党籍碑》。一、“元祐党人”之称元祐党这一党名,不是自称的,而是被强加的。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死后,哲宗继位,是年方十岁的孩子,由太皇太后高氏,他的祖母,垂帘同听政,实际     

北宋后期的御将新体制及其影响

北宋前中期朝廷坚持"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但是到后期,主导变法的宰臣与神宗、哲宗、徽宗父子将富国强兵、对外军事拓边作为了变革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目标之一。神宗支持王安石主导拓边,其御将体制不同于传统的"将从中御",而是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御将新体制,即由主导变法的宰臣主持边将实施边事活动,边将往往由主导变革的宰臣荐举,在边事活动中,宰臣大多以私书方式指导边将从事边事活动,其军事成败往往与宰臣的自身政治命运甚至整个变革成败密切相连。因此,主导变革的宰臣极为看重边将的选任及其军事成效,而边将在宰臣支持下,亦能较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取得显著战功。其中,"熙州成功"范例,正是御将新体制的必然产物。随后在绍圣、元符时期,章惇能适时沿袭该体制,也在军事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不过,随着变法主导权一旦回归到神宗父子手中,"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又得以逐步恢复。尤其到徽宗朝后期,由徽宗主导的御将体制弊端明显,并且它对钦宗朝御将体制的构建以及北宋灭亡均产生了直接影响。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

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那次著名的变法运动,历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言下之意,这场变法的主宰自然是王安石。自８０年代起,不少学者已注意到此名称难免以偏概全,因而慎重地将“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作为这场变法的称谓,很显然熙...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南宋学者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

本文针对周梦江先生在《陈傅良先生文集》序言中认为“南宋学者都将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的观点 ,提出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 ,陆九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有高度的评价 ,说陈亮把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也无不可。而叶适并没有把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相反认为变法的失败是北宋之亡的原因之一 ;他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是肯定的 ,虽有批评 ,也是一个改革思想家对另一个改革思想家的批评     

论元丰改制在中国古代官制发展变化中的作用

论元丰改制在中国古代官制发展变化中的作用葛桂莲北宋中叶，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民族危机的加深，＂积贫＂、＂积弱＂之势日益严重。为了挽救赵家王朝的统治危机，神宗在王安石等革新派的大力倡导下，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变法运动，即＂照本变法＂。元丰改制是照丰变法...     

苏颂与北宋科学

苏颂,(公元1020年-1101年),字子容,北宋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人.他与王安石同登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至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苏颂为人正直,为官五十余年,遵守法规,不为奸污.宋神宗时领导一个科技班子,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首创世界上第一座天文授时仪器"水运仪象台",编著驰名后世的《本草图经》、《新仪象     

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

高太后去世后,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恢复熙丰新法,号称"绍述"神宗之政,结束了"元祜更化"."元祜更化"时期,元祜旧党对熙丰新党进行了残酷的排挤打击,到这时,重新上台的绍符新党又对元祐旧党展开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进一步向白热化发展.这种渐趋恶化的党争局面的形成,与当时新旧两党共同的阶级基础--士大夫阶层自身在政治斗争中的惯性逻辑思维是分不开的.     

试析王安石变法中的矛盾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制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陆续颁行新法。 赵宋王朝积弊已久,变法以前就已有许多官员对当时严重的财政困难和内外交困的状况表示忧虑,并试图革除弊政。王安石做鄞县知县时,“起提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仰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受到时人称赞。但后来变法为什么遭到朝野人士的一致反对呢?北宋重要的官员多为进士出身,应该说他们还是比较关心民     

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

冷辑林、乐文华在《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１期撰文指出,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那次著名的变法运动,历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言下之意,这场变法的主宰自然是王安石。自８０年代起,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此名称难免以偏概全,因而慎重地以“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作为这场变法的称谓。很显然熙丰变法比旧称更接近史实。但要进一步指出这场变法的主宰是谁,却似乎很少有学者感兴趣。名不正则言不顺,一场变法的主宰往往决定着变法的命运。分清变法的主宰对于熙车变法的研究至关重要。作者认为,宋…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的两次改革运动。前者发生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主持者是范仲淹;后者始行于宋神宋熙宁二年(1069年),中止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主持者为王安石。这两次改革,前者不到一年便消声匿迹,后     

熙丰变法时期的海外贸易

北宋神宗朝发生了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变法运动。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包括当时的海外贸易。探讨熙丰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填补宋代海外贸易史研究的重要空白,还可以加深我们对熙丰变法的认识。     

宋高宗朝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

宋高宗朝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高纪春（河北大学历史所）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北宋政权在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中几经反复，最终落入蔡京等一批投机官僚的手中。蔡京集团在“绍述”旗帜下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正如当时一般正直士大夫所指出的那样，是“假绍述之名，行...     

王安石戳穿司马光冒充公论的假面具

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政治改革的高潮,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也特别激烈.当时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疯狂地阻挠王安石的变法,指斥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四大罪状:新法名目繁多是为“生事”;不把财政工作交给三司,而另立三司条例司理财,是为“侵官”;广置使者,行新法于四方,是为“征利”;拒绝接受保守派意见,是为“拒谏”.王安石严正地给予回击:“议法度而修之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兴利除弊,不     

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其成败

自宋神宗朝以后,北宋中央的军事决策机制得到重构。熙宁时期实行皇权与相权共同决策的机制,枢密院地位有所下降。元丰时期皇权决策逐渐走向独断。绍述时期相权有所膨胀,章惇曾以私书控制西北对夏战局。徽宗时期中央的军事决策与神宗朝颇为相似,也呈现出独断的特点。其在整体上虽保持着经略安抚使边防统兵体制,但是在具体的几场对夏战争中,中央首先任命副相主持边防战局,其后又任用宦官,转而又专任将帅,仅在哲宗时期的对夏战争中维持了传统的经略安抚使边防军事决策机制。在边防决策与执行上,从啰兀城之战到统安城之战,仅神宗后期的兰州之战及哲宗朝的洪德堡之战、平夏城之战等几场守御性质的战争获胜,其余几场主动进攻之战皆以失败告终。在进攻战中,决策者及统兵官皆存在决策失误和轻敌妄进之举,且在深入西夏腹地以后未能解决粮草不足的问题,这与战前决策的失误有重要的关系。在哲宗朝的守御之战中,统兵官则一改以往在对夏战争中轻敌妄进的传统弊病,发挥了避实击虚的持重优势。     

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读叶坦《大变法》

发生在十一世纪中期的王安石变法，由于其变革的激烈及对社会的震动极大，在中国历史上曾引起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间，凡谈政治变革，必然提到王安石变法。他始终是政治史的热点。北宋由王安石等人积极倡导的这场改革，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一１０８５年），也称熙丰变法，是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是在当朝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可是轰轰烈烈兴师动众的变法失败了。它失败得那么惨，所有的改革措施均在王安石退位以后—一撤除，连他与宋神宗经过两年切磋研究苦心经营，旨在强国富民，朝廷受惠最大的免役法也被罢废，至此…     

北宋变法派首次分裂问题试探

熙宁七年北宋变法派内部的首次分裂,主要源于具有同等资历的曾布和吕惠卿同朝共政时期的职位变动及权力之争,而市易违法案的发生,直接促使变法派内部矛盾及权力斗争迅速激化,最终导致变法派无可挽回地走向分裂。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了王安石、曾布和吕惠卿等人的政治浮沉,更对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和北宋后期政治走向的大局,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宋儒治道思想研究——基于"本朝百年无事"叙述维度的双重性

到宋仁宗嘉秸时期,北宋的稳固统治已历百年,宋儒开始频繁地通过"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意见.这一叙述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描述性叙述,表现为美化本朝政治,增强过去的治安与现在的弊病的对比,藉以讽谏人君居安思危,保守祖宗基业;一是解释性叙述,亦即解释"本朝百年无事"的历史成因,从中提炼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治道准则,用以规范本朝政治的发展.虽然描述性叙述作为政治讽谏的一种方式,一直被宋儒延续下来,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解释性叙述逐渐成为主流.在对"本朝百年无事"成因的解释中,王安石提炼的治道准则,开启了北宋变法改革的大门;而其他人提炼的治道准则,却悄然关闭了宋代变法改革的大门.宋儒的"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是考察宋代政治与文化演进的一个有益视角.     

关于王安石的师承与后裔

王安石的师承渊源明确可考者有杜子野、张铸、谭三人 ,而向来遭受质疑的周敦颐与李觏也应与王安石存在着人际上的交往和思想上的交流。王安石的后嗣绵延不绝 ,虽然多因北宋后期的党争而仕宦坎坷 ,但绝非诸多宋人笔记中所载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