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居》中季连与鬻熊事迹的传说特征

历史记载,楚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鬻熊之前的传说阶段,这一时期的先祖楚人称之为楚先。第二阶段是熊丽至宵敖,楚人称这一时期的先祖为公,如铜器铭文中的楚公家、楚公逆等,我们称之为楚先公时期。第三阶段是楚王时期,自武王始至楚亡。自武王开始,史料丰富,世系清晰。     

《清华简·楚居》记载的夏商之际楚人活动地域

以古籍文献及《清华简·楚居》记载为据,研究楚王族先祖季连部落早期的活动地域;认为季连在夏王朝灭亡之后投靠了商王朝,并娶了"盘庚之子"妣佳,与殷商王朝结为婚姻。季连之裔孙鬻熊的妻子妣,生丽季时因由脅间生出而死去,巫用荆楚条把妣的身体缠包复合而葬。为了纪念鬻熊的妻子妣,自鬻熊始这一支部族开始称为"楚人"。《清华简·楚居》记载的地名也揭示了楚人先祖这个阶段向殷商王朝示好与表示臣服的活动和过程,以及楚人称为"楚"的原因。     

《采薇》的年代、作者及其他

《诗经·小雅·采薇》一诗虽然写的是守边卒思家的忧伤,但作为背景的战争却分明是一次胜利的保卫战。从诗歌记载的内容看,当时国力还相当强,军威还相当盛。懿王时既已戎狄交侵,实则无力还击了,只好迁都槐里(陕西兴平)。到处跑着避难的君主当然不会有“四牡(?)(?)”、“ 四牡业业”“四牡翼翼”的军威,也不会有“象弭鱼服”的阔绰装备,当然更不会打出“一月三捷”的大胜仗。 一个月的功夫连打三次胜仗,《诗经·小雅·采薇》上写得明明白白。某些学者为了某种需要硬把“捷”解作“接”,毫无根据,全凭猜测,这是难以服人的。“捷”,胜利的意思,现在也这样讲,大捷,即大的胜利,很通俗,何苦故弄虚玄把它搞成通假字,曲译成“接触”的“接”呢?”一个月和敌人接触三回,这象话吗?接触干什么?是谈判还是打仗?谈判不可能,写打仗还有写接触的吗?说接触的结果不分胜负,不损一兵一马全军退回来了,古代有这种接触战法吗?聪明反被聪明误,通假的解法舍近求远,反而搞糊涂了。 史书上没能记载的胜仗是存在的,比如康王时打击西北的(犬严)狁,抓了一万三千多俘虏。这若没有小盂鼎的铭文,谁也不知道,可见“成康之治”并非虚话。《诗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犬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遣戍役,以守卫中国。     

接受美学视角观照下的“读《山海经》十三首”

对"读<山海经>十三首"组诗的解读学术界存在着历史主义和接受美学两种倾向.历史主义者穿凿附会,旨在挖掘组诗的政治寓意,结果诸家解释互相矛盾.而实际上,"读<山海经>十三首"是接受美学的一个典型案例.在阅读<山海经>时,陶渊明的期待视野与<山海经>的神话性质相契合.他以<山海经>游仙娱情,渲泄政治愤懑,从而获得了"俯仰终宇宙"的审美乐趣和人生自足.     

《山海经》的性质与成书

《山海经》是一部先有图册,后有文字的著作。商周时代的职方氏是《山海经图册》最早的绘制者,训方氏则是《山海经》释图性文字的最早著作者。从最初的来源、作用乃至具体的文字结构上看,《山海经》应该是一部由宫廷传播开来的具有地理性质的释图类著作。《山海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它大致属于先秦古籍。《山海经》所载大多为先秦时期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掌故或对天下地理的普遍认识,其中多有对于出铁之山的记载,同时充斥着大量的神仙方术、长生不死等思想,因此,《山海经》既非成书于夏代,也非秦汉以后的著作,其大致当是产生于商周至于春秋、战国时代。     

《山海经》对汉大赋自然环境描写的影响及原因——以《子虚》、《上林》赋为例

通过对《山海经》与《子虚》、《上林》赋在内容、叙述形式、语言形式上的对比,考察了《山海经》对二赋自然环境描写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反映了《子虚》、《上林》赋对《山海经》中博物思想的继承。《山海经》的影响并不止局限于《子虚》、《上林》赋之中,汉大赋,甚至之后的赋体创作都有这种影响在其中。     

《敕勒歌》的篇题、作者及产生年代

本文就《敕勒歌》的篇题、作者及产生年代等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学界。一、关于《敕勒歌》的篇题注释《魏书·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可见,“敕勒”为北朝种族(或部族)名,又称狄历、高车、丁零。所以《敕勒歌》当是“敕勒族民歌”的意思。但自古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敕勒歌》是鲜卑族民歌。其根据和理由,是《府乐广题》记载:敕勒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认为既然“本鲜卑语”,就只能是鲜卑族民歌了。然而,据此断言《敕勒歌》为鲜卑族民歌,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清华简《系年》管窥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已由上海中西书局于2011年12月出版,这是先秦史研究和简帛研究界的一大盛事。此书整理工作严谨认真,图版精美,释文准确,注释要而不繁,堪称典范。但百密难免一疏,有一些地方也还值得讨论。现略陈一二,请大家批评。     

《释名》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考

刘熙所著《释名》是我国早期著名训诂著作,与《尔雅》、《方言》、《说文》齐名。对于它以声训“推论称名辨物之意”,前人已有很多鞭辟入里的阐发。但是关于它的作者却还存在不少有待廓清的疑问,至于它成书的确切年代则更是个悬案。由于资料的极端匮乏而且每有抵牾,刘熙的生平事迹今天几乎一无所知。《三国·吴志·程秉传》云:“(秉)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士燮命为长史”;《薛综传》:“(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士燮传》:“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阝少马)为交州刺史。(阝少马)到,     

关于《中庸》的作者及著作年代

《中庸》一书,在我国思想领域里有着广泛的影响。近代的思想史、哲学史、教育史著作,每每都要提到它。它的作者是谁?成书于何时?这似乎都已不成问题。《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后汉郑玄亦如此说。宋儒朱熹以《中庸》为     

《臣轨》的作者、年代和价值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曾经有过不少论述为臣之道的书籍,但轰动一时,流传甚广的只有一部,那就是《臣轨》.《臣轨》凡二卷,十章,由序、正文和论三部分组成,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用不着深论.本文拟探讨一下《臣轨》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学术价值.《臣轨》的作者是谁?历来说法不一.《旧唐书·经籍志》说是武则天.《新唐书·艺文志》     

《礼记》有关篇章作者及成文年代

郭店简与上博简的发现与研究使《礼记》有关篇章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我们认为《礼记》一些有关思想方面的重要篇章成书于战国中前期的儒家七十子及后学之手,他们在战国时代社会环境的要求之下,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儒学。     

《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成书年代是公元前514年

迄今为止,《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尚无定论。根据历史事件的资料考证,推断出《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成书年代应是公元前514年。     

《玉篇》写作及成书年代考

关于《玉篇》的成书年代 ,宋本《玉篇序》中指出为梁大同九年 ,但由于这段文字有许多矛盾和可疑之处 ,故后人对大同九年之说多有怀疑。本文对其疑点进行分析考辨 ,并结合有关史料 ,认为大同九年为《玉篇》成书之年是可信的。《玉篇》始写作之年历来无考 ,本文推测考订为大同四年     

关于《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渲染敷陈春秋末年吴越相继兴亡故事的专著《吴越春秋》,史家著录,自《后汉书·赵晔传》、《隋书·经籍志》迄《四库》,都以其为东汉经师赵晔所撰。今各家文学史、小说史等论著都采用此说,本无可疑。然《隋书·经籍志》、新旧《唐志》、《读书志》、《通考》等均著录晔撰《吴越春秋》十二卷,自《宋志》以降,已作十卷,与今传本(指元大德十年刊本)同。隋、唐二志及《读书志》、《通考》同时并载有晋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并见《晋书》),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而自《宋志》以降,杨方、皇甫遵二书即不见著录。由此,遂有今传本出于谁手之疑。自明迄今,歧说尚多,大致有五,现缕述如下:     

《笑林》作者辨证及性质论析

邯郸淳为《笑林》作者,曾受到一些学者的怀疑,其最主要根据是《笑林》中记载了发生在黄初五年的事件,而这时邯郸淳被认为已经或即将谢世,不会闻知。通过考辨史料,可以断定邯郸淳在正始年间之前有建《三字石经》的事迹,必然在黄初之后的很长时间尚在人世。《笑林》作为笑话专集是为了娱乐目的产生的,与三国时期士人的风尚有一定关系,因其娱乐性质,也表现出对笑话特有叙述技巧的注重。     

20世纪《木兰诗》成诗年代、作者及木兰故里研究综述

《木兰诗》是北朝民歌中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20世纪以来,学界对《木兰诗》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在《木兰诗》的成诗年代、作者及木兰故里等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对此进行归纳梳理,对未来《木兰诗》的研究将大有裨益。     

《易传》的成书年代与作者新说

《易传》除《杂卦》而外,均成书于孟子、荀子之后,司马迁之前,其成书的先后顺序应该是:《系辞》、《文言》、《彖传》、《象传》、《序卦》、《说卦》、《杂卦》。作者除《说卦》为汉初方士儒,《杂卦》为汉武帝以后的汉儒所作外,其他基本上是战国末至秦、汉初的子夏后学所作。《易传》的出现体现了百家争鸣以来,儒家"以神道设教"构建儒家化形上学的努力。     

《正月》、《十月之交》作者、作年、主旨关系考

从汉代到当代，对于《诗经》这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就整体而言，主要是侧重文本的阅读与阐释。本文试图另觅角度，从具体诗篇出发，即《小雅》中的《正月》和《十月之交》，通过对作者、作年、主旨等方面的比较，探讨这两首诗的关系。并顺便阐述本文写作过程中发现的关于《诗经》的其他一些问题。     

《湘君》、《湘夫人》的写作年代和屈原的思想生活轨迹

文章通过综合研究认为，《湘君》、《湘夫人》是屈原自疏和被召回时的作品。《湘君》写于楚怀王十五年稍后，《湘夫人》作于十六年左右。二诗用象征手法写出了屈原自疏后的焦灼心情和召回时的欢悦之态。屈原反覆强调的“练要”表明他非常注重修名。为了国家，他反覆托人致意君王，这便是作者多次提到的求媒。“求媒”是楚国处理君臣关系的文化惯例。屈原作品中大量的香草原是为了礼义的需要而佩用与栽种的，只有部分用来比人才和“美人”。屈原在洞庭湖畔的生活非常凄苦，但宅心君王的初志从未改变。